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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科学发展观与浙江发展研究中心”“文化发展与区域社会发展研究”课题成果之一。
摘要：伴随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浙江区域社会也经历了从封闭
半封闭到开放的转变。像全国其他地区一样，以对外开放为标志，浙江区域也日渐地融入到
了全球化的浪潮之中。对外开放与全球化对浙江区域文化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它拓宽了
浙江人的文化视野，推动人们从全球的视角来认识并构造文化活动。在当代浙江区域文化领
域，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现象，就是像在经济领域一样，文化的“流动空间”正在取代“地
域空间”。
关键词：全球化；浙江区域；文化；嬗变
中图分类号：G1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9092(2006)04-0005-08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从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的转换，浙江区域社会也经历了从封闭半封
闭到开放的转变。社会从封闭半封闭走向开放，不仅表现在对外的开放上，而且也表现在内
部的开放上。像全国其他地区一样，以“对外开放”为标志，浙江区域也日渐地融入到了全
球化的浪潮之中。阿兰·伯努瓦指出：“全球化以普遍消除资本的区域性为特征，正在使资
本重新组合。‘流动空间’正取代‘地域空间’，换句话说，地域正被网络取代，而网络不
再对应于某一具体区域，而是被纳入世界市场内，不受任何国家的政治限制。政治空间和经
济空间在历史上第一次不再联系在一起。”［1］（p6)经济区域特征的消除，必然对
社会其他领域产生影响。在当代浙江区域文化领域，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现象，就是像在经济领域一样，文化的“流动空间”正在取代“地域空间”。也就是说，对外开放与全球化也带来了浙
江区域文化领域的变革。本文拟就此进行探讨。
一
像全国各地一样，当代浙江的对外开放与全球化进程，是由国家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以
及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所驱动的。在对外开放这项基本国策指引下，浙江逐
渐加强了与全国各省市区和世界各国的联系。自1979年以来，浙江已与36个国家的省、市建
立了132对友好关系，民间组织与世界上5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友好往来，国际文化交流活动日趋活跃，独具特色的文化艺术多渠道进入国际文化市场。同时，发达的经济支撑着浙江不断吸纳外国优秀文化艺术成果，浙江报业、出版、广播电视界积极与国外媒体进行了友好合作，教育、科技对外交流不断拓展。浙江籍海外侨胞不仅积极参与居住国的建设发展，也为浙江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一大批海外侨胞在浙江投资兴业。浙江省留学人员创业园、杭州高新基地、湖州南浔开发区华侨投资区等园区为华侨创业发展提供了有效载体。到目前为止，华侨华人专业人士在浙
江已创办了330家企业。
当代浙江对外开放与全球化的进程，既是对外开放政策驱动的结果，也是与浙江区域市
场经济秩序的扩展相伴而生的。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制度本身与交流的国际化存在着不可分割
的联系。按照古典经济学理论，商品和服务的自由流通会导致产品体系和生活水平的均衡。
激烈的市场竞争会导致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和平均利润率的下降趋势，迫使资本冲破区域
市场的狭隘界限而走向全国性的和世界性的市场。换言之，市场经济一开始就是以一种“流
浪者”的身份出现的。市场经济不仅有一种把社会各个独立领域的生活要素转化为“普遍有
用体系”的内在驱力，而且也有一种突破地域界限的强烈冲动。市场经济溢出区域的或国家
