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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
资源与环境问题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在人类社会发展初期，人口数量有限，而自然资源相当丰富，所以经济发展对资源与环境的影响很微弱，基本上构不成什么资源与环境问题。但是，随着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社会生产力的日益增强，人类施加给自然环境的压力越来越大，于是就逐渐形成了严重的资源与环境问题。
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在其经济学和哲学著作中就深刻阐明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类活动对于自然环境的影响，并且明确指出了环境问题的经济根源与解决途径。[1]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了自然再生产过程与经济再生产过程的辩证关系。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淋漓尽致地描绘了英国工业城市曼彻斯特的严重污染状况，敏锐地指出了环境问题产生的两个根源：一是人们对自然规律认识不足；二是现有的生产方式忽视了比较远的自然和社会影响。同时他们又指明了解决环境问题的两条基本途径：一是学会正确理解和运用自然规律，学会认识人对自然界正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影响；二是合理地调节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有计划地进行生产和分配。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人与环境关系的论述，是开展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
随着环境污染、资源耗竭和生态破坏情况日益严重，人们越来越感到需要对人口、资源与环境问题进行经济分析，而这也就相应地产生了人口经济学、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把人口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提出来进行研究，始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1939年英国经济学家雷德韦出版了他的《减少人口经济学》一书，对降低人口增长率所产生的经济效果进行了分析。1947年美国经济学家斯彭格勒发表了《人口增长经济学概论》一文，也正式使用了人口经济学这一命题。[2] 从此一批专门研究人口与经济之间关系的论文和专著相继问世。而把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则始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在西方发达国家，严重的环境污染激起了强烈的社会抗议，引起许多经济学家和生态学者开始考虑传统经济学的局限性，从而把环境和生态科学的内容引入到经济学研究之中。成立于1952年的美国未来资源研究所（RFF），是世界上最早的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业研究机构。作为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奠基人，约翰·克鲁梯拉（John V.Krutilla）和艾伦·克尼斯（Allen V.Kneese）早期从事发展经济学研究，后来转为研究环境经济问题。克鲁梯拉侧重于公共投资的环境影响和自然资源价值的评估，其1967年发表的《自然资源保护的再思考》，为自然资源经济学的奠基之作。后他又与费舍尔（Anthony C.Fisher）合著《自然资源经济学：商品型和舒适型资源价值研究》，被广泛应用于指导公共项目投资和政策选择。克尼斯则侧重于环境污染影响评价和环境管理研究。美国未来资源研究所对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应用，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并出版了《RFF环境经济学丛书》。[3]
实际上，在经济科学中，一直有关于经济福利与自然资产储备之间关系的探讨，所以有关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文献，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30年代，如阿瑟·庇古（Arthur Pigou，1932）就有把污染看作是外部性的思想。格雷（Gray，1914）和霍特林（Hotelling，1931）都对可耗竭资源如煤及金属矿藏的折耗程度做过分析。而关于增长极限的分析，更早在19世纪就已由约翰·斯图阿特·米尔（John Stuart Mill）作出了。但是，对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进行系统地研究，则是20世纪60年代的事。在这期间和之后，许多经济学家曾试图运用经济学原理分析环境经济问题，努力把环境经济问题的研究建立在坚实的经济理论基础之上。但是，他们最后发现，传统的经济学存在着重要的理论缺陷，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考虑“外部不经济性”，在生产成本中没有考虑环境与资源成本；二是衡量经济增长的经济学标准——GDP不能真实地反映经济福利，因为根据经济增长所反映的“经济发展速率” 并不能正确地反映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针对这些缺陷，一些经济学家开展了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关系的研究。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瓦西里·列昂节夫（W.W.Leontief）利用投入产出分析表分析了经济发展对环境的影响，并研究了环境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这是世界上最早从宏观上定量分析研究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著作。美国另两位著名经济学家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和伏·诺德豪斯（W.Nordhaus）针对国民生产总值不能准确反映经济福利的缺陷，提出了“经济福利量”（Measureof Economic Welfare，简称MEW）的概念。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在托宾和诺德豪斯研究的基础上，把经济福利改为经济净福利（Net Economic Welfare，简称NEW），证明了按人口平均计算的经济福利增长比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缓慢得多，而且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环境污染是一种外部的负经济效果，即外部不经济性。
