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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冷战结束后至今“外交政策分析”理论以其较强包容性和解
释力的理论特质在国际政治界倍受关注。这与第一代“外交政策分析”学者作出的开创性学术贡献和奠定的稳固学术基础密切相关，“小集团思维”、“外交决策的基本模式”、“操作码”、“外交政策中的
知觉和意象”、“国家角色概念”、“国家特性”等理论和分析框架的提出与发展就是其中
的代表。本文重点对第一代“外交政策分析”学者的这些理论贡献进行分析，并指出了他们
的不足。
关键词：外交政策；贡献；局限性
中图分类号：D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9092(2006)06-0047-06
〓〓“外交政策分析”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正式创立以来，经历了五十多年的曲折发展。
冷战后由于其具有较强的包容性和解释力的理论特质而在国际政治界倍受关注。本文在回顾“外
交政策分析”演化历史的基础上，重点对第一代“外交政策分析”学者(活跃于20世纪50年
代初期—80年代初期)的奠基性学术贡献及其他们的学术发展中局限性进行分析与探讨。
一、开创“外交政策分析”理论
国际关系研究中长期以来都把国家作为国际关系中单一的行为主体，国家是按理性原则在国
际社会行事。在同样的条件下，不论哪个国家都会作出同样的抉择。但国家内部的关系究竟
如何，内部运作的方式又是怎样的，对国家的对外行为有否影响，国家究竟是相同的还是具
有诸多的不同?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理查德•斯奈德、布鲁克、伯顿•萨宾、哈罗德
•斯普劳特、玛格丽特•斯普劳特和詹姆斯•罗斯诺等为代表的第一代“外交政策分析”学
者试图回答这些问题，伴随着提出一系列真知灼见的同时，在他们周围形成了后来被称为“
学派”的学术团体。
1古典外交政策分析学派的形成。1954年，由理查德•斯奈德、布鲁克和伯顿•萨宾三位
“第一代”学者［1］联名发表了《决策作为国际政治研究的一种方法》一书。在书
中他们改变了古典现实主义的理论前提，明确指出“研究外交决策的过程与研究外交决策的
结果一样重要”［2］，“我们坚持把民族—国家作为分析的基本层次，但我们摒
弃把国家作为形而上的抽象物”［3］，“国家行为实际上是那些以国家的名义行事
的人的行为。”［4］决策理论这一巨大变革的结果是决策分析的对象从国家这样的
集体缩小到了具体的个体——决策者。［5］(p595)
2外交政策决策心理和社会环境学派的形成。1956年，哈罗德•斯普劳特和玛格丽特•斯
普劳特夫妇发表了《国际政治背景中的人—境关系假设》［6］一文，提出了“心理
环境”和“操作环境”两个不同的概念；并指出环境对人类活动会产生影响，一个人的价值
观和其他心理倾向指导其有选择地关注周围的环境，人是根据有意识的记忆以及潜意识储存
的经验去解释经过其选择的周围环境。［7］因此，反映在人们头脑里的周围环境并
不一定是真实的客观环境，而只是“心理环境”。决策者面临的重要任务是缩小对环境的认
识—“心理环境”与真实环境—“操作环境”之间的差距。这样，经过斯普劳特夫妇的努力
，决策分析的对象从个人进一步深入到人的心理层面。
3比较外交政策学派的形成。1964年［8］，詹姆斯•罗斯诺写成《预—理论和外交
政策理论》一文。他指出，“找出(影响)因素并不等于说能查出它的影响。理解影响外部行
为的过程并不能揭示如何以及为什么它们在一种环境下发挥作用，而在另一个环境下则不然
。……外交政策分析缺乏全面的可以检验的概括性的系统性理论……外交政策分析缺乏普遍
性的理论。”［9］罗斯诺期望得到一种可供测试的一般理论。为此，他把影响外交
决策的因素分为决策者个人因素、决策者角色因素、政府结构因素、国内社会因素和外部因
素等五类，同时依照国家领土面积、经济发展的程度、国家的开放程度等三个条件划分出16
大类国家。然后，在国家的分类基础上确定影响外交决策的五类因素在每一类国家外交决策
中的影响次序和影响程度。［10］这样，在“第一代”学者詹姆斯•罗斯诺的“比较
外交政策”中，决策分析面对的变量大大增加了。
在第一代“外交政策分析”学者推动下，始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完成于20世纪60年代早期
，前后持续十余年，以三项奠基性理论成果的问世为标志、由“古典外交政策分析”、“外
交政策决策心理和社会环境”和“比较外交政策”三大学派组成的“外交政策分析”理论正
式诞生。
二、推动“外交政策分析”理论发展