民族的界限之一种必然结果，就是经济的全球化，即生产要素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在全球范
围内流动、国际经济联系变量连续变化。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的市场同国际市场融合并最终
朝着无国界方向转变的一种过程和现实。早在200多年以前由于地理大发现和海外殖民活动
的推动，世界市场即已初露端倪。此后，随着区域间、国家间商品交易的日益频繁和交通运
输业的进步发达，经济全球化才终成滥觞之势。在当今时代，以市场为纽带，以商品和生产
要素流动为媒介，全球各地的经济正日益紧密地联接在一起而成为相互依存的经济体系。全
球范围内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一系列环节周而复始的国际大循环，使世界各地的经济
具有了市场的开放性、资源的流动性、经济的关联性、供求信号的敏感性以及经济波动的
传导性等特征。在这种情况下，“没有谁可以像孤岛那样，与世隔绝可以独善其身”。
［2］（p425)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区域经历了市场经济的逐步演化和扩展的过程。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浙江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随后进行的计划体制、价格体制、流通体制等
方面的改革，为内生的制度变迁的迅猛推进构造了最初的市场化环境。此后，经过20多年的
自然演化，浙江逐步地成长为市场经济大省，不仅在经济总量方面领先于全国，而且经济总
体市场化程度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与此相伴随，浙江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的程度也不断提
高。像近现代世界经济史已经一再证明的那样，市场经济在当代浙江的演化和扩展，也产生
了一种突破地域界限的强烈冲动。随着浙江区域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浙江对内开放和对
外开放的程度也不断提高。改革开放以来，“数百万连普通话都不会讲、讲不好的浙江农民
足迹遍布天南海北、长城内外，忍辱负重，从事各种别人瞧不起的艰苦行当。弹棉花的风尘
仆仆，一路弹到拉萨；补鞋的四面出击，深入边陲小镇；经商的更是在全国各地聚集成一个
个‘浙江村’、‘温州城’，连接起一条条‘义乌路’‘台州街’。”［3］(p3)在
市场化进程中，不仅有大批的浙江人突破了浙江地域的限制，到全国各地闯市场，而且也有
大批的外省人源源不断地进入浙江打工和经商。这些无疑都是浙江对内开放程度不断提高的
生动写照。
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和市场经济秩序的扩展，不仅使浙江区域市场深深地卷入到了全国
的市场体系之中，与全国市场的竞争和合作，已经成为浙江区域自身发展的基础和前提，而
且也使浙江区域经济日益地融入到了全球化的进程之中。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区域经济的国际
化程度日渐提高。目前，浙江与世界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直接的经济贸易关系。
伴随着市场经济的演化和扩展，浙江区域呈现了外贸经营主体多元化，出口市场、出口产品
多元化和贸易方式多元化的格局，初步形成了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民营企
业等共同开拓国际市场的局面。2004年，浙江全年进出口贸易总额8523亿美元，增长38
8％，企业出口退税老账还清、新账不欠；实际直接利用外资668亿美元，增长226％；
新办境外企业378家，境外投资152亿美元，分别增长256％和783％。出口商品结构不
断调整和优化，机电产品为浙江第一大类出口产品。外商投资集聚效应显著，结构逐步优化
，大项目的数量、规模和高新技术比重有所增加。全球500强企业已有6l家在浙江投资了147
个项目。与此同时，浙江区域的对外投资，对外经济技术合作进程也相当迅猛。在这种情况
下，浙江区域的经济无疑已经具有了市场的开放性、资源的流动性、经济的关联性、供求信