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米多斯（Meadows）等的《增长的极限》一书。[4]作者利用数学模型和系统分析方法，研究了世界人口、农业生产、自然资源、工业生产和环境污染等五个因素的内在联系，提出了“零增长”的观点，虽被批判为悲观派，但其把五个变量作为有机统一体进行定量分析，研究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提供制订政策的依据，这是经济学研究史上的新尝试，推动了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1972年，美国经济学家斯彭格勒出版了《人口经济学》一书，对人口经济学的内容作了具体的阐述。1977年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出版了《人口增长经济学》一书，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影响人口增长的各种经济因素进行了理论的、数量的论述和分析。从70年代后期开始，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不断地举办培训班和研讨会，推动环保费用效益分析和环境资源核算的研究和应用，并出版了许多有关的文集和书籍。80年代后期开始，联合国统计署组织专家研究资源环境核算及其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问题，经过多年探索和多次国际专家会议研讨，于90年代中期出版了《综合环境与经济核算体系（SEEA）》应用手册，并建议世界各国试/施行。
90年代以来，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全球环境社会经济研究中心，在大卫·皮尔斯（David W.Pearce）教授和克里·特纳（Kerry Turner）教授等领导下，围绕可持续发展和全球性环境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环境经济问题研究，并在环境价值计量及实现代际公平的途径等方面有重要贡献，出版物非常丰富，最著名的有：皮尔斯和特纳合著的《自然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皮尔斯等编著的环境经济学丛书《绿色经济的蓝图》（已有五册译成中文），皮尔斯和杰瑞米·沃福德（Jeremy J.Warford）合著的《世界无末日：经济学、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还有挪威学者斯泰恩·汉森（Stein Hansen）所著《发展中国家的环境与贫困危机》，经合发组织介绍发达国家在环境经济政策方面成效和经验的著作《OECD环境经济手段丛书》等。所有这些，都是最新的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方面的著作，在我国翻译出版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从人口、资源与环境问题的发生、发展，以及人们对环境问题与经济发展关系认识逐步深化的过程来看，环境问题与经济科学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可以发现，传统的经济学不仅不能解释何以发展经济的结果，会导致严重的环境污染、资源枯竭和生态破坏；而且正是由于传统经济学的缺陷，才造成了令人震惊的环境后果，并反过来又使经济发展受阻。这给传统经济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因此，从20世纪中后期起，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了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他们不断地吸收其他一些经济学家的有关理论和方法，如外部性理论、公共物品性理论、一般均衡理论、投入产出法，系统动力学方法以及费用效益分析等研究成果，初步建立了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体系。
（二）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与其它学科之间的关系
在人口科学、资源科学、环境科学和经济科学的理论指导下，在解决人口、资源、环境问题的实践过程中，先后形成了人口经济学、环境经济学、资源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等各具特色的学科，并在发展中不断拓展着自己的研究领域。对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和人口经济学、环境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生态经济学之间的相互关系，目前学术界有着不同的看法。在此，我们把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定为一个总的名称，而把人口经济学、环境经济学、资源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作为它的四个分支学科。
1. 人口经济学
人口经济学是研究人口与经济之间相互关系及其变化规律的科学。在人类社会中，经济和人口都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人口与经济的发展变化不是各自孤立进行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的。人口经济学的任务，就是揭示人口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内在的本质联系，阐明人口与经济相互关系的变化规律，即人口经济规律。人口经济学不是单纯地研究人口过程及其变化规律，也不是单纯研究经济过程及其变化规律，而是研究人口经济过程及其变化规律。古典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马尔萨斯是最早正式开展人口经济研究的，他在1798年发表的《人口论》，把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归结为人口与生活资料之间的关系，主张对人口增长加以抑制，对后来的人口经济学产生了重要影响。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地继承古典经济学有关人口经济思想合理成分的同时，深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口与经济的关系，创造性地提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口经济规律——相对过剩人口规律。把人口经济学作为一个专门课题和独立学科提出来进行研究，始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人口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包括：人口经济学的诸理论、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经济适度人口理论等。
2．环境经济学
