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从宏观层面来看，以突破性文明为特征的西方文明体系，注重技术、贸易程序，且政权始终处于分散和相互竞争的状态，无法形成超强干预，追逐利益自然成为制度变迁的基点。与之相应，构建有效的激励结构成为制度变迁的动力，社会开放度、人口增长、宗教改革、权力结构等因素影响着制度变迁进程。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体系，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高度一统，权力是文明体系的核心和制度变迁的基点，政权理性化程度相应成为制度变迁的动力，国家意愿、国家能力、文化惯性与惰性、强有力的外部挑战及生存压力等因素制约着制度变迁的进程。对后一种制度变迁而言，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实施机制三者间必须合理配置，协同演进，才能充分实现制度创设的初始目的。

关键词：文明类型  制度变迁  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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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变迁理论是新制度学派的重要构成部分，在研究制度变迁理论时，我们常常为一系列问题所困惑：不同文明体系下的国家，制度变迁为什么会产生霄壤之别的绩效?其制度变迁的基点是什么?动力是什么?影响制度变迁的因素又有哪些?下面，我将对两种文明体系——西方文明(以西欧为代表)和东方文明(以中国为代表)——的制度变迁基点、动力和影响因素分别进行阐述与梳理。

著名学者、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认为，文明有两种类型，一是连续性文明，一是突破性文明。中国文明、玛雅文明属于前者，苏美尔文明属于后者。苏美尔文明后来经过巴比伦、希腊、罗马而演进到现代的西方文明，所以现代的西方文明从苏美尔文明开始代表着一种从亚美文化底层突破出来的一些新现象。这种文明产生的财富累积和集中程序，主要不是靠政治而是靠技术与贸易。⁽¹⁾一般来说，注重技术、贸易程序的文明类型，社会交流比较频繁，相对比较开放，人们的思想比较活跃，不易形成强大的血缘、宗法纽带。因此韦伯说“中世纪，家族在欧洲实际上已消失了”。^（2）除此之外，西方文明还具有“特定的而且与众不同的唯理主义”⁽³⁾，哈耶克所谓的“真个人主义”(truehdMdualism)传统，⁽⁴⁾以及马克斯·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从欧洲的历史来看，“它绝未安定于一个帝国的统治之下”，⁽⁵⁾即一直没有形成稳固的大一统局面，政权始终处于分散和相互竞争的状态。竞争既包括欧洲大陆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也包括一国之内世俗政权与神圣教权间的竞争。这种竞争使集权政治无从生根，加上商业兴盛和技术进步，给市场经济的发育、繁荣和市民社会的发展、成熟奠定了坚实基础。虽然欧洲在中世纪深受宗教禁锢之害，但随之而来的启蒙运动解除了桎梏，自由、民主成为大势所趋。在其后的发展中，公共权力被合理分割并受到有效制约，公民人权得以彰显，个人或团体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受到法律保护。在这种文明体系中，人们可以在宪政与法治的框架下自由追逐与自身相关的合法利益而不受外界干涉。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以利益为基点的制度变迁方式，即为了响应获利机会而自发地创设或改变制度。以利益为基点的制度变迁，是通过“成本—收益”比较而进行的诱致性制度变迁，是自然演进的。尽管花费的时间较长，但一项正式规则的出台，往往是经由与其它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及实施机制的冲突、整合而成的。因此，它不仅具有持久的生命力，而且能带来巨大的经济与社会效应。

既然利益是西方文明体系制度变迁的基点，那么提供一个有效的激励结构就是西方文明体系制度变迁的动力。按诺斯的观点，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因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通过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造成一种刺激，使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6）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诺斯和托马斯以荷兰的成功为例指出，“荷兰不是依靠自然的恩赐，而是发展了比其对手有效的经济组织并在这样做的过程中获得了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与其国家之小规模不相称的重要性”。^（7）在西方文明体系下，由于社会的相对开放和非正式规则的协调进化，一旦有获利机会涌现并被在界定和保护产权上有比较优势的政府所抓住，推动正式规则的变更，就能建构一种全新的获利格局，使个人、组织的利益获得帕累托式改进。因此，能否敏锐把握获利机会、推动正式规则的变更，道德、伦理、习俗、意识形态等非正式规则是否起到支撑作用，以及实施机制的结构和效率，对西方世界的制度变迁起着重要影响。比较而言，能否建立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提供有效的激励结构，迎合个人和组织的获利需求，则是西方文明制度变迁的触发点和关键。

