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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类活动不可规避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普遍存在于人类发展全过程,民主作为人类活动的一
种表现形式,也必然受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在理论形态和实践类型上表现出迥异的特性。
然而在不确定的多样性面前,我们要把握住不确定性的变化规律,有针对性地适应其变化或
者最大程度地避免因不确定性带来的政策更改,尽可能地进行最大化合理制度安排,以达到
有秩序的民主状态。
关键词:不确定性;民主;民主秩序
中图分类号:D0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9092(2006)05-0017-06
一、不确定性之历史哲学考察
不确定性思想肇始于古希腊哲学家阿拉克西曼德,他认为世界的本源是不确定的。其后继者
普利高津也认为确定性已死,世界的绝对确定是人们的—种错觉,不确定性是世界的另一本
真状态,他说:“事实上,我们努力要走的是一条窄道,它介于皆导致异化的两个概念之间
;一个是确定性定律所支配的世界,它没有给新奇性留有位置;另—个则是掷骰子的上帝所支
配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切都是荒诞的,非因果的,无法理喻的。”[1](P15)
在自然科学理论发展史上,德国科学家威纳·海森堡亦提出了不可回避的不确定性原理。人
类的社会生活也不断地论证着世界的不确定性。恩格斯说:“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个划
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改变着自己的形式”[2](P228)。以微观经济生活为
例,一件偶然事件可能导致股市的狂跌或暴涨没有谁能真正预测到股市的大盘波动和长远发
展,世界宏观经济发展过程中也总是充满了不确定性,人们面临着层出不穷的风险和危机,
社会发展过速引发了前进中的问题,全球化导致了“转嫁的问题”,还有由于应对突发事件
能力不足而产生的棘手问题,既存问题、突发危机的相对性造成了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
[3](P57)不确定性根源于客观事物或过程自身和认识主体以及认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复杂关系,是普遍存在的,是人类的实践和认识活动的属性。在某些哲学家看来人类似乎没有能力真正知道,我们所把握到的世界是否就是“那个真实的世界”。
换句话说,我们人类生存在一种不确定性之中,我们能够了解和确认的,是我们的感官所感
知到的外部世界的表象。在现实生活中,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却不像哲学家担心的那样,不会因为哲学对于世界“确定性”的疑问而丧失我们在这个世界中的行为能力和与人交往的能力。在哲学家的“确定性”疑问面前,我们感受到的是—种怡然自得的确定性,在—片不确定性中,我们感受和把握着一种确定性。但是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介乎哲学家的极端理性与普通人的普遍直觉
之间,也存在某种行为的未来结果会出现多种可能情况,而每种情况都有成功与失败之可
能,—些确切情况都非人们事先能准确地预知,如果行为者自身不能确切地知道事件或行动变化的结果,那么他就会受到不确定性的支配,产生无尽的恐惧感。不确定性带给人们的不安全感与恐惧感,使得人类在追求确定性的过程中舍尽全力地消除不确定性,然而新的不确定性又而如雨后春笋般地产生着。
在本体论上讲不确定性可以说是事物内部矛盾引发的无序性、差异性、随机性、模糊性、不
稳定性和不可预见性等。这种内部矛盾大致来源有三:其一,根源于事物本身的内部矛盾,
矛盾的对立统一面的地位不确定造成事物表象的不确定;其二,根源于客观事物的过
程自身,其三,不确定性的客观事物的相互联系,而这种关系又是不确定的,不确定性事物
过程及其不确定的关系导致了不确定的结果。
在认识意义上,不确定性指人们对客观事物或过程缺乏有效的信息、完整知识和完全了解