号的敏感性以及经济波动的传导性等全球化的显著征兆。
二
对外开放与全球化对浙江区域文化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它拓宽了浙江人的文化视野
，推动人们从全球的视角来认识并构造文化活动。如前所述，在当代浙江区域文化领域，我
们可以看到的一个现象，就是像在经济领域一样，文化的“流动空间”正在取代“地域空间
”。
像全国乃至于全球各地一样，在传统乡村社会浙江区域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文化的地
域性。据钱明的研究，“大江(钱塘江)以右”的浙西地区自古以来就与苏南地区在行政区划
上难分你我，故后世遂以吴、会(稽)或吴越分浙东与浙西。在自然环境上，浙东与浙西相比
，浙西河道纵横，一马平川，而浙东除绍兴多水，甬、台、温临海，其他各州均山峦连绵，
所谓“其水俱束海为江，〓潮激汛；其山俱崔巍而兀起，城垒峥嵘”［4］（p412)。
在浙西和浙东的这种地理差异的基础上，也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文化类型。就社会风气而言，“浙东地区多山，宗族组织完备，故有敦朴纯善之民风；浙西商品经济发达，政治权益深透，故有繁
丽奢靡、浮竞淫侈之民风。”［5］从学术风格上说，“浙东贵专家，浙西贵博雅。
”［6］“贵专家”者注重于某一门学问中的卓然成就，如哲学家王阳明、刘宗周，史学家章学诚、全祖望，经学家万氏兄弟，以至现代大文豪鲁迅及教育家蔡元培等，而“尚博雅”者则崇尚
博学，于学无所不窥，不讲究自立门户，从顾炎武到章太炎、王国维，再到当代学术大师钱
钟书、钱穆等，都有此特点。“从一定意义上说，浙东的风格是古典的，而浙西的风格是浪
漫的；浙东的凝重厚实正好与浙西的时尚博雅形成对照。”［7］浙东和浙西，不仅
在自然环境、政治经济、社会风尚和学问旨趣上存在差异，而且在价值观念上也有很大的不同。“由于浙西的地理环境和交通条件优越，生活较为富庶，故性情平和中庸，温柔敦厚，知足常乐
，安土恋家，带有六朝时期吴会地区豪门土族的一些特征；而浙东的生存环境远较浙西恶劣
，故在性情上亦相应地具有刚勇进取，敬事鬼神，吃苦耐劳，坚忍不拔的特点，从
越王勾践奋发图强，到近代宁波帮在海内外的崛起，直到当代温州人的独创天下，
都是这种价值观念的最好诠释。”［5］上述归纳是否准确，值得进一步细究，但有
一点显然是可以肯定的，在传统社会，浙西文化和浙东文化的地域性特征是十分鲜明的。
在传统社会，不仅浙西和浙东都呈现了各自文化的地域特征，而且在浙西和浙东内部也存在着相当鲜明的地域文化差异。比如，浙东的宁、绍与金、衢、温、台在学术上就有明显的不同，浙西的杭州更显得相对独立，而与周边的嘉、湖、严、绍均有差异。虽然同处浙西，“杭俗之奢靡也，野遍台池，市多浮巧”［7］。“然苏城及各县富家多有亭馆花木之胜，今杭城无之，是杭俗之俭朴愈于苏也”。［8］(P349)各地域语言的差异，无疑是传统社会文化地域差异的最集中的体现。浙江区域内的地方语言可以用“五彩缤纷”来形容，比如，从大的区域而言，有温州话、杭
州话、绍兴话、台州话、丽水话等等。在浙江区域内，即使是同一个地区的不同
县域，同一个县域的不同乡域，也往往呈现出方言上的差异。同处台州地域，临
海方言与天台方言、黄岩方言、温岭方言、仙居方言之间，就有很大的不同。温
州更是一个多方言的地区，据民国1925年问世的《平阳县志》记载，地处温州
的平阳县，“今以言语分别，约有五派：曰瓯语，曰闽语，曰土语(俗称蛮话)，
曰金乡语，曰畲民语。大别区之，县治及万全区纯粹瓯语，小南区则闽语十一。
江南则闽语、土语与瓯语参半，金乡语唯旧卫所而己。北港则闽语六瓯语四，南
港蒲门则闽语七八瓯语二三。瓯语本为瓯族，闽语来自闽族，此最易辨。唯土语
江南一区有之，其称瓯语为后生语，则似海滨土著，本作是语，反盖化为瓯语也。
金乡一卫，前明指挥部属居焉，初自用其乡之语，后与土著相杂成金乡语。”［9］
传统社会文化的地域性特征，根源在于传统社会中乡村地域共同体的存在。根据
富永健一的归纳［10］(P278-279)，乡村或村落社会中地域共同体的存在与以下几个
条件有关：起因于地域范围小、地理流动少和缺乏功能分化的社会关系在地域社会内部的封
闭化的累积；从经济史观点出发的共同体论所强调的土地公共所有这一物的基
础；亲族群体与地缘相重合而使共同体得到强化。由于传统乡村社会缺乏地理流
动，亲族关系在地域社会内部累积是很自然的事情，有时它甚至可能使全村都同
属一个姓氏。而且，由于亲族共有一个祖先，祭祀祖先这一宗教仪式的纽带又与
地缘纽带交织在一起。还有，围绕资源、机会的利益关系的共同性。在那些耕种