以利益为基点、以构建有效的激励结构为动力的西方式制度变迁，是西方文明体系特定历史、社会、文化条件的产物。对这一特殊的制度变迁方式，究竟有哪些因素在对其产生作用呢?笔者认为，影响这一变迁方式的因素至少有四个方面：(1)社会开放度。从总体上看，西方文明体系由于特定地理、资源、人文条件的影响，没能建立起强大的宗法制，相反形成了一个受政权、血缘束缚较少、开放度较高的社会。这为获利机会的涌现和个人创造性的充分发挥奠定了基础，进而为内生的制度变迁创造了条件。(2)人口增长。人口增长形成巨大压力，促使土地和劳动力的相对价格发生变化，引起利益格局的改变。文明体系要生存就必然随之进行制度变迁，缓解人口增长的压力。(3)宗教改革。宗教改革一方面解除了人们的精神枷锁，另一方面，培育了资本主义精神。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寻求上帝的天国的狂热开始逐渐转变为冷静的经济德行；宗教的根慢慢枯死，让位于世俗的功利主义”。^(８）宗教改革为西方世界非正式规则的进化开辟了功利主义的路径，为获取利益而进行的正式规则变更提供了稳固的心理支持。(4)权力结构。西方文明体系下，由于没有形成一个长期稳固的大帝国而导致国家林立，国与国之间存在因战争而产生的潜在生存竞争。与此同时，世俗的王权与神圣的教权间也存在竞争，加之自治城市、行会等的发展，也形成一股与政权相抗衡的民间张力。随着政党政治的出现，权力的分立制衡成为政权的常态。这种分立、竞争的权力结构，催生了一套相对理性、高效、科学、廉洁的实施机制，使制度变迁得以顺利进行。

三

同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文明相比，东方文明是截然不同的体系，因而其制度构成和制度变迁也富有鲜明的个性。下面，笔者以中国为例分析这一文明体系的特色、制度变迁的基点、动力及影响因素。

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重集体、重血缘、重统一。从中国古代史的发展脉络可以看出，它不是以奴隶制的国家去取代由氏族血缘纽带联系起来的宗法社会，而是直接由宗族走向国家，形成一种“家国一体”的格局。^（9）这种“家国一体”的格局是由于氏族社会解体不充分而造成的，并在此后一直延续。虽然在战国时期，新兴的封建主对奴隶制的宗法制度曾经有所冲击，但破坏的对象仅限于奴隶主贵族利用血缘关系所推行的“亲亲”原则，至于以家庭为细胞的农业型自然经济和血缘宗族关系，则完全没有摇撼。^(10）这种颇具氏族社会遗风的宗法社会特别强调传统，并逐渐积淀成稳固的社会心理。从政治、社会结构来看，中国自秦汉以来即形成高度统一的国家。以“居重驭轻”、“强干弱支”为目的而设置的郡县制，以及出于同一目的而推行的“推恩令”、“改土(司)归流(官)”之类的政令，连同驿道的四通八达、大运河的开凿、度量衡的统一，通过严密的行政制度、发达的交通网和同一的计量标准，用物质实体把“大一统”从先秦哲人的理想和政治家“尊王攘夷”的口号变成了活生生的社会现实。^（11）尽管在历史上屡次出现分裂局面，但主流依然是统一。与此同时，周边少数民族不具备与大一统汉族政权长期抗衡的实力，即使偶有外族入侵并建立政权，也相继被同化或推翻。就大一统政权内部而言，皇帝垄断政权和教权，作为天之子统御一切。而且，主流意识形态——儒家文化也是为大一统和皇权服务的。在这种文明体系下，中央集权的帝国政府凌驾于万物之上，市场和社会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压抑。尽管如此，对自然经济和前现代社会而言这却是一种有效的制度安排。换言之，这是一种以一元化权力为中心旋转的文明体系。因此，在制度变迁方面，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不是像西方文明那样以利益为基点，而是以权力为基点。以权力为基点的制度变迁是一种典型的强制性变迁，是由外向内而推动的。尽管某些正式规则的改变可以在短期内引起巨变，但如果非正式规则不支持正式规则，或者实施机制出现问题，制度变迁就会功亏一篑，达不到预期效应。