,不确定性存在于人的认知过程中。认识中存在不确定性的原因首先在于对客观信息把握不
全面。人们无法穷尽绝对真理,无法精确、全面地了解客观事物发展变化过程的所有侧面和
所有影响因素,无法把握所有影响因素对事物的作用规律。从人的认识过程来讲,客观对象
是无限的,而人存在的空间和时间是有限的,在具体历史条件和具体环境条件下,人对客观
的认识不可能不受历史与环境的限制,人们不可能得到客观世界的全部信息,更不可能得到
今后发展变化的全部信息,所以人的知识与推断也有不确定的一面。其次由于人的认知结构
的差异,从而导致对同样的事件认知的结果大不一样。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不确定性事件
的不同可能性的认知是与客观的可能性有很大出入的。
二、民主不确定性表征
人类政治领域充斥着不确定性,法国当代政治哲学家克劳岱·列霍指出了“民主的不确
定性”。他从解释欧洲现代性的脉络中,指出民主不纯粹只是宪政与法律的制度安排,民主
也表现出对于任何专制与压迫性之权力与社会特权的反抗,在现代性的“世俗化”处境中,
人很难自我证立“自我构成之社会”的正当性基础,因为人性本身无法自我证立,无法自设
其限度,难以论证这个限度的根源与目的。列霍从现代社会内在的分化以及现代性之自我证
立即主体性的自我认证困难,说明民主的“虚位性”与“不确定性”。实际上,由于影响民
主的因素的不确定性,确实导致了其理论形态的多样化和实践的大相径庭。
民主不确定性既来自于研究者的知识成分与视域,也依附于他们的立场,尽管研究者们
尽量保持着价值中立的态度,对民主理论的研究也存在莫大的影响。就价值中立本身来说
,可分为三种情况首先是一种温和的“价值公正”,把评价和描述一分为二;第二种是把褒
贬善恶之辞统统去掉,实际上是“价值真空”;第三是价值回避,躲避或者惧怕价值,但价值
评价实际上还是存在,只不过转到了地下。事实上,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几乎都是按照自己
的观点和偏好来使用民主的概念,并加上某些限制条件。
民主理论解释也跟特殊的历史处境相关,因而无法脱离某个国家或地区面临的各种具体
问题以及政治文化之脉络。英国的政治文化以“习惯法”与“君主立宪”理念为主,因而肯
定“法律之程序”、“混合政体”与“多元社会”的政治价值,涉及民主的议论,偏向立
宪主义的民主论证;法国政治文化以革命实践及其“人民主权”的理念为主,不是被启蒙的
“政治的理性主义”驾驭,就是被卢梭式的“人民主权”理念所左右,或者民主的政治文化
被挤压于“政治理性主义”与“人民主权”的冲突纠葛,倾向于激进民主的理念,据此,我
们对于不同的国家或地区要作具体分析,因此在不同的政治文化和历史背景下,民主的解释
也具有多样性。
(一)民主研究重心偏向不确立
从认识论角度分析,民主本身只是个名词,但是其涵义被研究者们理解得多种多样。自
从人类“发明”了民主以来,民主无论作为一种理想或是一种实际体制,两千多年来一直发
生着变化。多元民主理论的创始人罗伯特·达尔认为,民主的研究有无数种可能和无数种选
择,究竟是确立民主理想化的最大化,还是研究现实生活中的具体可操作的、经验的民主现
象,这些不同的研究造成了民主研究的不确定。对于民主,我们既可以将之理解为国家的一
种政治统治形式或一种具体的经济社会文化制度,也可以赋予其更为广阔和精深的精神文化内容,视之为一种崇高的价值准则,成为人类的价值追求。对国家而言,民主不上升至制度,那它就是
短暂而不持续的,对人民而言,民主不被推崇至信仰的境界,民主就失去了实现自身价值的
真正动力。研究者的认识角度和偏重都实实在在地凸现民主不确定性呈现的必然。追溯人类研
究民主的历史,前期追求的是民主的实体价值,近期重视民主的程序价值研究。实体民
主研究中强调人的主体性,以人在社会中的主体地位的确立为前提,强调“舍我其谁”
的强烈社会责任感,并日把民主视作自身的生存发展所必需的条件去争取,而在终极意义上又把民主视为社会成员全面自由发展的内在价值予以追求,努力探寻千差万别中普适性的价值准则。程序民主研究者则认为程序的研究具有优先性,它侧重于研究民主状态实现的正确途径、方法、手段;相对实体民主而言,程序民主具有相对独立性,其独立价值在于限制权力的滥用,同
时保障公民个人的权利。到了20世纪末,人们越来越把民主看成是一个国际或全球化进