水稻的农村，地域的接近带来了传统的灌溉管理和农用道路管理上的合作关系，
而且在农业作业上有进行共同劳动的习惯。这些由资源、机会方面的共同利害关
系所产生的合作关系也是强化地域共同体的重要因素。城市中虽然没有与此相似
的合作关系，但在商业街之类的私营者集中的地方，也有许多由资源、机会方面
的共同利益所产生的合作关系。正因如此，地域文化是一个与特定时空相联系的
概念。费孝通认为，农业和游牧或工业不同，它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游牧的人
可以逐草而居，飘忽无定；从事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直接靠农
业来谋生的人则是粘着在土地上的。“我们很可以相信，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
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大旱大水，连年兵乱，可以使一部分农民抛井离乡；即
使象抗战这样大事件所引起基层人口的流动，我相信还是微乎其微的。”〖ZW(DY*〗费孝通
乡土中国北京：三联书店，19853当然，这并不是说乡村人口是固定的。因为人口在增加，—块地上只要几代的繁殖，人口就到了饱和点；过剩的人口自得宣泄出外，负起锄头去另辟新地。可是老根是不常动的。这些宣泄出外的人，象是从老树上被风吹出去的种子，找到土地的生
存了，又形成一个小小的家族殖民地，找不到土地的也就在各式各样的运命下被
淘汰了，或是“发迹了”。费孝通认为，农村型聚落人和空间的关系上的不流动
所导致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即村和村之间关系上的孤立、
隔膜和封闭。费孝通用“乡土中国”这一概念类型来概括中国传统基层社会的特
征。正是从乡和村这两个层面着眼的。“乡”是传统意义上的“乡民”作为生存
依托和保障的血缘—地缘共同体，乡民之恋乡是对其终身依靠的家、群体的依恋；
而“土”是传统意义上的乡民最主要的谋生手段，在田里讨生活的农民是“粘着
在土地上的”，生时的吃用从土地来，死了也得“入土为安”。在具有几千年的
两土情结的乡民眼里，离乡背井从来就是一种悲惨、愁苦的生活。这种“恋土”
“恋乡”的情结，决定了乡村俗民具有某种强烈的对所属血缘、地缘文化的归属
感和认同感。由于乡村社会的封闭性强，与外界的交流很少，因而信息传播的流
量小，速度慢。这一方面使得乡村居民对信息敏感，对任何信息都会引起普遍的
关注，另一方面，也使得传统风俗习惯的势力较强，人们思想上比较保守，接受
新事物较慢。
在传统乡村社会，正是由于地域共同体的封闭性和稳定性，各地域文化的区
分也具有相对恒常性和稳定性的特征。毋庸置疑，在历史上，浙江区域文化也受
到了其他区域文化的影响，比如，诸多学者的研究已经表明，浙东儒学与中原儒
学就存在着明晰的师承关系。何炳松指出，“所谓浙东学派实在就是程氏的嫡传”。［
11］(P148)何炳松认为，南宋时浙东学派实际有永嘉和金华两支，而永嘉一支的起源比金
华一支为早，其承继程氏的学说亦比较金华一支更为直接。孙冶让指出：“宋元
丰间作新学校，吾温蒋太学元中、沈彬老躬行、刘左史安节、刘给谏安上、戴教
授述、赵学正宵、张学录炜、周博士行己，及横塘许忠谏公景衡，同游太学。以
经明行备知名当世。自蒋赵张三先生外皆学于程门，得其传以归，教授乡里。永
嘉诸儒所谓‘九先生’者也。”［12］按照孙冶让之说，永嘉诸儒所谓“九先生”中
至少有六人即沈躬行、刘安节、刘安上、戴述、周行己、许景衡等，“学于程门，
得其传以归”。而全祖望则认为，当时除上述六人以外，还有鲍若雨、潘闵和陈
经正、经邦两兄弟都曾“从程氏游”。在永嘉的程门弟子中，许景衡和周行己两
人又可以被称为介绍程学入浙的始祖。正如宋末楼钥所说，“伊洛之学，东南之
士自龟山杨公时、建安游公酢之外，惟永嘉许公景衡、周公行己数公亲见伊川先
生，得其传以归。中兴以来言理性之学者宗永嘉。”［13］全祖望也指出，“伊川讲
学，浙东之士从之者自许景衡始。”［14］又说，“周行己游太学时，新经之说方盛
，而先生独自西京从伊川游。持身坚苦，块然一室，未尝窥牖。”［14］可以说，自
九先生以后，永嘉伊川之学出现了相当兴盛的景象。南宋初年，永嘉“伊洛之学几息”，
“永嘉九先生之绪且将衰歇”，郑伯熊等力挽狂澜，使伊川之学统得以中兴和光
大，“《浙江通志》称郑伯熊邃于经术。绍兴末伊洛之学稍息，伯熊复出而振起之。
刘埙《隐居通义》亦谓伯熊明鉴天理，笃信固守，言与行应。盖永嘉之学自周行己倡于前，
伯熊承于后，吕祖谦、陈傅良、叶适等皆奉以为宗。”［15］那么，“专言事功”的
