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形成与发展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结构性变

化，因而学界对它的关注与研究持久不衰，其相应的研究成果也就比较丰富。但基于置身社

会转型背景下这一新生社会阶层的特殊复杂性、动态性和不确定性，又使得对该阶层研究的

歧见同样显著。那么，到底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阶层?它对我国社会诸层面发展可能带来

怎样的影响?学者们的研究成果是否已足以说明这些问题?本文试图对此作一大致的描述与简

要的探讨。

关键词：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政企关系；发展趋势；文献综述

中图分类号：C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9092(2006)04-0022-07



作为迄今仍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具市场经济特性的一个社会阶层，私营

企业主阶层的存

在是改革以来最大的结构性变化，他们处于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过程最前端的结构性部分。

［1］（2，26）因此自其产生以来，便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从起初对该阶层社会

属性、地位及剥削等问题的讨论，到中共16大正式提出“建设者”的政治定位后主要着重于该阶层在我国政治和社会层面的影响分析。近年来对浙江私营企业家予以持续关注的章敬平在其新著

《浙江发生了什么：转轨时期的民主生活》中设问道：私营企业主“会成为俄罗斯式的寡头

么?”通过论证，他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即：他们更像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介于官民之间的

江南士绅，而非俄罗斯式的寡头。［2］（177）那么，这一结论是否成立?学者们至

今的相关讨论是否已经深透?还需进一步朝哪些方向努力?本文对这些问题在这里作一概略式的文献综述及相关简要讨论。

一、有关文献讨论的综述

1关于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状况及其影响的讨论

这方面的讨论大致始自1992年，迄今仍是该阶层研究中一个极重要的主题。因此，有较

为丰富的既有成果，研究视角也在不断拓展，不仅对该阶层的政治参与特点本身进行分析界

定，也对其政治社会影响进行了较客观的分析。

张厚义认为，私营企业主阶层从原来的社会阶层分化出来重新组合成一个新社会群体的

过程中，迫切要求正在转型的社会结构能接纳和认同他们，但就总体来看，其阶层意识目前

尚处于自发、本能的初始阶段和朦胧状态，其要求主要集中在两个相互联系的问题上，即：

合法的私营财产和民主权利的法律保护。［3］姜南扬认为，目前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

与要求比较强烈，但他们的政治参与要求又是分层次的。从总体上说，尚未形成自觉、完整的政治要求。他们大多数人对政治的关心仅是一种自我保护的反应。［4］（318）朱光磊、白

雪洁等学者认为，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思想状况大致可分为三类，即：狐疑谋生型、摇摆观望型和自信创业型。笔者则在诸多学者已有研究成果的启发下，结合自己的相关实证材料，曾在自己所

主持的一项国家课题研究中认为，就目前来看，主要存在四种政治参与类型，即：自治开放

型(或积极进取型)、稳妥型、无奈自慰型、淡漠型(或矜持型)。在此基础上，笔者进而抽象

出了其一般的政治心态特征，以此来读解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动因，即恢复型的补偿

性政治参与、功利型的经济性政治参与、民主型的发展性政治参与和退缩型的规避性政治参

与。［5］当然，从目前日趋宽松的政治氛围来看，笔者认为上述四种政治心态特征

中，退缩型的规避性政治参与已相对式微，特别是2002年以来，随着执政党对其“建设者”政治定位的明晰，其政治参与热情已呈快速放大状态，以至进入了一个类似“激情燃烧的岁月”。从现

实来看，无论从他们政治参与的层次还是影响来看，确实也在不断扩大中。［6］华

正学因此认为，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如今已发展为一个阶层普遍的、日常的、综合性的群体性政治实践活动，成为新世纪我国民主政治建设进程中一道亮丽的公民政治参与的风景。［

7］由于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影响不断提升，所以又引得一些学者对其政治社会作用

进行相应讨论，但相对说来，这方面真正有份量的研究成果还不太多。难能可贵的是，德国

学者海贝勒克服了作为外国学者在中国大陆进行实地调研的诸多客观困难，写就了其颇有影

响的《作为战略群体的企业家——中国私营企业家的社会与政治功能研究》一书，并明确得

出结论：虽然私营企业家还未形成一个阶级，然而，他们已经成为一个战略群体，他们在政

治发展和变革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将自己设计为具有政治谈判力的组织化压力集团，而

