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下，在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基础上，在改革开放探索实践中开辟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它之所以正确，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搞清楚这条道路的开辟与新时期新的理论创新、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改革开放的探索实践的关系，才能加深认识这条道路的伟大意义，增强始终不渝地走这条道路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创新；历史经验；探索实践；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和中国特色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092(2008)01-0005-06

    党的十七大一个突出贡献，是从最高最深层次上对改革开放伟大历史进程作出科学总结，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为“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强调全党同志对此要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并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主要内容和它的正确性，作了精辟深刻的阐述。这些重要论断和论述，为我们深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由来和内涵，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和理论体系的联系和关系，以及怎样坚持和发展这条道路，指明了基本思路，提供了理论武器。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新历史时期党的理论创新
    十七大报告说：“党的理论创新引领各方面创新。”这是一个极重要的论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既是理论创新的过程，也是理论创新的集中反映。它的实质，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中国式革命和建设的独特道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首创者是毛泽东。他根据马克思主义“不是教义，而是方法”（恩格斯语）的固有性质、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党内三次“左”倾错误给党和革命带来巨大损失的惨痛教训，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首先提出这一命题。在他看来，“结合”的基本要求，一是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二是使中国革命的丰富实际经验马克思主义化。“结合”的基本途径，一是树立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完整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二是进行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全面深刻地分析和认识中国实际。据此，他带领全党找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中国特色民主革命的道路，其理论成果是形成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刘少奇语）的毛泽东思想。新中国成立初期，他仍坚持“结合”的原则，带领全党进行三大改造，特别是采取赎买政策和平改造资本主义经济和民族资产阶级，基本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找到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继续推向前进，其理论成果反映在他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和著述中。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又以苏为鉴，总结经验，及时提出“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通过制定“自己的建设路线”，以求“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贡献，其理论成果，集中体现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两部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奠基之作中。不幸的是，后来主要因受“左”倾思潮的干扰，正确的探索为违反科学和脱离实际的探索所取代，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严重受挫甚至停滞和倒退。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党的第二代、第三代领导集体和十六大以来的党中央，带领我们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对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把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重新纳入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使“第二次结合”再创辉煌。正如十七大报告所说：“新时期最突出的标志是与时俱进。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不断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并丰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这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推进，就是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其最重大成果，是形成了由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三个主要部分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理论体系三个主要组成部分是前后相继、相互联系、相辅相成因而浑然一体不可分割的，但是其基础和核心是邓小平理论，因为这个理论的主要创始人邓小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科学命题的确立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题的设定者，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等一系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提出者，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的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者，因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基本框架的设计者、构建者和开创者。“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功绩，是面对世纪更迭之际国内国际的新形势新挑战，党和国家肩负的新使命新任务，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丰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的历史功绩，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针对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和历史起点上，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创造性地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再次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继续丰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理论体系其所以为“理论体系”，在于它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为主线，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并使之贯穿始终的、以一系列基本原理和重要概念范畴相互贯通紧密联系的、由三个主要部分有机构成的完整统一体。其所以“科学”，在于它是新历史条件下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运用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邓小平说过：“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1］(P63)。这一理论体系，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中国形态。所以十七大报告作出结论说：“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实践中形成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引领指导下开辟出来的。如果说“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实践和实际内容，那么“理论体系”是这条道路的经验总结和逻辑概括；“道路”是“理论体系”的实践基础和检验标准，“理论体系”是“道路”的思想指导和行动指南；“道路”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具体化，“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丰富实际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归根结底，两者的核心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则是在“道路”和“理论体系”的基础的进一步抽象和概括，它涵盖着“道路”和“理论体系”,它的深刻内涵就是“道路”和“理论体系”。高举这面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就是真正高举这面伟大旗帜。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是对国际国内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进行深刻反思和科学总结的必然结果。就国际而言，苏联依赖优越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曾经取得举世瞩目惊叹的成就，成为在经济、政治、军事等各个方面唯一能与世界头号强国美国相匹敌的强大国家，苏联模式曾经成为包括我国在内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仿效榜样。但是苏联模式在体制上存在严重弊端，使社会主义日益失去生机和活力，整个社会呈现某种停滞和徘徊状态。这种弊端在上世纪50年代初已见端倪，毛泽东正是据此提出我们要以苏为戒，不能再走它走过的弯路，要走自己的路。到70年代，这种弊端更是愈益发展，重难返。所以邓小平在1980年初的一次讲话中说：“苏联搞社会主义， 从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算起，已经六十三年了，但是怎么搞社会主义，它也吹不起牛皮。我们确实还缺乏经验，也许现在我们才认真地探索一条比较好的道路。”［2］(P250)