以权力为基点进行制度变迁，必然受权力执掌者的知识积累、制度变迁给其带来的“成本—收益”比较及实施能力等的影响。换言之，政权理性化程度是以权力为基点的制度变迁的动力。从中国的历史来看，春秋战国时期，诸侯林立，为图强称霸纷纷变法，强国恤民，竞争激烈，因而政权理性化程度较高。秦汉以后，在旧朝被推翻、新朝建立之初，由于历史记忆的印痕和统治者的长远利益，政权理性化程度也较高。随着大一统格局的形成，历史记忆的淡漠及外部压力的缓解，政权理性化的程度逐渐降低，制度变迁也因之放慢步伐。到了一个王朝的后期，则往往弊政丛生，腐败肆虐，政权理性化程度降至最低点。在以权力为基点的制度变迁中，制度变迁的主导权系于高层权力执掌者，如果高层权力执掌阶层能够准确把握制度变迁的方向，强力推行合理配置的制度安排，国家就可以在短期内实现跨越式发展。譬如亚洲“四小龙”由政府主导的改革，及中国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施的改革开放。归根结底，以权力为基点的制度变迁取决于政权尤其是最高统治者的理性化程度，它既可能产生较高效率，也具有较大风险和不确定性。

由于具有一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以权力为基点的制度变迁既可能带来高效的经济增长，也会使社会陷于冲突之中。为了避免坏的结果，我们有必要检视一下影响以权力为基点的制度变迁的因素到底有哪些。笔者认为，这些影响因素至少有四个方面：(1)国家意愿。如果执掌政权的统治者的偏好与制度变迁的方向一致，国内的既得利益集团不是十分强大，意识形态较为灵活，则制度变迁会顺利进行。(2)国家能力。如果统治者认知不均衡的能力较强，能够设计一套全新的规则，由官僚机器有效推行，且有一定的财力作支撑，则制度变迁的效能就很高。(3)文化惯性与惰性。对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体系来说，文化的惯性与惰性可能会消解或阻碍现代化过程中正式规则的变迁。近代史上，“阻碍中国对西方的威胁做出迅速反应的抑制因素主要是中国文化的坚强内聚力和稳固的结构”，^（12）因而和平式的制度变迁常常破产，最终只有采取血腥的、成本高昂的暴力革命才得以奏效。(4)强有力的外部挑战及生存压力。当外部挑战危及政权存亡，或者内部民众在现有制度框架下无法生存时，为了稳固政权，理性的统治者也会考虑制度变迁，以缓解政权生存与正当性的危机。

四

从上文可以发现，不同文明体系的生长环境及进化方式导致了相异的制度变迁方式，即以利益为基点的制度变迁和以权力为基点的制度变迁。这两种制度变迁具有不同的动力，受不同因素的影响。前一种制度变迁是西方世界的范例，以个体为本位，通过大众的知识积累和对获利机会的把握，自下而上缓慢演进。制度内各要素即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和实施机制之间经过冲突、磨合，比较协调，因而，无论哪一部分发生变革，都会带来明显的经济、社会效益。不过，这种制度变迁费时较长，对基础雄厚、生存压力小的发达国家适用，但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不一定适合。后一种制度变迁是东亚各国的范例，以集体为本位，依靠权力执掌者的理性程度，自上而下强力推进。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由于东方世界与西方文明体系内生的现代化在某种程度上的不相容性，制度内各要素之间往往会产生冲突，程度不同地消解甚至阻碍制度变迁，因而，协调好它们之间的关系对以权力为基点的制度变迁至关重要。就正式规则来说，我们可以审慎借鉴别国的模式。就非正式规则来说，情况则相对复杂一些，要想在短期内予以变迁，只有经历类似启蒙运动那样的冲击才有可能实现。对我国来说，启蒙运动一方面受到约束与压制，另一方面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因而，坚持一个灵活、务实的意识形态可能是当前进行制度变迁的理性选择。就实施机制来说，引入适当的竞争机制以调整权力结构、规范权力运作程序、构造廉洁高效的理性官僚机器是最为迫切的。总之，对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国家来说，在变更正式规则的同时，必须推动一定阶段非正式规则和实施机制的协调更新，整体推进确保制度变迁的正效应充分展现。

注释：

(1)(2)(5)［德］马克斯·韦伯：《文明的历史脚步——韦伯文集》［C］，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63页，第10页，第59页。

(3)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482-483页。(4)［英］F·A·冯·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一章。

(6)(7)［美］道格拉斯·C·诺斯、罗伯斯·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M］，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第165页。

(8)［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38页。

(9)(10)(11)冯天谕、周积明：《中国古文化的奥秘》［M］，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6页，第67-68页，第87-88页。

(12)［美］费正清、赖肖尔：《中国：传统与变革》［M］，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94页。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