陈亮，是否也与中原儒学也具有师承关系呢?对此，全祖望予以否定的回答：“永嘉以经制
言事功皆原以为得统于程氏。永康则专言事功而无所承。”［16］黄百家亦附和全祖
望说，“永嘉之学，薛郑俱出自程子。是时陈同甫亮又崛兴于永康，无所承接。然其为学俱
以读书经济为事，嗤黜空疏随人牙后谈性命者以为灰埃。亦遂为世所忌，以为此近于功利，
俱目之为‘浙学’”。［17］但是，王梓材却以为陈亮“祭郑景望(即伯熊)龙图文称
之曰：‘吾郑先生’，则先生亦在郑氏之门矣。”［18］全祖望在《周许诸儒学案》
中也把陈亮列入“景望门人”之中。何炳松据此认为，如果王氏所说的话果然不错，那末不
但陈亮的学说由郑氏可以上溯于程氏，就是全祖望所说“永康无所承”的话亦不免自相矛盾
了。“无论如何，金华的吕祖谦、永嘉的薛季宣和叶适都是陈亮的讲友，那却是一件无可再
疑的史实。”［11］(P157)研究唐仲友的师承关系比较别家别为困难，因为唐仲友的
著作差不多被朱熹一派中人毁灭殆尽了。但是，黄宗羲却认为唐氏与永嘉学派的健将薛季宣
、陈傅良等具有相同的源流，“唐说斋创为经制之学，茧丝牛毛，举三代已委之刍狗，以求
文武周公成康之心，而欲推行之于当世。薛士隆陈君举和齐斟酌之，为说不皆与唐氏合，其
源流则同也。故虽以朱子之力而不能使其学不传。此尚论者当所究心者也。”［19］
全祖望虽然不同意黄宗羲“永嘉诸子实与先生和齐斟酌”的说法，但他也认为，“永嘉诸先
生讲学时，最同调者说斋氏也。”何炳松指出，如果再结合唐氏的《九经发题》和张作楠的
跋，那么唐氏显然是一个程氏的私淑弟子。“我们幸而已经证明程朱两人并不是同属一家。
否则以私淑程门自命的朱氏竟会把真正私淑程氏的唐氏压迫到这样一个永不超生的地步，恐
怕朱氏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亦不免要汗流浃背感到没有面目可以见程氏于地下了。”［11
］(P159)不仅如此，浙江区域内的各地域文化也曾以商业贸易、讲学、访学、不同文化人群的杂处、官员的教化等途径，相互影响，相互融合。比如，明时学术中心在浙东，所以常有浙西学者
跨江来求学的。因此，“尽管浙西在思想原创性上难以与浙东比肩，但在学术传承上，却仍
有与浙东一脉相承的学派源流”［5］。但是，无论是商业贸易，还是讲学、访学、
不同文化人群的杂处、官员的教化等，都只能在一定程度上使各种文化发生相互影响，却难
以从本质上削平乡村社会各地域文化的差异。吉登斯曾经指出，“在前现代时代，对多数人
以及对日常生活的大多平常活动来说，时间和空间基本上通过地点联结在一起。时间的标尺
不仅与社会行动的地点相联，而且与这种行动自身的特性相联。”［20］(P18)依据
吉登斯的理论，在传统社会，由于“本地生活在场的有效性”，时间和空间与地域性密切联
系在一起，所以文化的地域界限当然十分牢固。近代以来，尽管像全国其他地区一样，浙江
也经历了外来文化的剧烈冲击，经历了鸦片战争、辛亥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工商业
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文化大革命”，但是，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前，浙
江文化的区域性特征仍然是十分鲜明的。正因为如此，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各地的经济社会
发展，自然而然地呈现出了鲜明的地域文化个性。
三
当浙江区域社会被纳入到了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对外开放与全球化轨
道以后，这种情况才得以改变。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等的一个必然结果，就
是地域社会的领域不断地扩大，农业社会关系的封闭性和累积性逐步地趋于弱化，由地域性
所产生的共同关心也在日渐地减少，“本地生活在场的有效性”日趋消失，空间的距离正在
被缩小，地域文化的界限正在被填平。比如，地方戏剧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曾一度在
浙江各地复兴，随后就伴随着电视剧、MTV、流行歌曲等的兴盛而日渐衰落。地方语言虽然
在浙江的相应地域仍然通行，但随着普通话的普及，其重要性已显著下降。在温州苍南龙港
，自建镇以后，各地人口不断地聚集，由于操不同的方言，相互之间交流很成问题，使得普
通话的使用率达到60％左右。甚至有的夫妻双方属不同方言的家庭，家庭内部的沟通也只能