    就国内而言，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间，因实施正确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而取得辉煌胜利。1956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照搬苏联模式产生的负面效应日渐明显，在新形势新条件下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也大量暴露出来。毛泽东于是发表前述那两部著作，旨在总结国内外经验，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这种探索之所以不久即告中断，与毛泽东步入晚年后受“左”倾情绪的干扰密切相关。这主要表现为：第一，在无产阶级国家历史使命问题上理论的不彻底不坚定和在阶级斗争问题上认识的片面性，导致对社会主要矛盾和党的根本任务作出错误判断，试图主要运用阶级斗争手段，解决一切重大政治以至思想领域的问题，把阶级斗争当作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第二，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表现和解决途径的分析有所缺失，致力于建立公有化程度更高的所有制关系。第三，片面夸大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对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决定论，热衷于通过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断革命”去推动经济和生产力的发展。这些理论观点都涂上浓厚的“左”倾色彩，用它们来指导党的政策策略，就是形成“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基本路线。用它们来指导建设实践，就是经济上追求“一大二公三纯”，搞“穷过渡”、“大跃进”；政治上连绵不断地搞群众性政治动，以至发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把阶级斗争严重地绝对化、扩大化；意识形态领域搞无休止的上纲上线的“革命大批判”，实行“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即所谓“全面专政”。这些“左”的理论及其导致的路线和实践上的失误，症结所在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认识根源是抛开了毛泽东自己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既背离了科学社会主义普遍原理，又脱离了中国实际，教训极为深刻。
    有鉴于此，结束“文化大革命”、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拨乱反正，对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沿着科学的轨道重新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成为新时期必须解决的重大历史性课题。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高瞻远瞩，深谋远虑，从发起和领导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着手，正确评价建国以来的功过是非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在充分肯定以往取得的成绩和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同时，勇敢地批评长期存在的“左”的倾向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果断废止“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实行工作重心转移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在此过程中，邓小平针对多年来在教条主义和个人迷信笼罩下党内外出现的思想僵化半僵化状态，突出地强调必须解放思想，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2］(P143)。而解放思想是全方位的，“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2］(P312)。这些论述在当时不啻振聋发聩，在全党全国引起极大的震动，从而决定了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就是要围绕和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解放思想，并以此去统帅和带动全方位的解放思想。“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科学命题的提出，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再认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制定和贯彻，都是在这样的解放思想过程中实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就是在这样的解放思想过程中开辟出来的。
    恩格斯说过：“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3］(P149)他还指出：“要获取明确的理论认识，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学习，‘吃一堑，长一智’。”［4］(P679)这是至理名言。我们党正是从本身错误的学习中，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中，获取了对社会主义比较正确的认识，得到了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最大补偿的。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改革开放进程的实践探索
    十七大报告说：“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指出“这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改革大开放，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并深刻总结了改革开放中十个“结合”的宝贵经验。这就清楚地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与改革开放的内在联系，这条道路正是改革开放中不断探索实践的产物和结晶。
    在改革开放探索实践中找出和确立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式”特点即中国特色，表现在各个领域的方方面面。就最基本的有决定意义的经济领域和方面来说，主要是三个问题:
    第一，是所有制结构问题。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纠正了过去长时间中片面追求“一大二公三纯”的做法，确认应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共同发展。但是起初只是把它作为一般的经济政策，后来把它作为一项基本经济方针，在认识上和政策上并未真正到位。十五大则实现了一个重要突破，把它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指出“这一制度的确立，是由社会主义性质和初级阶段国情决定的”，并具体分析其原因，提出了“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原则性论断。十五大还重新科学界定了“公有制经济”和“公有制占主体”的含义，首次明确把公有制的性质与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区分开来，正确阐述了与此相联系的股份制问题，进一步确定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宣布它“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顺理成章地提出了“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的历史性课题。十六大在此基础上，又进而提出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两个“必须毫不动摇”，把它们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
    第二，是分配制度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纠正了过去长时间中只讲按劳分配的片面性，提出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十四大首次表述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为补充，兼顾效率与公平”。十五大进而提出“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十六大在此基础上，增加“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和“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的提法。十六届六中全会则强调“加强收入分配宏观调节，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十七大进一步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第三，是经济体制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已对过去长时间中实行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反思，在提法上有所改变。十一届六中全会指出“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十二大则采用“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论断，肯定社会主义经济从总体上说也是商品经济，破除了把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十三大指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要善于运用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这两种形式和手段，逐步建立“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邓小平南方谈话进而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因此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十四大正式宣布：“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要求我们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后来十四届三中全会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又分别就如何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和一系列原则的规定。