且在地方层次上有能力实现自己的愿望。［8］国内学者对这方面的讨论也有一些

成果。张厚义认为，私营企业主阶层已经是现阶段经济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既是市场组织的主要建设者和重要组织者，又是社会主义先进生产力的一个代表者。随着他们综合素质的

不断提高，他们不仅是一支重要的经济力量，而且还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当然，他

也认为，全面地说，对其作用的概括应是“硬币的两面”，即还要看到一些地方出现的少数

“问题富豪”、“特殊公民”问题。［9］对于近年来颇受学界及媒体关注的先富参

政问题(主要指私营企业主在村级治理中的政治参与，即所谓的老板竞选“村官”)，有学者认为，私营企业主在乡村民主中的作为，实际上回应了因乡村“干部主体社会结构”解体而导致的去

政治化、去社区化之后，民众对重新组织起来的迫切要求。对于私营企业主而言，它无疑是

一种主动的“政治化”，且是建立在“社区”基础上的政治化。［10］与此观点基本

相类，宋婧、杨善华对私营企业主的政治社会作用做了一个案的描述，认为，老板“村官”的出现，在较大程度上说明了村庄公共权威蜕变，其后果就是从道义型共同体转向利益型共同体。

［11］这样一种对基层政治的直接介入，还有他们在其他政治层面的参与，其远期的影

响究竟如何，它会否进而拓展至更高和更宽的层面，也有相当多的学者持较为谨慎的立场，认为有待进一步的检验。(李景鹏，1999；仇立平，2001；张宛丽，2002，2004；李国庆，2003；谢

岳，2005；凌小萍，2005；等)正是在此基础上，学者们又把讨论的主题拓至国家与社会层

面，投注到对私营企业主阶层与政府层面的关系讨论。

2对私营企业主阶层与地方政府关系层面的讨论

此问题的实质是对私营经济及私营企业主阶层发展之社会因素的探讨。边燕杰和张展新

曾在他们的文章中令人信服地阐明了“中国经济转型是一个市场扩张和政府经济职能转变交

互作用的过程”［12］（286）。在这一过程中，私营企业主阶层作为我国相对较纯

粹的市场经济参与主体，因而也是我国市场扩张的主要动因之一，他们在市场中的具体行动直指着或诱致着传统的政府经济职能的嬗变，当然，政府职能的惯常行使方式也影响着该阶层作为市

场主体的独特行为方式。这个方面正是国外学者尤其是中国研究学者自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

以来就开始关注和研究的题域。他们(其中又以美国社会学界为主力)首先是主要围绕中国市

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的关系，从观察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研究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变迁以及与东

欧国家的比较等视角出发来展开研究。在研究中，缘于该阶层是相对较完全的市场参与主体

，他们在经济、政治及社会等多层面上反映的特质及趋势，无疑是他们研究过程中经常会借

助到的重要阐析介体。于是，在这方面形成了一批较有影响的成果。

具体就地方政府在地方经济发展中扮演的角色以及与私营企业的关系状况而言，主要有

以下几种代表性观点：一是，倪志伟的“市场转型理论”。倪志伟在1989年8月号的《美

国社会学评论》上发表了《市场转型理论：国家社会主义从再分配向市场的过渡》一文，其

核心观点是：在市场机制逐步代替再分配机制过程中，社会权力结构将发生变革，进而导致

社会阶层结构的重组，即，市场化过程中再分配阶层的权力与特权将开始向市场让渡，再分

配部门的垄断地位会受到削弱，相应地，市场带来了更多的平等化效应。此间最有影响的

就是提出了权力贬值和人力资本回报上升假设，即精英循环论。这一理论实质上是西方工业

化逻辑的延续与发展。它单一化了社会分层机制的制度环境，尤其忽视了具体的制度与社会

结构情境对社会阶层化的复杂作用。因而它对社会主义转型国家并没有产生其原先预想的阐

释力，反而招致了普遍的质疑，而最直接的质疑正是针对精英的循环假设。二是，以戴慕珍

(Oi，1992)为主要提出者提出的“地方法团主义”。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表现