环境经济学也叫公害经济学，它主要研究环境污染与经济活动的关系，即经济活动中的污染破坏环境问题和污染及其防治中的经济问题。具体来讲，它主要研究的是：污染及其防治的技术经济分析、污染控制措施的费用效益分析、经济意义上的最佳污染控制水平的确定、环境污染的投入产出分析等。污染经济学的主要理论基础是福利经济学，其研究方法是一种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相结合的方法，在宏观方面侧重于用规范经济学方法研究，在微观方面侧重实证经济学方法研究。从西方的研究进程来看，它早期的研究侧重于理论，如外部性理论、公共物品理论等。近期的研究则转向环境经济分析技术以及环境管理经济手段和政策建议，如在环境经济系统规划中引入投入产出法、把费用效益分析方法应用于一般的环境管理决策问题，以及如何在现代环境管理中应用市场经济手段等。
3.资源经济学
资源经济学是在研究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原苏联和东欧的一些学者把环境问题看成是自然资源的是否合理开发利用问题，并相应构建了一门自然资源利用经济学或称为环境保护与自然资源经济学。其核心论点是，认为社会经济再生产过程与自然资源再生产过程紧密相联，社会经济再生产过程以自然资源再生产过程为前提，而自然资源再生产过程的变化又取决于社会经济再生产的方式、结构和规模。因此，资源经济学是研究自然资源与社会经济相互关系及其发展变化规律的学科。1931年，美国经济学家霍特林发表了《可耗竭资源经济学》一文，阐述了可耗竭资源价格的增长率必须同贴现率相等的观点，被认为是当代资源经济学的思想起源和理论基础。20世纪70年代能源危机以后，资源经济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相关代表性著作有：美国索洛的《资源经济学或经济学的资源》、勒孔伯的《自然资源经济学》、莱卡姆勃的《自然经济学》和班克斯的《自然资源经济学》等。资源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内容有：一是有关基础理论，包括自然资源的分类及其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二是自然资源稀缺的评价与缓和途径；三是主要自然资源如能源、水资源、土地资源、森林资源等的合理开发利用种管理及政策问题等。
4.生态经济学
生态经济学是生态学与经济学交叉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边缘学科，甚至最先出现的生态经济学这个英文名称，也是由生态学和经济学两个英文名称组合而成的（Ecology ＋Economics→Ecolo＋mics＝Ecolomics）。生态经济学的目的，是根据生态学和经济学的原理，从生态规律和经济规律的结合上来研究人类经济活动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关系。具体地说，它是研究使社会物质资料生产得以进行的经济系统和自然界的生态系统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的学科，是既从生态学的角度研究经济活动的影响，又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相结合形成的更高层次的复杂系统即生态经济系统的结构、功能及其规律的学科。它研究的主要问题有：探讨人类社会经济与地球生物圈的关系，包括人口过剩、粮食匮乏、能源短缺、自然资源耗竭和环境污染；研究自然生态系统与国民经济的关系，为制定符合生态经济规律的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战略提供科学依据；研究森林、草原、农业、水域和城市等各主要生态经济系统的结构、功能和综合效益问题；研究基本经济实体同生态环境的相互作用的问题。
（三）该学科在中国的发展现状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是人口科学、资源科学、环境科学和经济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相互交叉的产物，是研究人类——资源环境系统的发生和发展、调节和控制、改造和利用的综合学科。为了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调整研究生专业目录时，在理论经济学的一级学科下设立了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二级学科。截止2003年，全国共有博士点8个（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辽宁大学、新疆大学、厦门大学），硕士点24个，目前又有37个学校在申请建立这一学科的博士点和硕士点。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作为一门新的学科，目前仍处于创建和起步阶段，但是作为该学科的分支学科——人口经济学、环境经济学、资源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在我国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我国对于人口经济的研究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展开的。在经济体制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陆续有一些人口经济研究专著问世，比较有影响的有张纯元等主编的《人口经济学》（1983），它系统阐述了人口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然后论述了人口与生产、分配和消费之间的关系，考察了人口与经济增长的比例关系、人口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此后，彭松建编著的《西方人口经济学概论》（1987），胡鞍钢主编的《人口与发展：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的系统研究》（1989）比较引人注目。进入1990年代，又出现了一些有关人口经济的研究成果，具体有郑志晓的的《人口经济》（1994）、张世晴的《人口—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1994）、田雪原的《人口、经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1996）以及李竞能的《人口经济理论研究》（2000）等。总的来说，有关人口与经济发展、人口与资源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已经成为人口经济学的重要发展方向。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被介绍到中国是在七十年代末期，其进程与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步伐是一致的。二十余年来，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非常迅速，不但其一般理论和前沿成果得到及时引入和传播，而且结合中国实际所进行的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研究也取得了很大成果。