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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福利经济制度是20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重大成果。福利经济制度注重人本思想,具有内
在的经济社会发展观。保障全体公民权益、致力于社会整体福利改善和提高的福利经济制度
及以福利经济制度成就的良好社会信用,支持了福利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的持续竞争力。福利经济体系是福利国家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和谐发展的重要制度基础。中国正在努力构建和谐社会并推进城乡与区域的统筹发展,社会保障经济建设自是当前之重。学习和借鉴福利经济维系社会公平的再分配制度机制,完善和强化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支持和维系社会公正的道德与
经济基础,是中国构建和谐社会需要着力的内容。
关键词:福利经济;创新制度;和谐社会;科学发展
中图分类号:F06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9092(2006)03-0021-06
福利经济制度的核心实质是公民对经济社会生活的广泛参与,目的是提高经济发展效益,增
强政府和社会对发展中各种可能问题的控制力,使每个人、每个家庭都更加富裕和公平,实
现经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发展。福利经济制度本身蕴孕着社会和谐的内涵,其
在并非一帆风顺的发展实践过程中,也在不断地创新制度,调整和修正其服务与管理的方法
及手段,维系其发展的生命力。今天,福利经济已经成为福利国家政治进一步民主、经济更
加繁荣、社会更加文明的推动力量,福利经济已由先前以为的经济全球化的一种负担和阻碍
,而成为与世界经济全球化方向相一致的和谐推进力量。本文观察评价福利经济的创新制度机
制与价值,并由此对中国和谐社会建设问题加以探讨。
一、福利经济制度的和谐内涵
西方的福利经济是一种基于公民权的平等的福利权益观。在福利制度下,每个公民因
其公民身份而享有高度平等一致的福利权益,公民与公民之间不存在等级、人群和身份的差
异,人人享有福利保障。当然,西方福利经济有其宗教的根源,西方基督教民主文化的平等
观、民主观和生态平衡伦理等,是西方工业化、现代化的文明基础,也是西方福利经济制度
发展的道德根基。基督教民主文化有追求社会公正的本质一面,通过西方教会慈善之举而上
升为制度化的福利经济,其在社会保险上的发展可以说是西方政治民主的创新。而在社会保
险基础之上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面向公民的社会援助、社会救助,教育、文化、健康服
务及各种个人社会服务等,是福利经济制度的内容。①(Nanna Kildal and Stein Kuhnle(2004)Norway:an amenable member of OECDin Klaus Armingeon and Michelle Begeler(eds)[WTBX]The OECD and European Welfare States,〖WTBZ〗pp60-74Cheltenham:Edward Elgar Publishing)福利经济中社会保险这一保障体系,是通过税收将收入的部分转化为福利资金以实现再分配,通过再分配来减少贫困和缩小社会收入差距,实现社会的和谐。
基于公民权的福利经济制度在为社会提供一个公正平台时,关键是有效地实现其收
入再分配功能,也就是通过福利保障的实施,为社会的不同个体提供必要和及时的生活和发展支持,使富裕群体、贫困阶层、主流阶层、社会弱势群体,都可以感受到福利社会的关爱,进而减
少贫困和有效消除差距。福利制度所追求的社会公正,已经不是仅仅停留于为公民提供“公
平的机会”这一层面,再分配功能有效提高社会的整体需求,给经济增长以最大限度的需求
拉动支持,这是福利经济的人本思想与其内在的经济社会发展观的统一。进一步的理解是,
若福利保障经济的制度建设目标只是停留在为公民提供“公平的机会”层面,则
是远远不够的。参阅Esping-AndersenG(2002)〖WTBX〗Why we need a new wel
fare state,[WTBZ](foreword)ppix-xvii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因为不同的社会个体其素质、能力或潜质是不一样的,有些人的聪明和才华的天资是与身俱
来的,而有些人则可能自出生就带有生理或智力的缺陷,对于后一类人群来说,仅仅给予公平
的机会显然不可能为他们带来公平或平等的生活,他们需要社会福利和援助的支持。
当然,西方福利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也不是无缺陷的。在西方,福利经济的发展目标与西方
现代市场经济的最终追求虽然是和谐一致的,但福利经济发展的制度化过程与市场经济发展阶
段的时间性安排显然存在不同步,有时甚至是对立的。正如许多西方学者所说,即使是欧洲
和大洋洲的发达福利制度安排与它们的经济具有协调一致性,但在实际运作中也存在着相当
的不同步性甚或间断的对抗性。“社会福利政策总是寻求对市场的纠正和对抗”