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直至20世纪80年代早期，外交政策分析理论涌现出了《集团思维的
受害者》、《决策的本质》、《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等具有重大学术影响的著作
，“小集团思维”、“外交决策的基本模式”、“操作码”、“交政策中知觉和意象”、
“国家角色概念”、“国家特性”等理论和分析框架的提出表明外交政策分析理论进入了一
个迅速发展的时期，除了那些开创者外，简尼斯、阿利森、A•L•乔治、玛格丽特•赫尔曼
、罗伯特•杰维斯、霍尔斯蒂、伊斯特等成了第一代“外交政策分析”领域的重要学者。
1古典外交政策分析学派的发展。该学派的发展主要集中在集团决策领域。研究的范围涉
及从小集团制定外交政策到大的组织和官僚机构制定外交政策。
在“小集团思维”的研究领域，这一时期主要集中在小集团对制定外交政策的影响方面。这
一领域最重要的成果几乎是由耶鲁大学教授简尼斯一人完成的。［11］在1972年发表
的《集团思维的受害者》一书中，他以美国1961年美国操纵古巴流亡者入侵古巴猪湾失败事
件为案例剖析了“集团思维”现象。通过分析他首先提出了集团思维的主要症状：(1)持有
自己坚不可摧的错觉；(2)持有决策小组没有分歧的错觉；(3)压制其他个人的怀疑；(4)有
人锐身自任“思想保镖”；(5)有威望的领导纵容一种意见或驯服小组氛围；(6)不愿意得罪
有价值新成员的禁忌。随后简尼斯归纳出了集团思维的三种典型类型：(1)对小组力量和道
德过高估计造成的；(2)为了使决策理性化，不考虑可能导致对最初设想重新思考的警告或
信息；(3)保持团结一致的压力所造成的。然后简尼斯分析了集团思维的后果：(1)对所有政
策选项考虑不周；(2)对政策的目标分析和考虑不全；(3)不研究倾向性的政策可能的危险
和后果；(4)不对最初拒绝的政策选择进行再次评估；(5)信息不充分；(6)在处理手头有限
的信息时存在偏见；(7)不考虑如果决策失败需要的补救措施等。最后，他提出了避免“小
集团思维”现象的一些政策建议。(1)领导应鼓励重视并提出不同意见和怀疑。(2)领导应该
采取公平的立场，而不是一开始就表明自己的态度。(3)决策小组应该就一个政策设立几个
独立的政策计划和评估小组，每一个小组都单独思考。(4)决策小组的成员应该常与同一单
位自己信任的同事或朋友一起讨论小组的意见，然后把他们的反应汇报给小组。(5)应该邀
请非决策小组成员的一个或多个专家或者机构内部有资格的同事交错参加会议，鼓励他们挑
战小组的意见。(6)决策中至少应有一个成员充当敌对辩护者角色。(7)应该花费相当的时间
探讨对手发出的所有警告性信号。(8)决策后，决策小组应“再一次”召开会议，对整个问
题仔细思考等。［12］该书发表后，一些学者利用实验数据和案例研究拓展了简尼斯
的成果。其中查尔斯•赫尔曼于1978年发表的《决策结构和进程对外交政策的影响》一文中
按规模、领导人的角色、决策的规则、集团参加者独立性等项对集团进行了分类，并提出了
集团思维只是几种可能的结果之一的结论。［13］
在涉及“组织过程和官僚政治”的研究领域，这个时期关注的重点是组织过程和官僚政治对
外交政策决策的影响。但这一时期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应是1971年由阿利森出版的《决策的本
质》及其1974年由汉普林出版的《官僚政治和外交政策》。
在《决策的本质》一书中，阿利森以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美苏双方危机决策实践为案例
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创造性地提出了外交政策决策的三个基本模式。第一个模式——“理性
决策模式”，其基本内容是：(1)基本分析单位—作为选择的政府行为。(2)国家行为者—国
家或政府，是理性的、单一的决策者。(3)问题—国家面临的战略问题，是导致行为的源头
。(4)静态选择。(5)行动—决策、行为是理性选择。该模式把政府看成是一个统一的、理性
决策者，决策由中央控制，决策时信息充分，决策结果是价值最大化。［14］第二个
模式——“组织过程决策模式”，其基本内容是：(1)基本分析单位—作为组织机构运作结
果的政府行为。(2)组织行为者—决策者是一些松散联合的组织机构。(3)分离的问题和分开
的权力。(4)狭隘的优先权和认知。(5)作为组织机构运作产物的行动。(6)中央协调和控制
；(7)政府领导人作出决策。［15］第三个模式——“官僚政治决策模式”，其基
本内容是：(1)基本分析单位—作为政治结果的政府行为。(2)决策参加者—若干个人和集团