出一个公司的许多特征，这种政府与经济的结合表现出一种新的制度形式，即“地方法团主

义(local state corporatism)”。戴慕珍实际上已明确摒弃了倪志伟的再分配权力贬值的

论点。三是，魏昂德(Walder，1995)从路径依赖的角度来理解干部权力在市场化过程中得以

延续的现象，提出“地方政府即厂商”的观点。认为地方政府与企业的关系类似于一个工厂

或公司内部的结构关系，即政府作为所有者，类似于一个公司中的董事长，而企业的管理者

则类似于厂长或车间主任的角色。沃尔德(1995)也认为地方政府具有一个庞大工业组织的特

点，提出在改革过程中地方政府成为当地经济运作中的主导力量，地方政府能够对当地的经

济组织进行更为直接有效的监督管理。〖ZW(DY〗以上Oi、魏昂德、沃尔德等学者的有关观点参见《2003：中国社会学学术前沿报告》，载《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2期。四是，戴维·古德曼(Goodman，1999)根据其在山西的实证研究发现，私营企业主和国有企业的经理，都与国家及党的组织有着良好和密切的社会关系，这是他们获取经济资源的前提之一。［13］五是，白威廉和麦谊生(W.Parish & E.Michelson，1996)提出了“政治市场”的观点。认为在研究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描述“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差异，必须像关注经济市场一样关注政治市场”，这些政治市

场的关系影响着利益的分配，并且影响着经济市场的运行，所以政治资源、政治权力在市场转型过程中将不会被贬值，对政治权力的经济回报将会继续保持优势，并揭示了私营企业主如何在避

免成为意识形态原则挑战者同时又与政府部门及官员“结盟”的过程。［14］六是，

林南(1996)从社会网络的角度出发，提出“地方市场社会主义”观点。认为在逐渐市场化的

地方经济环境中，地方权力与稳定的利益集团相结合，产生了一种新的制度形式：一种既非

市场，亦非正式组织的形式。［15］七是，大卫·文克(David Wank，1995)提出了私

营企业与政治权力两者间的“共存庇护主义”(Clientialism)，即从原先的“单向依赖”变为“共存依赖”关系，一种双向的庇护特性。八是，麦科斯·玻伊索特和约翰·柴尔德(Max Boisot & John Child，1996)提出了“关系网资本主义”的观点，认为这是中国改革过程中的一种新型组

织关系。它通过人际关系的隐秘的、灵活的动态过程而运行。〖ZW(DY〗

以上David Wank、Max Boisot & John Child等学者的论点参见周雪光：“西方社会学关

于中国组织与制度变迁研究状况述评”，载《中国社会学》(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年版，第307-308，309，314页。九是，边燕杰和罗根(1996)以“权力维系说”用实证方法验证并维护了以往政治精英统治的地位及其整合的权威性，强调中国的市场机制本身就是“发育、成长在再分配体制内部”，具有更强的路径依赖特性，从而保证了政治权力对资源的控制和分配，再分配权力因此得到维续。［16］(94)

 从以上西方学者的相关论述中，不难看出，在倪志伟之后绝大多数学者的观点，尽管措词

不一，但共同点其实非常清楚，即，它们已明确超越或摒弃了西方学术研究传统中市场与政

治简单对立的两分法模式，更多地从互动演化的理论模式来理解今天中国的组织与制度变迁

。不同程度地得益于西方学者上述研究的启发，同时更依凭作为本土学者的客观优势，国

内学者主要自90年代以来，对私营企业主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也展开了研究。刘世定(1999)承

接波拉尼“嵌入”概念，提出了“关系合同”的观点。他认为如果说古典合同是完全合同的

话，那么，关系合同则是不完全合同，它依靠一个关系体系中的连续的协商来解决，因而内

生于一定社会关系中，即它部分依靠法律体系，部分则嵌入于人格化的关系体系中。以此来

观察中国乡镇企业(其中相当部分其实是戴了红帽的私营企业)，其合同文本经常呈现出“软

化”现象，其个中缘由正是因为存在着乡镇政府与企业之间层级依附—庇护关系，合同内嵌

于这一关系当中所致。［17］折晓叶、陈婴婴(2004)认为，包括乡镇企业和戴红帽的

私营企业，它们都不是纯粹的“市场里的企业”，同时也是“社区里的企业”，企业的经济活动

深深地“嵌入”于社区的社会关系结构之中。这里，“社区里的企业”是一组包含人力资

本和社会资本(含制度资本)的特别合称。她们进而提出，在中国，企业家的“能力”中尤具

非经济意涵，其人力资本深嵌于社区经济生活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只有依托这一关系网络