GoughI(2000)[WTBX]Global capital,Human Needs and Social Policies:Selected Essa
ys 1994-99[WTBZ],pp77-79London:Palgrave Macmillan,
即福利经济制度是在市场经济的目标和社会公平目标之间不断消除和减轻差异,实现尽可能的平衡,总的来说,福利经济是一种积极的和谐发展思想。与中国正在建设和完善的补救性社会保障经
济制度相比,西方福利制度有时可以是一种相对独立的价值和准则的发展取向—即高度突出
人本思想和人文关怀。
二、福利经济维系公平的再分配制度机制
尽管福利经济制度具有内在的发展观,更体现公平的全面发展,但显然福利经济的发展并不
是一帆风顺的。在观察当代福利经济发展演进时,两个现象值得思考:一是西方工业化民
主国家中存在社会福利项目质量和规模程度上的差异;二是最近一个时期西方工业化国家在
福利经济制度目标抱负上出现较大的差距(Esping-Andersen,1990)。世界福利经济发展的分化,其实是事关西方福利经济制度一体化整合的现实可能和未来的趋势。事实上,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50、60年代是西方国家福利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无论是欧洲大陆、西欧国家、北欧国家,还是北美的美国、加拿大和大洋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福利经济都处于发展的良性扩张阶段,其社会公共服务不断完善,相对应的是社会公共开支也在扩大。60年代早期,西方国家在社会福利政策上花费的开支占GDP的比率基本相近,这也反映出福利经济制度在西方国家存在的普遍性和一般性。但自70年代第一次世界石油危机导致了经济增长周期的波动,西方福利经济国家对福利框架和社会福利公共开支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调整,尔后80年代的第二次石油价格波动则加速了西方国家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福利经济的转型,譬如北美洲和大洋洲国家减少消极的福利开支及实施对接受社会贫困援助对象的资格审查等。
从制度角度的透视,我们发现在西欧特别是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福利经济制度设计中,
现有的大部分福利项目都普遍统一地被所有公民覆盖,而不是一种接受资格审查的特定人群
的选择性制度安排北欧这种非经资格审查的普遍社会福利权益安排,它可以避免和减少人们为获取福利受益而欺诈和不诚实的行为,也可以避免所谓资格审查中的权力腐败现象的发生。该制度安排的结果是既改善巩固了社会的诚信结构,也提高了福利分配的效益。非经资格审查的普遍福利制的良好效应,引起当今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西方其它福利经济国家已纷纷效仿。。诸如养老抚恤金、健康保护、儿童保护、教育和儿童津贴、医疗保险等社会福利项目,都不是专门针对社会贫困人群的,这些福利项目覆盖所有社会公民而并不考虑每个公民支付能力的差异。据此,不少学者怀疑:北欧福利和服务完全均等化,社会税赋又固定与统一,北欧普遍覆盖的统一福利体系是否能在不同的收入人群中产生真正的收入再分配效应?更有经济学家断言,福利制度设计的均等化只能带来有限再分配效应和高昂的官僚制管理成本,进而影响经济发展的效率和质量。但下表假设的再分配模型却无可争辩地展示这种福利制度安排的显著的再分配功能。
在表1的普遍性福利再分配模式中,第一栏是将收入人群简单地以平均收入划分为五组等数
的收入群体,假定收入最高组A群体的平均收入是收入最低组E的5倍,即收入不平等程度是5
/1;进一步假定不同收入组的收入税率是一致的40%(基本是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收入税率
水平),那么收入税得到的第三栏中的公共收益总数是1200;再假定这些收入税全部用于普
遍统一的福利转移支付,即A、B、C、D、E五组收入人群都得到相同力度的福利转移支付,
那么最终的税后和福利转移支付后高收入组与低收入组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已经大大减轻,由
5/1降至233/1,这种普遍统一福利模式带来的收入不平等减轻程度超过50%。模型用于
对人们一生的收入再分配或人们生命中某一时点的再分配的展示,其作用的效果是一致的。
人们唯一可能的疑问,是随着时间的推移A、B收入人群和D、E收入群体之间会发生人群转
换,因而会造成一些收入再分配效应的变化。
表1“普遍社会福利”经济制度的再分配效应(Macfate,etal1995)
〖BG(〗〖BHDFG2,FK17,K6,K9,K9,KF〗收入群体〖〗平均收入〖〗税负(40%)〖〗福利
转移〖〗税后及福利转移支付后收入
〖BHDG2〗A(20%)〖〗1000〖〗400〖〗240〖〗840
〖BH〗B(20%)〖〗800〖〗320〖〗240〖〗720
〖BH〗C(20%)〖〗600〖〗240〖〗240〖〗600
〖BH〗D(20%)〖〗400〖〗160〖〗240〖〗480
〖BH〗E(20%)〖〗200〖〗80〖〗240〖〗360
〖BHDG2〗高收入组A与低收入组E的收入比〖〗5/1〖〗(=1200)〖〗(1200/5=24
0)〖〗233/1〖BG)F〗