，地位由个人和所代表的机构或集团的地位决定。(3)决策者立场——由下述因素决定：①
狭隘的优先权和认知；②目标和利益：包括国家安全利益、组织机构利益、国内利益和个人
利益；③风险和耐力；④最后截止日前和面对的问题。(4)决策者对最后决策的影响——权
力。(5)是个什么游戏?决策者的立场、影响和态度结合起来是怎样使政府的决策和行动让步
的?［16］
2外交政策决策心理和社会环境学派的发展
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十余年中，对决策者个性的研究和对国家和社会
特性的研究成了该学派的主要课题。
决策者个性对外交决策影响的研究早已有之。进入60年代后，该领域的研究进程大大加快。
(1)德•赖佛拉于1968年发表的《外交政策的心理学维度》，是该学科早期把心理学和社会
心理学理论综合应用到外交政策案例分析中的一次尝试。(2)“操作码”研究。最早由内森
•莱特1951年出版的《政治局的操作码》一书中提出的，后由A•L•乔治发扬光大，其成果
体现在1969年发表的《“操作码”：一个对政治领导人与决策研究被忽视的方法》一文。乔
治认为，确定不同的个人信仰主要取决于对十个问题的回答：五个“哲学信仰”问题和五个
“工具信仰”问题。个人的操作码与政治决策具有很强的相关关系，如哲学信仰有助于对情
境的判断，而工具信仰则会影响行为选择的可能性。(3)个性与外交政策倾向。这一主题代
表性研究者是玛格丽特•赫尔曼，她试图在领导人的个性与其外交政策倾向之间建立一种
特别关系。她认为，在特定的外部限制下，一个政治领导人的世界观、政治风格可能影响其
政府的外交战略，兴趣决定其对外交事务的关注程度，所接受的训练和外交经验影响决策者
在决策过程中的方式，对外部环境的敏感程度决定决策者的信息处理方式。［17］为
此，她通过一个经过改良的操作码分析框架，比较和区别了领导人不同的信仰、动机、决策
风格和人际交往风格。然后，她把这些信息整合成一幅更加系统领导人的肖像，以确定该领
导人特定的外交政策倾向。通过这个方法，她对领导人在各种环境中的行为作出了许多特定
的预测。(4)外交政策中知觉和意象。这一领域代表是罗伯特•杰维斯，他于1976年发表的
《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阐明了对外交政策形势的错误知觉导致的潜在严重后果。
他发现，两种情况下国家之间会发生冲突：(1)对手双方或一方旨在改变现状；(2)双方都维
持现状，但冲突还是发生。第二种冲突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决策者的错误知觉。为此，他分析
了导致错误知觉的生成机制：(1)“认知相符现象”；(2)“诱发定势”；(3)“历史禁锢想
象”。在此基础上，他分析了四种常见的错误知觉：(1)国家决策者往往把对方想像成
内部团结一致、铁板一块的行为体，使得对方任何无意、巧合和偶然的事件都会被视为精心
策划的战略行动。(2)决策者往往过高估计自己的影响力和被影响的程度，一旦出现有利情
景，就认为是自己影响所致；而一旦出现不利结果，则认为是对方的敌意预谋，与自己行动
无关。(3)愿望思维。(4)认知失调。最后，杰维斯对决策者提出了一些比较实用的建议：(1
)使别人清晰地了解自己的认识与预测；(2)要鼓励形成和提出其他不同的观点，即鼓励唱反
调的人，使自己有更大的选择余地；(3)有些人的利益就在于维护一项政策，防止出现允许
这样的人来评估该政策的有效性的现象，否则将陷入危险；(4)决策者要意识到知觉过程会
经常出现错误，要告诫自己不要轻易认定事实已经证明只有自己的观点才是正确的。［
18］
在国家和社会特性对外交政策决策影响的研究方面，第一代学者主要研究的议题包括：(1
)“国家角色概念”。该概念由霍尔斯蒂提出，介于心理环境和社会环境之间。依据该概念
，霍尔斯蒂通过精英层对本国在国际社会的定位和应当发挥作用的感知来研究一个国家的外
交政策。精英层的感知对本国外交政策的选择影响巨大。“单一的外交政策或外交行为可
以被视做实施国家角色概念的企图，典型的外交决策至少是与这种概念相一致的。”［
19］(2)社会特性。布劳德森等人认为，精英层对自己国家作用的感知也要受到社会特性
——国家社会化过程的产物的影响。国家之间社会化过程的差距同样也会导致国家行为的不
同。(3)社会集团的作用。这是对美国国内政治中社会集团作用研究的一个副产品。一些学
者把从达尔的《体制与反对》一书中提炼出来的理论概念用以分析由社会集团造成的国内政
治压力与政府外交政策选择之间的关系。(4)精英与大众的舆论。尽管在50年代形成了所谓
的“阿尔蒙德——利普曼”共识：舆论对外交政策没有大的影响。但许多学者还是努力去探
究这个共识的局限性。在越南战争期间，大量的舆论调查数据使得这一研究有了更充实的材