，其人力资本才表现出价值，才得以积累、增殖并发挥作用。［18］，杨光飞、童星

(2005)观察到企业家与政府官员间的紧密联系：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的结盟、权力资本与经济资本的结合，由此形成了“地方合作主义”。［19］正是基于当下中国，尤其在基层社会中

真正发挥效力的往往是非正式渠道，其中，动用社会关系网络资本又常常是最有效和经济的，这里，“撑腰”和“保护”的对象是同一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成员，是一种社会资源交换，而正式渠

道有时甚至退居到了仪式和形式的地位，因此，陈心想(2004)提出一个作为中国基层社会运

作重要特点的“双线运作”概念，即一种非正式运作路线。［20］这是一个对基层社

会富有洞察力的分析性概念。它实际上与张静所主张的中国社会特有的二元整合秩序相通，〖ZW(DY

〗张静所认为的二元整合秩序，简而言之，即允许利用不同于正式表述的实际利益调节实践

，从而非文字地“修正”对表述原则的不同意，从而达致社会整合。也即通过非正式渠道实

现权利声称(正式制度)与实际利益分配间的一致。参见张静：《二元整合秩序：一个财产纠

纷案的分析》，《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3期。也与黄宗智的“实践与表达背离”

的观点相一致。［21］

对于出现这种私营企业主与地方政府发生各种勾连的原因，学者们通过多方面探讨，也

已达成大致能相互通约的基本取向。由于中国改革的具体路径表现为政府和市场的双重启动

，［22］或者说是一个“市场扩张和政府经济职能转变交互作用”的过程［12］

，因此，郑杭生、刘精明提出，以阶层再生产为主要特征的社会流动机制仍未发生根本改变，从而导致了宋时歌所提出的“干部权力转换延迟”现象，即政权的稳定导致干部权力的连续性，它又决定了目前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的主流仍是精英再生而非循环［23］，致使传统政治资源

、政治权力的作用在市场转型过程中不会贬值，而是延续下来，并长期保持其存在的基础。［24］（204-207）与此相应，适合市场经济的各种正式规制尚未健全，国家依然发挥着重要

与核心的作用，于是，企业家不得不与政治亲近，与政府及官员结成庇护与被庇护关系，且必须经

营这个关系网，以赢得经济与政治的双重确定性。边燕杰和丘海雄因此认为，企业积累社会

资本是为应付不确定性的一种制度选择，是经济行动者为解决问题而不得已导入的非正式机

制。［25］孙立平也提出了私营企业“非制度化生存”的概念。他分析了当下中国制

度供给的两个特点，即正式层面的权利的低水平均衡与非正式层面的权利的不均衡并存，就企业而言，所带来的是对企业活动制度化保护的缺乏，由此，就必然产生庇护主义关系结构，即官员

与企业主个人之间的保护与被保护、庇护与被庇护的关系。［26］表现在具体策略运

作层面，就是出现了大量“变通”的实践。这是一种介乎于正式的运作方式与非正式的运作方式之间的一种准正式的运作方式，是国家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行使，是“软与硬的辩证法”。中国改

革的许多新的体制因素往往是以这种非正式的方式开始出现并得到最终肯定。［27］（

105）显见，学者们在此问题上的观点实质上大致相同，即，中国是带着行政权力支配经济的

种种遗留和传统闯入市场的，它成功地建立了一个以分权的公有制为基础的市场体制，同时

，市场又带着它的不规范、不确定的初期性质，带着其特有的利益本位之性格，在与公有的

、国家的和握有再分配权力者的相碰中，成就了一个被默许的非公非私、非计划非市场又是

非正式的关系整合，以至差不多成了中国能够经济腾飞的“第三条道路”。［28］

3关于私营企业主阶层发展趋势的探讨

对于在社会各层面均已初露峥嵘的新生社会阶层，显然会激发学者们对其发展趋势的进

一步探讨。私营企业主阶层作为有较强经济实力的新生社会阶层，在现代化进程的语境下

，往往首先会很自然地被期许为为现代社会成型所必需的中产阶层之重要组成部分。对此，

已有不少学者展开了研究。

张宛丽认为，尽管按西方新旧中产概念来区分，私营企业主不应被纳入其间，但考虑到

现阶段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中社会资源构成及分配的复杂性，恐怕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他

们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社会资源分配格局中均会处于中间状态，可视其为现阶段中国社会