    在以上三个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决定性影响的问题上，我们党的认识和方针政策都经历一个艰辛曲折的发展过程。总起来说是一步一步前进的，是认识日益深化，方针政策日益到位。在其他一切重大问题上的情形也是这样。这种过程之所以如此艰辛曲折，固然有思想理论上的原因，更重要的是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我们没有经验，不得不“摸着石头过河”。改革开放实践本身，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我们的各方面制度和路线方针政策也不可能一开始就完美无缺，都有一个在实践中不断修订、发展、深化、完善的过程。今天之所以能比较妥善、正确地认识和处理这三个重大问题，一点也离不开近三十年改革开放的不懈探索和实践。正是在这样的不懈探索实践中，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下，在深刻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基础上，在二十多年改革开放探索实践中开辟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这也是一个极其重要、亟需阐发的论断。解读这个论断，要搞清楚以下两个问题。
    其一，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长期以来，我们往往是从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等，实际上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四项基本原则，来理解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这样的理解是有道理的，但是还不尽全面和完整。笔者经过重新学习、思考和疏理，认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其主要内涵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搞社会主义的根本方法论。这就是恩格斯所指出的：《共产党宣言》里提出的共产党人的一般理论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5］(P248)；为了找到革命策略，需要的只是把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4］(P669)；“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6］(P732)这些话的中心意思，说到底是搞社会主义要一切从本国的实际出发，也就是毛泽东说的马克思主义必须与各国的实际相结合。
    二是社会主义的制度特征。这就是如我们党的十二大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科学研究人类历史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对未来新社会基本特征的设想和预测所概括的剥削制度的消灭和生产资料的公有、按劳分配、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权、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等。邓小平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也是一种概括方式，它们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这些特征反映和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根本要求，是社会主义制度区别于资本主义制度的重要标志。
    三是社会主义的最高价值取向。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民群众的解放和社会状况的根本改善，“这两者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5］(P771)，恩格斯所说的在未来社会中“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5］(P243)，实即共同富裕。还有，《共产党宣言》把未来共产主义社会设定为一切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人的“联合体”，马克思把共产主义定义为人与自然界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恩格斯也把共产主义称作人类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实即社会和谐。所以把共同富裕和社会和谐作为社会主义的最高价值取向，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不仅如此，这两者比社会主义的制度特征层次更高，因为它们是属于社会主义本质或本质属性的东西。
    四是共产主义的最终奋斗目标。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实行公有制，消灭剥削制度，建立后来被列宁称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共产主义低级阶段的社会，然后在这一阶段实现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政治、思想、道德、文化的巨大进步，最后进入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即共产主义社会。所以邓小平曾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名词就是共产主义。”［1］(P137)共产党就是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党，社会主义社会就是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打好根基的社会。社会主义不仅要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而且必须以共产主义为自己的发展方向，这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要义和真谛。这四个方面的概括虽然仍难免挂一漏万，但似乎大体上可以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较为明晰、完整地勾画出来了。
    其二，我们怎样赋予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以鲜明的中国特色。十七大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容作了全面明确的表述，归结起来有五条：一是领导力量，即共产党的领导。二是现实依据，即立足基本国情。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初级阶段的最主要特点是生产力不发达，而且结构多层次、发展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都从根本上受它的制约。我们想一切问题，办一切事情，都要从初级阶段这一最大实际出发，务必不能重蹈历史上出现过的脱离实际、超越阶段，急于求成、急于求纯，结果欲速则不达，陷于主观空想的覆辙。三是基本路线，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以求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四是总体布局，即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大建设四位一体。这四大建设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构成党的基本纲领。五是奋斗目标，即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是基本路线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所要达到的总目标，是我们党在现阶段的最低纲领。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内容的这些表述，体现了政治保证、根本任务、制度保障、发展路径、终极目的的有机统一，同时也是对这条道路的性质的准确定位。如果用前述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主要内涵来对照，这条道路是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如果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来衡量，这条道路是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的。十七大报告关于四大建设的总提法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且在第五至第八部分，对它们的特定涵义、基本要求、政策举措，分别作了具体规定。深入分析总提法尤其是具体规定，可以看到它们无一不是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的。
    由此可见，改革开放中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相统一，社会主义的根本道路与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相统一。实现这种统一，是由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中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性决定的。把两者统一来，中国就大有希望。总之，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必须坚持，问题是怎么坚持。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是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但不是教条式地坚持，而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来坚持，是使之体现在中国特色中来坚持。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完全正确的道路的根据之所在，实现了邓小平指出的“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P63)。所以十七大报告作出结论说：“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

［参考文献］
［1］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2］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作者简介：雷云，原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现任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名誉主席。

责任编辑：胡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