在1978年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会议上，当时几位经济学家和环境理论工作者就提出了要运用经济理论研究环境问题。1980年后，中国环境管理、经济与法学学会成立，并于1981年在镇江市召开了“环境经济学学术讨论会”，出版了《论环境经济》一书。从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环境经济学在我国得到继续发展并进入相对成熟的阶段。于光远、厉以宁等一些著名经济学家，对环境经济学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和研究。李金昌等在环境价值及其定价方法、资源核算和资源产业化等新的资源经济理论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有关研究机构和大专院校也完成了许多环境经济研究课题，如中国环境污染损失计算、企业环境经济投入产出模型等，并相继出版了一些环境经济学研究成果和专著，比较主要的有李金昌等的《资源核算论》（1990）、张兰生等的《实用环境经济学》（1992）、王金南的《环境经济学》（1994）、李金昌等的《资源经济新论》（1994）、厉以宁、章铮的《环境经济学》（1995）、张象枢等的《环境经济学》（1998）、马中等《环境与资源经济学概论》（1999）等。
我国生态经济学的研究始于1980年，在1980年8月青海省西宁市召开的一次全国性学术会议上，许涤新首次提出了生态经济问题。同年9月，由许涤新主持，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经济研究》编辑部联合召开了我国首次生态经济问题座谈会，正式拉开了我国创建生态经济学的序幕。1984年世界上第一个生态经济学术团体——中国生态经济学会在北京宣布成立。1987年9月由许涤新主编，一批生态经济专家撰写的《生态经济学》的出版，标志着以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理论为核心的生态经济学的初步形成。在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生态经济学领域相继出现了一些比较有影响的成果，主要有姜学民的《生态经济学概论》（1985）、马传栋的《生态经济学》（1986）、马传栋的《资源生态经济学》（1995）、王松霈的《生态经济学》（2000）、徐中民等著的《生态经济学理论、方法与应用》（2003）。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内容不仅覆盖人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中主要的、已经成型的概念、体系、逻辑和理论，而且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主线，将人口发展过程与资源配置、环境政策、可持续发展战略等内容紧密结合起来，以此形成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分析框架。
近几年来，尽管学术界对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在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问题上，目前并未形成比较一致和比较成熟的意见，尤其是还没有摆脱“块块式”的研究框架，基本上都是把这个本应有其统一而独特的研究对象的学科分成了四个部分：人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有的又加进了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部分，将人口、资源、环境作为可持续发展必须考虑的3个因子。“四分说”的错误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一个统一的学科不应该只是它的分支学科的简单拼凑。另外，可持续发展理论虽然把人口、资源、环境作为分析因子，放在了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之中，但因其更多地是从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及其政策选择的角度考虑的，缺少经济学意义上的分析，因而也就不能归入经济学科。
一门学科之所以能够区别于其他学科，关键就在于它的研究对象和学科体系的特殊性。关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学科体系，不少学者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但由于受该学科形成时间短的限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问题。
（四）该学科发展趋势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应当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成熟的范式，即基本的概念、理论和方法。[5] 目前，这门新兴学科所通用的概念基本上来自人口学、环境学、生态学以及相关学科原有的东西，尽管这是必要的，但无疑又是不够的，发展属于新兴学科自己独有的范式恐怕是今后的一个重点。展望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科的未来发展，应该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突破：
1.进行理论发展和创新，构筑起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一个学科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是拥有逻辑一致的理论框架。严格地说，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目前还没有自己独有的理论内核，它的理论基本上都是经济学的基础理论，而且这些理论基本上都是拼凑而成的。实际上，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产生是基于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矛盾，是对传统经济学的反思，因此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应源于传统经济学，而不应囿于传统经济学。
传统经济学把人口、资源与环境系统作为经济系统的一个外生变量，没有纳入经济分析的范畴。这里隐含的前提条件是：自然资源对经济系统的供给能力是无限的，总是能满足经济过程的需要；同时，环境对废物的吸纳能力也是无限的，社会经济活动产生的废弃物和生活垃圾都可以免费倾倒到环境中去。在这种条件下，经济学可以不考虑资源环境系统而单独研究经济系统的运行规律。经济学产生之初的年代，人与自然的矛盾尚不突出，经济学家的研究视角关注的是如何使经济系统的产出达到最大；或者是如何在既定产量水平下使投入的成本最小。因此，经济过程中的行为主体都是以利润最大化为追求的目标，这种分析问题的出发点逐渐演变成为古典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直至今天仍然是现代西方微观经济学经济分析的基本前提。