〓〓以上模型事实上在经验数据上支持了这样的逻辑,即福利经济制度的不同设
计具有不同的收入再分配功能。它直观地证明了一种可能与人们直觉相反的结论,那就是国家对每一个人课以同样的税负并给每一个人以同额的转移支付的普适性制度安排,能够带来经济资源的有
效再分配模型假定对不同收入组征缴同样的收入税率,在实际中如实施于相对
几乎无收入支配的弱势人群,我们直觉其是不合情理且无意义的(当然,这在经济生活中是不
会发生的),但模型的逻辑还是很好地传递了“普遍社会福利”经济制度安排所内具的社会
公平价值和显著的再分配效应之信息。。而意图对富人课税转移给穷人,它的结果
只能是很有限的再分配,因为只征富人的税用于转移支付给穷人,富人普遍会不接受高税负
,且税收来源将减少。
三、福利制度维系公正的道德与经济基础
从上表的模型中,可以看出不同的收入群体对“普遍社会福利”经济制度安排显然是持不
同态度的。收入群体A与B对“普遍社会福利”经济制度安排持反对意见,因为他们付出的比
他们得到的要少;收入人群D与E无疑是支持这一福利经济制度安排的,因为他们从该制度安排中
获得的比他们贡献的要多。这样,从民主决策的角度观察,可以清楚收入群体C的政策倾向性态
度将决定哪一方是社会多数的力量,这也将决定“普遍社会福利”经济制度安排是否可行与稳定
。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民主氛围浓郁的现代文明的市民社会大众主要分为三大类:
一类是纯粹追求收入最大化者;一类是纯粹崇尚道德最大化者;而更大部分的人还是介于两
者之间的公民群体,他们既追求收入的增长也希望贡献社会,他们相信一种稳定、健康、
和谐、进步的社会是满足他们个人追求收入和生活质量的环境保障。正是因为有这样一大部
分关心社会也关心自身个体发展的社会公民群体的存在,在事关社会公共决策和福利经济体
系的发展上,欧洲国家自然走在了前列。这种关心社会也关心自己发展的社会公民心态,是
欧洲社会集体行动的基础,是社会公权与个人私权相互信赖和支持的前提,更是今天欧洲一
体化进程中实践欧盟治宪不可或缺的社会与公民的信用结构保证(Kuhnle,S2003R)。基于
这样的欧洲社会,欧洲国家设计安排普遍性的福利经济制度,在道德价值和经济价值上则是
合理和可行的,而且西欧和北欧国家的福利经济发展的实践已经是一个很好的明证。
现在看来,欧洲健全的福利经济制度并不是简单的关注社会贫困的一种制度安排。带有社会
普遍和统一性的福利经济制度安排,也并不能简单地认为是社会公共开支的负担或经济增长
的障碍,它有很强的社会需求拉动效应。在这种福利制度设计安排下,社会需求不是仅仅来
自接受福利转移支付的社会贫困人群,也不仅仅来自那些为这种制度安排提供转移支付的社
会富有阶层。恰恰因为这一制度的普遍和统一适用,才使得社会需求是来自于由社会高收入
群体、中等收入群体和社会低收入群体组成的最广大的消费群。正是这种“普遍社会福利”经
济制度安排所提供的长期有效的社会需求,使欧洲国家长期地保持着经济的持续增长。这实际是
“普遍社会福利”经济制度安排的收入再分配功能支持供给与需求良性互动的宏观经济效应
,更是凯恩斯主义福利经济思想的需求管理逻辑的最好运用。
即使退一步,假如欧洲国家也效仿美国降低收入税、减少社会公共福利开支及给个人和企业
以更大的经济自由,那么,大批欧洲国家的人们也会和美国人一样去市场购买健康保险、失
业保险、养老保险、教育和儿童服务等。欧洲与美国不同,欧洲福利经济制度安排在经济
资源上主要由国家配置,美国主要由市场配置。事实上,在现代开放市场经济环境下,在社
会保险和社会服务领域,不论是私有经济还是国有经济,它们运行的社会和经济效应都取决
于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信息对称状况(Atkinson,1993a)。由于社会保险的消费者(保险
受益者,譬如医疗保险中的病人)和保险的社会服务提供者(譬如医院和医生)都有密切的利
益关系,也有充分的时间来掩盖一些关系到保险公司支付保险和成本的信息。那些申请社会
保险的当事人,都会尽其所能隐藏对于他本人不利或不太有利的信息,这使得保险公司获取
真实信息要花费更高的代价(Barr,1987,ch5;Pauly,1968)。这样,在私人保险系统中
的信息运转成本会比普遍的公共保险体系更高。
其实,经验中对福利公共开支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表面争论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因为它并不能
充分证明福利公共开支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消极关系。在健康保护上,就有充足的证据表
明美国的私人保险系统在健康保护服务上的成本与经济社会收益远低于北欧模式的普遍
统一的社会医疗健康保险(Culyer,AJ1991)。而且,北欧模式的福利经济制度并不是简
单的照顾穷人的一种奢侈性建制安排,而是一种扩大社会有效需求的收入再分配设计。因而
,对北欧模式的福利经济制度的评价,不能仅仅比较这一福利制度安排在创造社会公平时
的效益和成本。公民对社会保险和社会服务的需求是客观的,提供这种服务和保险的成本也
是不可避免的,无论是由政府提供服务以满足需求还是由市场来满足这种需求。只是许多事
实表明,由于在社会保险和服务领域的信息不对称,政府主导进行资源配置的福利经济制度
安排往往比私人或商业保险的运转更集约和效益(Culyer;AJ1993a)。
四、对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评价