程,随着全球范围内的社会政治变化而变得越发不确定。由于全球政治、经济和技术环境的迅速变迁,随着民主的传播,文化、政治的差异,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都对它的性质产生了影响,民主的性质多样化了,而在那些已经实现民主的国家,其民主诺言的兑现程度又如何呢?现在,人们又把民主视为实现个人与集体愿望,表达利益要求,培育市民社会的根本手段!民主研究曲线呈现不确定性的轨迹。
(二)民主问题不确定
民主本身涉及的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纷繁芜杂的,如:民主从何而来,从何时起?民主
是一次性发明的吗?人民究竟是谁?是指每一个人?多数人?还是一个团结一致的有机整体?什么是统治?由谁统治?这些是有关人性和公民资格的理论中的函数问题;在什么限度和范围内统治?这涉及到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极权统治)的问题及民主统治的适当范围的问题;以何种目的为名?个人与社会的冲突,自由(个人权利)与平等(社会正义)的冲突是其最基
本的问题;采取直接手段还是间接手段?就是说采取直接的人民统治,还是通过代议制
,这取决于“精英—民众”关系理论的博弈;在何种条件和约束下进行统治?这其中包含了民主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条件的问题,还包括(但不限于)社会阶级结构的问题等等。这仅是民主问题中浩如繁星的问题的代表性疑问。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必将充满许多不确定性,学者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三)民主理论解释不确定
就同—个问题的回答而言,不同理论派别的回答是迥然不同的。研究者们发现“把所有
的权力赋予多数人,他们就将压迫少数人,把所有权力赋予少数人,他们就将压迫多数人”[4](P203)到底“由谁统治”?政治实践家们对少数人施加暴政所引起的危险,并未给予过多的担忧,缺乏理性的多数人掌握权力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幽灵(苏格拉底之死)却让人
不寒而栗,来自立法机构的威胁(即想象中的多数人的堡垒),立法机构或多数人的暴政,并
不比行政机构或少数人的暴政不严酷,多数人施加暴政的危险似乎是强烈恐惧的来源。
多元主义“由谁统治”的回答是:采用经验主义或者实证主义的思路对“民主的”与“
非民主”的政治体制或社会组织形态进行区别,认为民主依赖妥协,民主理论本身就充满
妥协——若干冲突的,互不相容的原则之间的妥协,民主是一个由多个变量与少数常量构成的函数式,对民主定出了一系列可操作的衡量特征来刻画和进行不确定的研究。[5](P114-122)古典民主理论则是按照某种具有内在等级次序的价值体系来构造民主的理想模式,强调“人民主权说”以及“人民当家作主”,关键是主权在民,选举权位居第二,其核心是:民主是多数人的统治,是人民的统治。然而精英民主理论者却认为民主是人民服从少数人的统治。人民的作用只是在于产生一个有用的政府,选出社会精英来治理国家,民主只是一种竞争政治领导权的政治方法——民主方法是为达到政治决定的一种制度上的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竞取人民选票而得到作出决定的权力,民主不过是指人民有机会接受要来统治他们的人的意思……自称的领导们之间为争取选民投票而进行的自由竞争[6](P365)。这种经验的民主理论揭示了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多种公认特征,其中包括了人民对政治决策的判断呈现出来的不确定性。
(四)不确定的民主实践历程
西方民主的实践是具有代表性的,但其历程充满了不确定性。尽管世界地域的不同,但
都经历了相差无多的历史发展历程,人类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中过着小规模的群居生活,
衍生了某些形式的原始民主。就西方地域而言,自古希腊文明始,民选政府维持了几个世纪
,随后它就走向衰落和消失,而后不管我们是否能够确定什么样的政府才算是民主的,我们
都无法找寻到民主的上升痕迹,取而代之的是君主政府、专制政府、贵族政府或寡头政府
的骄横跋扈,民主的发展是断续的、零星的。到了近代,民主才又逐步地露出了它的面目
呈现出上升趋势。“正如可耕种的土地和充足的雨量广泛地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样,某些合