中间阶层中的一个特殊群体。［29］张宛丽等在另文中进而提出，私营企业主阶层是

与经理人员阶层和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并列的现阶段我国中间阶层三大主干之一。［30］

陆学艺等也明确提出，该阶层已成为中国中间阶层来源的构成部分，并认为，他们成为中间阶层的一部分，不仅同样具有西方国家中间层所起到的作用，并且还具有对我国传统文化中对私产否定

之价值观的反拨，成为新的社会动员方式的特殊功能。［31］（277，284）李强认为

，现阶段我国中间阶层可分为四个社会集团，其中一个就是大量的个体、私营经营者，并认为这个部分的增长速度最快，很可能上升为中间阶层的最主要构成群体。［32］

也有学者从中国传统社会发展变迁的视角，对近代史中新兴商业阶层的作用做了回顾与

评价，以作为对现实中相应阶层的历史比照。认为，他们较多地担当着某种特殊的中介角色

，在许多方面为政府起到了功能弥补作用，［33，34］甚至在局部地区，他们

力量的强大使得代表国家的官府成为其陪衬乃至工具。［35］当然，基于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复杂性，以及私营企业主阶层迄今所仍表现出来的特质及边界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因此不少学者对其发展趋势表示谨慎。周晓虹提出了“突然中产”的概念，并认为迄今仍缺乏一个明确统一的有关中产阶级的界定。［36］(1，2)张宛丽也不否认她对发展趋势的忧虑，提出，处于“社会断裂”背景下的包括私营企业主在内的中间阶层，能否发育为具有现代社会结构功能意义、具有独立阶层品性及其社会诉求的社会分层群体，这仍是一个悬念。［29］仇立平认为，基于现阶段中国社会资源的配置机制主要是“政府”和“市场”，由此导致那些本应为中产阶级主干的“经济精英”、“知识精英”们，仍会对当官趋之若骛，他们也就只能附在某张“皮”上，很难独立成为中产阶级。所以，或许中国会产生大量的的中产阶级职业，但不一定会形成一个独立的中产阶级。［37］李国庆、黄平也提出，中国的私营企业主能否形成独立的社会—政治阶层并成为推进公共秩序建立的主导力量?这个问题还有待继续探讨。［38］谢岳则从西方政治学经典文献所主张的社会精英是民主政治发展不可或缺进步力量的预设出发，在检视当代中国社会时发现了一个反传统的历史逻辑，即，诞生于威权体制内的社会精英不但没有成为中国民主化的推动力量，相反，随着其经济财富的增长，这些精英却演变为反民主的因素：由于社会精英与地方政治精英的结构和利益的重叠，他们的聚合既阻碍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又抑制了民间力量的生长，加剧了国

家与社会的紧张关系。换言之，因中国独特的双重制度环境，精英政治化在当代中国发生了

关联的畸变：通过红顶商人和裙带主义的关系网络，将公共权力私有化。但谢岳并不否认社

会精英的健康发展是十分重要的政治资源，认为从战略高度来看，社会精英不仅应被视作经

济发展的重要依靠力量，还应将他们视作政治发展的主要依靠力量，还原其民主功能。

［39］与以上质疑和谨慎同在，也有学者对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发展趋势表示了乐观的期许。尤

其是建基于私营经济发展较为成熟地区的现实经验之上的有关研究，就表现出相对更为积极

的预期。面对以私营经济发达为基本标志的温州现象及主要由此扩展而成的浙江现象，有研

究认为经济的繁荣已使得这里的社会，成长为一个具有开放特征的社会。［2］（P92）

无论是温州“代表在线”、“实事面对面”这两档被誉为温州“焦点访谈”节目在当地电视台的成功推出与不懈坚持，还是台州温岭“民主恳谈会”作为一种商议式民主在中国地方的经验实

践首创，还有浙江私营企业家们相对更为阳光的聚财与散财，〖ZW(DY〗

张厚义认为，在浙江，之所以很少出现“问题富豪”，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那里的

中介组织健全，而一个健全的中介组织，则来源于一个发达的市场经济。参见张厚义、刘平

青：《私企参政》，《经济月刊》2003年第11期。以及私营企业家以自费创建人大代表工作室等方式所呈现给人们的“自费民主”的创新机制，等等，它们基本上是一种地方性的自发探索，一种政府与民间互动的“试错”性探索，却已逐渐形成了有强烈自主创新意识的市场主体与理性、开明的地方政府之间的相互默契，共同形成了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40］章敬平根据他对浙江私营企业家持续的近距离跟踪观察，认为，作为浙江民主的主角，浙江私营企业主们从来没有过蛊惑人心的宏大叙事。他们在政治上游刃有余，道德上堪称楷模，这就是浙江明星私营企业主身上的“士绅”品格。也正是这样的品格，使得他们在复杂的中国语境下，赢得了政治和道德权威的双重承认。我们因此不必担心他们会成为俄罗斯式寡头的精神凭证。他们是实实在在地催促浙江奔向公民社会的中坚力量。［2］（P19，178，18）