料。坎斯普里等人研究发现，美国舆论对外交政策的关注比以前更趋稳定。同时另一批学者
的研究却表明，精英与大众的舆论确实影响了政府的外交政策决策。［20］(5)国家
特性的影响。在勒姆等学者研究中，国家特性主要包括规模、财富、政治绩效责任和经济制
度等主要内容。伊斯特在《国家特性和外交政策》一文中对“国家特性”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国家特性”应包括：①国家所拥有的资源。②将潜在的资源转换为实现外交目的的现
实手段或能力。衡量标准如经济发展水平、人民受教育的水平、科技发展水平、国家的组织
能力等。③影响国家运用这些资源和实力的倾向或手段的要素。如由历史、社会、民族构成
、宗教，以及作为国家代表的领导人(社会)的个性、倾向，以及政府的性质、决策机制和决
策过程等。这些要素决定或影响着国家在外交中将如何运用其资源或能力。［21］
3比较外交政策学派的发展
自60年代中期开始，作为响应罗斯诺建立一种跨国家、多层次、系统、能够经得起科学检验
的解释外交政策的一般理论的呼吁的产物而形成的比较外交政策学派，事实上也可以被看成
是科学行为主义在“外交政策分析”系谱中后代。该学派认为，尽管外交政策不能进行总体
比较研究，但外交政策行为是可以进行比较的。他们从科学行为主义对美国政治研究的成果
中得到很大的启发，提出如同对美国政治研究中把“投票”作为基本的“被解释的事物”一
样，“外交政策分析”可以把外交政策“事件”作为研究的“被解释的事物”。“事件”可
以按照行为的维度进行比较，如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采取了友好的或是敌对的行为(分别
计为正、负)，是何种手段(经济、军事、外交分别归为一类)，程度如何(进行量化)，形成
有关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外交行为的曲线，从而显示不同国家的对外关系状况，进而从
中找出国家间相互关系或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规律。这些可以通过搜集有关信息来源(如报
纸)，找出有关的外交事件，回答“何国对何国做了什么?如何做的?”等问题，然后将这些
外交事件进行编码，建立相应的数据库等。为此，这一时期“比较外交政策”研究主要专注
两件“宏伟”事业——“建立数据库”和“整合解释方法”。
“建立数据库”的工程与美国政府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但其客观背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后的美国位居世界霸主地位，在国际上拥有巨大的优势，又深感国际局势的变幻莫测，对于
能否长期维持其霸权信心不足。50年代中期兴起的科学主义革命使美国政府希望通过科学的
外交政策分析方法帮助其长期维持霸权。从主观原因分析，这一时期的学者获得政府的大力
支持也与他们积极、主动并最终成功地游说政府相信创建数据库能够为决策者提供有用的信
息密切相关。从1967年到1981年的十五年时间内，最初主要通过美国政府下属的“美国国防
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提供超过500万美元资助来支持建立
数据库。随之不久，在美国先后出现了一批数据库，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国际研究数据开发
库(DDIR，隶属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世界事件相互关系调查(WEIS)、冲突与和平数据库(C
OPDAB)、各国事件比较研究(CREON)等。这些数据库的建立是为了总结出国家外交行为的规
律，并据此来预测不同国家的外交政策，以此供决策者参考。在雇用学生进行数据搜集的同
时，学者们还进行了初次实践，即向决策者提供计算机处理决策助手和分析包，当时先后推
出了早期预警和监测系统(EWAMS)、处理当地冲突信息计算机助理系统(CASCON)、冲突信息
计算机助理系统(CACIS)和危机管理执行决策助手(XAIDS)等。
“整合解释方法”的工作也积极展开。“比较外交政策”学者的目标十分明确，就是要设法
整合各层次的分析方法，从而建立一个一般理论。为此他们设立了许多课题以供研究，其中
IBA项目、DON项目、CREON项目和INS项目等四大项目最具野心，但这一时期并未获得他们所
希望的结果：许多研究最终表明，得出的结论模棱两可。［22］
三、第一代“外交政策
分析”学者的局限