适的条件也总是有助于民主政府的发展趋势。”[7](P11)这段时期,民主重新成长
起来,民主因子的迅速成长造就了拥有这种因子的国度的各种文明脱胎换骨发展。从发展曲线可知,民主不是一劳永逸地造福于若干年后的子孙的,在某个时修会被专制的残酷、贵族的骄奢、君主的残暴拦腰截断,民主的种子长久地埋藏于黑暗的土壤之下。即使它重见天日,也早就时过物非
,如最早的雅典政府是复杂而具有创新力的,它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就构建了不很发达的代议
制政府,然而现代代议制民主中却找不到它的踪影,现代西方民主充斥的是西方人的当代精
神。
(五)不确定的民主实践类型
现实的国家治理中,没有哪一种民主类型的国家体制会完全拥有理想民主中所有要求
的标准,但一个以民主方式治理的国家可能会拥有多条必要标准并且实化为具体的政治制度
:选举产生的官员的代议制,自由、公正和定期的选举制度,表达意见的自由制度,社团自
治制度,还有接触多种信息的自由制度,包容的公民身份权等。美国人将雅典文明发明的民
主财富发扬光大,并对它进行了较多修正,在理想民主的各项标准上注入现实的思考,建成
了令托克维尔目瞪口呆的民主国家。最醒目的是18世纪末的杰斐逊、麦迪逊和他的同道
者们用了近十年的时间,建立了一个政治党派,在选举期间和间隙中加强支持者对他们的长
期忠诚以确保票数,后发展为两党竞争执政的具有浓厚现代民主特征的政治制度。这些制度
都是必要的,但并不等于说有了这些就足以达到完美的民主制度,在任何国家,理想的民主
和现实的民主之间都存在着鸿沟。民主政体的本意是公民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实现普遍、平
等的参与,但事实上,在以选举为实质内容的现行民主体制下,政治竞争的参与很难做到平
等和普遍,这是由政治竞争参与者不平等的经济实力和地位决定的。平等、普遍的参与根本
就无法落实,竞选往往成了有钱人的政治游戏,而广大经济地位低下的民众则很难真正行使
民主赋予的政治权利。有雄厚经济实力的大财团可以凭借其拥有的各种社会资源优势,
使其支持的选举候选人获得选举的胜利,代表它们利益的选举获胜者在掌握政府权力后,
在制定政策时容易倾向于首先满足于支持自己的利益集团或社会群体的要求,而把全局利益
、长远利益和公共利益放在其后。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多党制的议会民主制容易导致各党派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引起
政局的动荡和不稳,使政党和政府无法集中全部精力在经济建设上,最终影响经济发展。同
时,民主政体决策过程中的讨价还价若得不到规范的话,势必会造成行政效率低下,各种政
治力量间对比的改变也容易导致决策的改变,这种决策的不确定性当然也会影响到经济的发
展。发展中国家的民主政体是不完善的,不完善的民主政体对于权力机构和社会内部的矛
盾调节、缓释和整合的功能,比完善的西方民主国家的民主调节机制要乏力得多,其中,
各社会群体、阶层、利益集团等充分合法的途径和渠道表达并非十分完备,议会在制定各种
政策法规时,交涉、协商和妥协的能力也不十分成熟,不能较好地反映和处理好各方面的利益
要求。据此,发展中国家应力求发展完善的民主制度,培养民众平等的参政意识,迫使政府
更多地考虑人民意愿,而且有助于决策的科学化,能够制定相对正确的经济发展规划,从而推动国
民经济的发展。亨廷顿认为人类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无秩序而有自由,必须先有权威,然后才能对它加以限制,在发展中国,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合法的公共秩序。
三、在不确定性中确立民主秩序
托克维尔在其《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认为中国是以最集权的行政为被统治的人民提供安全
的最好代表,中国人有安宁而无幸福,有百业而无进步,有稳劲而无闯劲,有严格的制度
而无公共的品德。许多西方学者都持与托克维尔相似的观点,认为中国古代文化只有
专制传统,因为中国古代政治始终是君主制,因此也就只能有专制政治思想。
托克维尔警示性地提出“如果不逐渐采用并最后建立民主制度,不向全体公民灌输那些