相对计划经济时代的福利体系,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已在制度上打破了计划经济时代的以单
位属性为特征的公民身份性福利保障,开始实施社会化的广覆盖,进而大大提高了社会保障
经济制度的社会公正性。但是,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设计仍然没有实现真正的全社会公正,
因为广大的农民以及由农村流入城市的流动劳动力尚处于社会保障之外,养老保险、失业保
险、医疗保险等福利保障权益基本都与农民及城市流动人口无缘。在这样一个大的不公正前提下,社会保障制度的目标是重在通过福利保障来维系社会稳定而达到保护经济发展的目的,在公平和效率两者之间仍以效率为重;在具体保障内容的操作层面上,公正问题的关注焦点首先是给公民提供公平的机会,而通过社会保障制度的再分配功能效应的发挥去消除社会贫困和缓解城市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则做的不够。殊不知,即使在西方福利制度国家,仅仅提供“公平的机会”也是远远不够的。这是导致本世纪初我国贫困人口数量有所反弹的原因之一,也是改革以来中国社会贫富差距、地区差距拉大,进而影响社会和谐的主要因素。
有关福利经济学的理论与西方福利经济制度的实践告诉我们,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的建立,
是消除社会成员对未来生存保障的忧虑,完成社会财富再分配以实现社会公平及保持社会和
谐与稳定的重要手段和措施,也是实现经济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的制度保证和动力源泉。只有
构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通过对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实现社会公平,才能形成一种社会利益
的动态平衡而保持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制度转型所引发的广大群众对未来社会生存保障的
忧虑,相当大程度上影响到了群众的利益预期。全球化和区域经济的一体化,给世界各
国和人类自身发展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风险。在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断推进的今天
,世界更需要健全的福利保障经济的支持。中国在参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
,其所面临的冲击和挑战更为突出,因此中国的经济社会转型要求建立完善的社会保
障体制来消除广大人民群众的后顾之忧。
在西方,福利制度其实是以社会整体福利改善为目标的,它需要经济发展的支持,它本身也
支持经济与社会发展,这是西方福利制度与中国科学发展观可以相互沟通之所在。福利经济
制度并不仅仅是一种社会制度或思想,它有着深刻的经济理论基础和社会实践的源泉。由于经济的
因素最终决定可供分配的资源用以满足个人及社会的需求,所以经济发展才是社会福利保障
的最重要决定因素。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变动,都会对社会福利状况产生直接的影响(A
lcock,P1991)。福利经济制度总是特别强调扩大就业的作用,就业是消除贫困并扩
大社会保障的最稳定和本质的内容。就业的扩大可以增加社会福利资金的税收来源和
扩大个人、雇主对社会保险基金的贡献积累,也可以减少诸如失业救济和贫困救助之类的消
极支付,使得福利资金的使用可以更集中于改善公民的生活、教育和工作,以促进社会经济
的更好发展(王志凯,2004)。显然,福利制度和思想都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观念的体现,
这与科学发展观的实质是要实现经济社会更快更好地发展是一致的。而且,科学发展观与福
利制度,二者都展现了其追求和谐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理念。
当然,福利制度本身对经济社会和谐发展也有着直接的作用效应。社会福利保障体系可
以在社会低就业率的时期为社会进行劳动力培训、塑造和储备,以便在经济状况好转和改善
时适时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高素质的劳动者;社会福利保障服务也可以通过对低工资收
入行业的职工提供补贴而鼓励劳动力在这些行业就业;而社会福利在教育和培训等诸多方面
的投入,则是对社会人力资源的素质武装,是对劳动者劳动技能的塑造,以满足经济发展和
社会进步对人力资本不断进步的要求(Clayton,Rand Pontussen,J2000)。这一切又有
助于缓和社会贫富差距,减少社会贫困,让更多的民众能够以不同的方式和角色参与经济社
会的改革和建设,并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实现社会群体的和谐共生,最终推进和谐社会建
设。
五、完善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以构建和谐社会