第一代“外交政策分析”学者的局限如同他们的学术贡献一样突出。初创时期理论的粗糙、
不系统、牵强、似是而非甚至错误的毛病在第一代“外交政策分析”学者的成果中均有反映
，具体看：
1简尼斯的“小集团思维”模式就存在理论上的缺陷：(1)内容的定性不够规范精确。如什
么才是内聚的决策小组?如果是内聚的，多长时间才有小集团思维的症状?为什么一个时间的
一个决策中是内聚的，而另一个时间的另一个决策过程中则没有?(2)标准难以把握。什么样
的政策结果才叫失败，由于提出的标准难以把握，在很多情况下，政策结果就难以判断。有
时甚至出现对同一个政策评价结果截然相反的现象。(3)研究资料非常难以获得。特别由于
小集团思维的内聚性，对其研究所需要的信息更加难以获得。［23］
2阿利森的“外交决策的基本模式”也存在着理论上的缺陷：(1)对基础理论的理解不正确
。阿利森的理论是建立在理性选择理论、组织理论和官僚政治理论基础上的，但在运用时对
上述理论的理解是不正确的。(2)缺乏明确的规定。没有充分区分“组织过程模式”和“官
僚政治模式”的不同，甚至有的地方两个模式有重叠。(3)假设过于简单。在“理性决策模
式”中国家竟被看作是一个拥有充分信息并追求单一目标的理性行为体。(4)违背事实。古
巴导弹危机中肯尼迪总统及其顾问在制定反应措施时并未像“组织过程决策模式”中所解释
的那样主要考虑的是程序惯例。即使和平时期，也不尽如此。(5)“官僚政治模式”难以说
明决策者在官僚机构中的位置与其对外行为与立场有必然的关系。相反他们的态度、性情和
价值观的影响要大于职位的影响。［24］(pp616-617)
3罗伯特•杰维斯在解释力和范围、分析问题领域以及内部自身理论体系建构过程中存在
着不少问题。①尽管在微观层面特别是在决策过程中知觉、倾向等研究中具有很强的解释力
，但在对国际政治的总体发展和国家行为的宏观走向层面则显得特别薄弱。②对文化因素
重视不够。杰维斯的研究避开了不同文化背景的决策者对人的知觉的影响。尽管他对国内政
治和社会进程对决策者的知觉的影响十分关注，也提到他的研究避免讨论不同文化之间的认
知差异问题，但实际上，他的预设严重低估了不同文化之间发生错误知觉的严重性程度。
［25］(p215)
4“比较外交政策”研究尽管经过二十年的资料搜集和艰辛研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但“外交政策分析”的通用理论依然未能出现。不仅如此，“比较外交政策”研究还给人
带来不少的困惑：一是经常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二是把简单问题复杂化，大量的图表、曲线
以及晦涩的语言使人难以理解。［26］1979年，肯尼思•N•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
论》一书发表，这对于“比较外交政策”研究来说意味着丧钟已经敲响。华尔兹一针见血地
指出了“比较外交政策”研究的致命缺陷：“只是通过对国家内部特性的观察不可能理解世
界政治。”［27］如果只是关注目标、政策和国家行为，那么国际政治研究就退回到
了描述的层面，而简单的描述是不足以从逻辑上得到任何有效结论的。“外交政策分析”研
究中能够发现什么，但是却无法理解这意味着什么。每当发现了一个不同的或新的现象时，
“外交政策分析”研究就指定另一个单元层次的“变量”作为该现象的原因，那么，如果行
为体的环境影响了它们的行为和互动，试图在单元层次作出解释必然会导致变量的无限增加
。因为在该层次，没有任何一个变量或一组变量足以产生观察到的结果。就这样，在“外交
政策分析”中，当采用的方法无法对重要的因果关系做出解释时，变量就会大量引进。“于
是，变量只能根据作者的良好的或是糟糕的判断被主观地加进去。这导致无休止的争论，从
而也注定不会得出任何结论。”［28］华尔兹对“比较外交政策”毫不留情的抨击，
沉重打击了“外交政策分析”学派。从此，对“比较外交政策”研究而言，“早期的希望消
失了”。“比较外交政策的领域也被放弃了”。［29］“外交政策分析”的科学主义
路径最后以失败告终。而其它两派的“外交政策分析”尽管未予放弃，但要到冷战结束后才
开始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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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中共浙江省委党校)
责任编辑：郑祖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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