使他们首先懂得自由和随后享用自由的思想和感情,那未,不论是有产者还是贵族,不论是
穷人还是富人,谁都不能独立自主,而暴政则将统治所有的人。我还可以预见,如果我们不及时建
立绝大多数人的和平统治,我们迟早要限于独夫的无限淫威之下”[8](P367)。诚
然,中国古代文化中确实没有西方近代多党制、议会制等模式的民主形式,但是不能否定其中
内含的某些民主思想的萌芽。例如,“民本”思想古已有之,发展到近代形成了以人民为主体
的民主思想,并且在社会实体中发生了民主革命,在法律、思想、民情和道德方面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民主不仅意味着在中国大地上不再存在王权,也意味着自由平等的大门打开了,我们拥有的不仅仅是散落于历史的民本思想,更多的是民主的真正体验。然而,我们虽然有了民主,宪法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却缺乏可以减轻它的弊端和发扬它的固有长处的东西。建国后社会主义民主建
设走过了一条十分曲折的道路,在“群众运动天然合理论”下发展成为一种无政府主义的“
大民主”,破坏了新中国业已建立的全部民主秩序,“多数人的暴政”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也形成了历史上独有的高度一致。但是已有的一致停留在抽象的水平上时,在特殊情形中
,这种一致常为不一致留下了广泛的机会,因为过于强烈的公众激情会危险地扰乱公众的安
定,经常性地诉诸人民的意见,会显示出政府的缺点,并且因此弱化了为稳定所必需的对政
府的崇敬之情。事实上,民主的彻底实现需要依靠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形成凝聚力,肩负起
保护民主的社会调节机制的历史使命。
人类深知,人最害怕的事情是对以后的事情发展全然没有一点把握,对后果
一无所知,不确定性是最可恐惧的。但辨证地看,不确定性包含着确定性,确定性由不确定
性得以实现;不确定性克服了确定性思维的片面性,反映了世界的无序性、随机性、模糊性
、不稳定性、不可预见性等方面的另一真实状态,全面地反映世界,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处
理人与世界的关系。在处理人与世界的关系时,承认世界发展的不可预见性,克服人类中心
主义所带来的对自然和社会关系的破坏,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更深更广的思维空间
,更有利于发挥人的自主性和创造性。人类进步是不断地化解不确定性的过程,通过确定的制度程序安排,应付不确定的事物或者减少因不确定带来的损失,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于民主范畴而言,托克维尔指出“在我们这一代,领导社会的人肩负的首要任务是:对民主加以引导;如有可能,重新唤起民主的宗教信仰;洁化民主风尚;规制电主的行动,逐步以治世的科学取代民情的经验,以对民主的真正利益的认识取代其盲目的本能,使民主的政策适合时间和地点,并且根据环境和人事修正政策”。[
9](P8)
在我国这样一个因资源配置方式和劳动产品的分配方式的改变而导致利益格局变化的环
境中,为应对不确定性因素的干扰,我们既要灵活地在适合的时间和地点根据条件制定政策
,也要建立长久的民主机制,使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观点的改变而改
变;对于有效的参与,投票的平等,充分的知情,对议程的最终控制,成年人的公民资格等
等,对这些条件的充分尽量地考虑可减少民主实施过程中不确定性因素。要使人们在决策中成为
政治上平等的个体,这些标准都不可或缺,否则就失去了政治上的平等,例如如果某个或某
些成员拥有更多的机会出现在政治舞台或者表达自己的观点,他们的政策就可能更有机会获
得成功,如果不积极有效参与,失败的可能将会增多。由此可见积极有效的参与是减少不确
定性的重大举措。
要减少民主建设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干扰,当前我国民主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民主
程序化、规范化、法制化问题,坚持“少数服从多数,并保护少数”的民意基础论原则,走
程序民主之路,在操作取向上以程序制度化建设为根本,加强和完善民主政治秩序的立法建设