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人”在追逐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在价格这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下，可以把个人利己的行为引向增加国民财富和社会福利的行为。[6]实际上，经济人的逐利行为转化为公益行为是有条件的，这些条件包括：市场竞争是完全的，信息是充分且免费共享的，产权是清晰明确的，外部性是不存在的，交易费用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此外还隐含着资源环境都是免费使用且永远不会枯竭的前提条件。很显然，这些条件在现实当中是无法满足的。为了克服“经济人”假设固有的缺陷，不少学者提出了“生态人”假设。“生态人”假设认为，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系统中的人既受益于经济系统，又受益于资源与环境系统，更受益于二者的协调。他们不仅珍视个体的生命，而且还关心其他种群的延续；对于他们来讲，货币是价值，资源与环境也是价值；当代人的福利要保障，后代人的福利也不可忽视。因此他们在做出一项选择或决策时，会权衡各子系统收益与损失，以整个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系统长期效益最大化为追求目标。“生态人”假设是一种更高境界的人性假设。为了建立一种既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又有利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全新的价值判断标准，我们必须以“生态人” 假设作为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研究的逻辑起点，构筑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2.进一步拓展研究方法，将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
既然把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划入经济学科，那就应该从经济学的角度，按经济学的方法进行研究。但是，如何将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目前的经济学研究方法是无能为力的，因此我们必须对其进一步拓展。
从目前来看，为了把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综合研究，我们可以采用系统方法。所谓系统方法，就是根据事物本身的系统性把对象放在系统的框架中加以研究和考察，按照系统的特性和规律认识客观事物，解决和处理各种问题的一种方法论体系。[7]整体性是系统方法的基本出发点。它把整体作为研究对象，认为整体的性质与规律，只存在于组成整体的各要素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之中，而各组成部分孤立的特征之和，不能反映整体的特征。系统方法的整体性要求我们在研究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时，不能先分别研究人口、资源和环境各个部分，然后再把这些研究成果组合成一个整体，而是要在研究的全过程中始终把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看作是一个整体（系统），从系统各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关系中，揭示出整个系统的发展规律。综合性强是系统方法的一大特点，它善于解决复杂的问题。即使研究对象是多学科、多层次、错综复杂的问题，也能较为妥善的处理和解决。此外，系统方法注重定量的分析和统计，整个方法均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它可以根据需要和可能为系统定量地确定出最优目标，并运用最新技术手段和处理方法把整个系统分成不同等级、层次结构，在动态中协调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以达到总体最佳。
3.加强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应用性，使该学科能够做到理论联系实际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属于理论经济学范畴，正因为如此，目前的相关研究更多地停留在引进消化国外理论以及如何建立中国理论上。事实上，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是适应于综合解决人口问题、资源问题、环境总是等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的需要而产生的，它反映了研究、制定和实施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客观要求。如何使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理论成果，应用于实践，服务于实践，对实践起到应有的指导作用，将是该学科的生命力之所在。
从发展趋势上看，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将要面临的应用性问题主要有：（1）人口承载力。结合我国目前的资源与环境状况，如何合理地确定我国的人口规模问题，将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2）资源与环境战略。面对经济的快速发展，如何使我国的自然资源得到可持续地利用与有效地保护生态环境，将是我国今后的一大挑战。（3）环境资源核算。由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的国民经济总量指标（如GNP、GDP等）及其发展速度是国家决策最主要的信息依据，而它里面却没有环境资源的位置，这是可持续发展的一大限制因素。这也是绿色GDP之所以成为目前的研究热点的重要原因。（4）循环经济。循环经济是人类模仿自然生态系统而建立起来的一种新型的经济发展模式，目前，发达国家正在把发展循环经济看作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途径和实现形式。（5）环保产业。环保产业作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各国政府都将其放在重要地位。（6）资源与环境管理的经济手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如何充分发挥资源与环境管理的经济手段的作用。（7）费用-效益分析。对各种人口、资源与环境政策进行费用效益分析，并从经济学的角度说明可选方案的制定依据和经济合理性。（8）制度分析。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不仅要分析给定制度条件下的环境资源最优配置途径和均衡过程，而且还需要解释环境问题后面所存在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环境利害冲突和相互博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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