学习和借鉴福利经济维系社会公平的再分配制度机制,完善和强化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支持和维系社会公正的道德与经济基础,实现中国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科学发展,是中国引进、消化和吸收西方福利经济制度的创新机制和价值的一个较为理想的选择和结果。
尽管从中国发展的许多实践和现实来看,西方福利经济制度尤其是欧洲、北欧的普适性福
利经济模式,在很多时候并不适合中国国情(至少是中国目前还不具备实践西方福利经济制
度的条件),但是,展示中国社会强大吸纳创新能力之所在的是:
西方福利经济制度保障每个公民权益而致力于社会整体福利的改善和提高的制度价值。
欧洲、北欧社会公民既追求收入的增长也希望贡献社会,既关心社会也关心自身个体发展的
良好社会信用心态,已经为中国社会的广大主流群体所认同与接受,并正在成为我们国人所
付诸的行动。在实践的层面上,虽然我们不可能采取北欧那种不经资格审查的非选择和非完
全排他竞争的普遍福利受益安排,但我们所努力追求的社会与经济的发展,与福利经济制度
成就的良好社会信用结构是一致的。关心和救助中国社会的弱势群体,意味着大量的社会主
流阶层的收益在一定时期是不会显著增加的,甚至会减少。然而,这种贡献和付出的成本所能获得的社会收益却是值得的,特别是我国政府所承担的扶贫助弱的责任,会在一个长期的过程中给我们的社会和公民带来持续增加的福利保障和安全。
我们应当把福利经济思想作为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理论资源,在深化社会保障经济建设以
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进程中,体会西方福利制度设计安排的社会效应、经济效应和道德效
应,学习西方福利经济的制度机制,借鉴西方不断创新的福利经济服务与管理的方法及手
段,立足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和社会保障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社会保障经济的建设和改革
进行体制的整体设计与整合。社会保障经济建设不仅要考虑到当前体制的问题,更重要的是
要考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长期需要。考虑到中国经济仍不太发达的现实以及社会保障制度本身滞
后的特点,未来相当长时期的社会保障经济建设的基本目标应当依然定位于广覆盖、低水平
、社会化和多层次,但更要突出发展的可持续这样的中国社会保障经济建设的渐进阶
段目标定位,是结合中国国情的合理安排,其本身与西方“普遍社会福利”经济制度
的价值并不矛盾,因为“普遍社会福利”突出的是公平理念而非平均主义。福利安排的地区
差别和层次差异在西方“普遍社会福利”经济制度的国家或多或少地存在,即使是北欧国
家,福利经济体系也是由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等不同内容和形式所构成
的。。无论是体系框架设计还是特定保障项目的制度安排,都应遵循这一基本目标
。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借鉴学习西方基于公民权的福利经济制度的公平价值理念,围
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目标,加快民主政治建设,加强公民政治参与和公民权益建设,
尽快将社会保障经济的建设与公民基本权益的建设相统一。在推进社会保障经济建设的实际
工作中,尽快地将进城农民工纳入于城市职工的社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要吸收福利经济
制度的机制优势和效能目标,对社会保障经济的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
济、优抚安置,积极加以从内容到管理服务的整合;要根据新形势和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水
平,重新修订、调整和完善相关法规、条例和保障的实施标准。在有关社会福利救济与社会
保险政策的执行中,必须加强部门之间的沟通和协作,按照相对人的福利救济和保险资格权
益及“就新不就老,就高不就低”的原则和标准这一原则和标准,其实是为了更
好地保护福利和救济相对当事人的利益,避免和消除在不同福利保障和服务部门之间出现推诿
扯皮现象。来提供服务,这是社会保障经济本身的“以人为本”和统筹兼顾、全面
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之体现,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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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受浙江大学汤永谦学科建设发展基金资助。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责任编辑:郭茜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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