;在程序民主建设的侧重点上,当前的着眼点应放在对程序民主行为的规范上,尤其是放在
对党政干部程序民主行为的规范上;重视和规范政治参与,建设参与方式的制度化形式渠道
,完善有序政治参与机制,致力于选举、协商对话、发挥舆论媒体的政治参与功能、信访等
制度方面的完善,保证在政治参与扩大的情况下也能保持社会活力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的长治
久安,因为“在缺少具有适应力强的强有力的政治制度的情况下,参与的扩大就意味着不安
定和暴乱”[10](P46)。据此,政府应完善政治信息沟通及其保障机制,通过拓宽
信息沟通渠道,了解人民的利益所需,而公民应通过政府公开的有效信息
明确政府政策;完善法治机制,确立人民授权的法律制度、政治权力的空间范围并给予程
序性约束;完善政治权力的制衡机制,包括权力制约权力的机制和公民社会制约权力的机制
,其中社会制约权力方面应该受到更多的重视。这些都要通过培养公民能力来实现,不是一
朝一夕所能成的;此外,我们还要完善党和政府工作竞争机制,让党务政务公开,人民群众
监督党内人士的公开竞争,并能通过一定的程序加以评估。韦伯的官僚组织理论(指雇佣具有专业知识的行政管理人员来进行统治和治理国家的制度和机构)[11](P210)中关于科学的制度安排将形成相对确定的民主秩序——表现出适合当前中国政治发展的形式,而公务员考试与任免制度的逐步完善体现着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极大进步。
综而述之,在人们把民主理想付诸实践的过程中,一直存在着个人的自由和权利、集体物、
国家凝聚力、少数派权利和社会公正等各种张力。所有的价值和问题都呈多元化的态势,因
此,在这些价值和问题之间建立一种平衡,成为民主研究不可推卸的责任。研究者和政治实
践者们应避免所有的权力聚集到同一些人手中,对宗派加以控制以至他们不能采取不好的行
动,损害其他公民与社团的权利。当然在制度安排比较充分的前提下形成的民主秩序是相对
稳定的,但它并不能排除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只是相对而言其成分将会简单,分布的范围
将会减小,其影响力将控制在人的掌控范围内,当不确定的外界因素发生影响或民主本身发生变化时,人们能够及时有能力应对变化及其带来的后果。总之,当人们不再因为自己不能掌握局势或者不能预见未来前途而感到恐惧和无奈时,能够通过制度化的有效信息渠道,依靠制度和程序了解自己和他人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而无需太多担忧之时,民主的秩序才成雏形。□
参考文献:
[1]普利高津、斯唐热.从混沌到有序[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汪涌.关于世界经济中的“不确定性”[J].求是,2003(3).
[4]埃里奥.埃里奥争论.第五卷[M].第二版,Pliladephia Lippincott.1941.
[5]达尔著.民主理论的前言[M].牛津大学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6]熊彼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7]罗伯特·达尔.论民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8]夏尔·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
7.
[9]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10]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三联书店,1988.
[11]达尔.民主理论的前言[M].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
书店,1999.
(作者单位:〖SX(B〗浙江省社会科学院〖〗〖CM(8〗浙江大学法学院〖CM)〗
〖SX)〗)
责任编辑:胡〓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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