二、简要的讨论：存在的不足及进一步研究的可能方向



从以上文献综述看出，基本上伴随着私营企业主阶层产生发展的全部历程，学者们迄今

已给出了一个对该阶层多层面和多角度的大致描述，在某些方面还达成了基本一致的观点。

但同时也可看到，现有研究并未到达较理想的状态。主要表现在：

第一，从研究所涉及的内容上看。虽然关于该阶层的研究点较多，但研究呈现出某种集

中的现象，对有些问题的探讨还相对显得冷清些。尤其对一些本该朝着更纵深方向的研究，

如对该阶层与地方政府关系的讨论，其进一步发展的态势将会怎样，它对于中国现代性取向

又会带来何种影响等，讨论并不充分。

第二，从研究的理论分析方法上看。首先，研究层次上较多地偏重于宏大叙事，以较笼

统的结构功能主义框架来阐述问题，过分强调了共时性意义，而对社会—文化的过程及其对

行动者的反作用等则相对较为淡漠，因而对问题的分析难免偏颇。其次，本土化研究及相应

的实证方法较为欠缺。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性及其复杂性，这一“软基本国情”［41］

（202）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奢望能有哪一种现成的理论来统领中国现实的分析，必须注重

本土化资

源的开发和利用。而现有研究成果，较多地以西方社会学一般理论作为基本预设来比照今天

中国的私营企业主阶层，并据此得出相应的结论或推断，因而使结论与事实本身存在不同程

度偏差。

第三，从研究状况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本身的一致性来看，存在滞后性。私营企业主是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具成长性、发展速度及变化最快的阶层，现实已向我们提供了大量生动

素材，特别是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沿海省份，今天这里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整体特质，与原先

许多学者所理解的状态已大异其趣，其影响也早已超越经济领域，而拓展至政治、文化、社

会等更多层面。但我们的学界对这些变化的捕捉与研究显然还很不够，对它还缺乏应有的敏

感和预见。

基于此，笔者认为，要对私营企业主阶层有真正的了解，尚需进一步接着做的研究主题

至少有：第一，私营企业主阶层从其产生发展至今，其演进的内在逻辑究竟是什么?作为一

个重要的社会行动主体，现有结构因素如何制约着他们，而他们又是如何在既有结构框架中

进行理性选择与博弈的?对此，我们能否给出一个较完整的图景描述?第二，这样一种演进的

逻辑是否反映或承载着中国社会变迁的脉络与路向，如果是，那么这些变迁又是什么?是否

具有普遍意义?变迁动力来自何处?

至于研究方法，笔者以为，应兼顾制度／结构的功能分析视角与社会行动者的能动作用

分析视角。用吉登斯的话来说，这就是制度分析(institutional analysis)和策略性行动分

析 (analysis of strategic conduct)的统一。当下，整个社会越来越紧密地缠绕在一起，

没有哪个研究对象可以用单一静态及相对孤立的眼光来分析。当前社会运行的重要逻辑已

不仅仅是经长期共同生活而积淀下来的结构，同时也是人们充分运用自己的知识和策略而进

行的主动建构。正是在这种条件下，我们也可以说，研究本身也是一个对多重现实(或同一

现实的不同呈现)的探究和建构过程。只是，作为研究者，应尽量做到费孝通先生所说的“

进得去”和“出得来”的统一。虽然这一主要源自韦伯的客观性与主观性之间的张力从未真

正消解过，正如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结论中指出的：对于研究者来说，如何在研究中把

经验与知识有机结合，确实像“鸡—鸡蛋”悖论一样是个棘手的问题，极易陷入两者脱节的

困境。然而，尽可能摆脱这种困境，实现两者的有机融通，既是学者的使命，更是学术成为

社会必需的基本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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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中共浙江省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