依靠普通话。由于幼儿园和小学中学里提倡普通话，有些家庭的子女竟然不会当地方言，而
只会普通话。［21］(P134)由于普通话的迅速普及，在2004年的杭州市人民代表大会
上，有代表甚至呼吁政府必须对杭州话采取保护措施。一种在上海、北京、杭州等城市出现的建筑风格，不久以后，也会见之于宁波、温州、台州、金华、嘉兴、宁波等城市，甚至会见之于浙江省的某一个小县城。与此同时，在传统社会中逐渐形成的富有地方特色的建筑风格在日趋消退。站
在白堤上眺望杭州城，你会产生疑问：这是杭州，还是中国的其他某个港口城市?像皮尔·
卡丹时装、可口可乐、麦当劳、肯德基、好莱坞电影、卡拉OK、肥皂剧、流行歌曲、超级
女声、爵士乐、摇滚乐等流行文化，开始时可能诞生于中国的某个地方或外国的某个地方，
但它们最终也会风靡于浙江的某些城市，甚至于风靡于浙江的某些乡村。北京的烤鸭、湖南
菜、东北菜、川菜、鲁菜、陕西风味、兰州风味、清真风味，甚至意大利风味、法国风味、
日本风味、美国风味等，在杭州、宁波、温州、嘉兴、湖州、台州、金华、丽水等地随处可
以品味。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浙江人的眼光从狭隘的、封闭的视野中摆脱出来，而把更遥
远的地域范围作为自身的关注对象，对更遥远的地域出现的文化现象发生兴趣。在世界上某
个城市举行的足球赛、篮球赛、排球赛、奥林匹克运动会以及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等等
，对于众多当代浙江人来说，就如身边发生的事情一样关心。
这些都不仅意味着在当代浙江随着由地域性所产生的共同关心日渐减少，本地的生活在
相当程度上已经成了全国性乃至于全球性的生活，远方发生的事情再也不像过去那样与自己
完全不相关了，而且也意味着浙江人心理空间的拓展。改革开放以来，愈来愈多的浙江人意
识到了天地的广阔和世界的多样性，了解到了世界上还有这么多从未见过的“新鲜玩意儿”
。数不清的先进产品、先进设备，高效率、快节奏、高工资、高福利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严
格的科学管理，良好的生态环境，所有这一切，都使人眼花缭乱，也使人看到了天外有天，
因而产生了不满足于现状、积极进取的心理。愈来愈多的人开始告别那种“在家千日好，出
门一时难”，“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草窝”，“不见村后山，两眼泪汪汪”的心态，勇
敢地闯向陌生的世界。浙江人正以一种博大的胸怀迎接现代化和经济生活国际化的潮流。
对于地域性的共同关心日渐减少，本地的生活在相当程度上已经成了全国性的和全球性
的生活这种现代社会新现象，富永健一主要侧重于从城市化的角度予以阐释。他认为，由城
市化而引起的地域范围的扩大和地理流动的增加，以及功能分化的进展和家庭与企业的分离
等等，可以被看作是现代社会地域共同体解体的主要原因；现代社会由于地理流动的增加，使重合的社会关系趋于中断，亲族关系的功能随着居住区域的隔离和相互行动频率的减少而减少了；在现代社会，没有地缘性关心的雇工在增加，这种合作关系逐渐地为地域行政组织所代替。这
些现象都是与共同体的解体密切结合的。［10］(P227-228)富永健一的上述观点，无
疑具有坚强而合理的依据。当代浙江的现实，就是对它的最好的注释。毋庸置疑，现代城市
的辐射性功能，不仅使作为边缘的乡村在经济上、政治上从属于城市，而且也使
作为边缘的乡村成为城市文化的输出地。也就是说，现代都市不仅已成为权力和
经济、文化中心，而且还在一步步地引导和蚕食乡村的生活方式。比如，现代城
市强迫性的义务公共教育制度的确立及其向乡村社会的扩展，大大地削弱了人们
对乡土性传统的拥护。由于几乎人人都识字而带来了通讯传播的变化，从而可以
使人人皆读由城市所发布的某种全国性的或全国一律的新闻报道，城市工业技术
的进步则导致大量低廉的收音机和电视接收机涌入乡村，政治变迁又使城市成为
愈益重要的发号施令和服务的机关，以及人们注目的焦点。所有这些，都将农村
居民的注意力从乡土性的、地方性的事情引向全国性的、全球性的事情，从而削
弱了他们对语言、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上的乡土性、地方性祖先传统的拥护，并
强化了他们与其他区域居民情感上的、文化上的和道德上的联系。
需进一步说明的是，除了城市化以外，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对地域文化“本
地生活在场的有效性”的日趋消失，也扮演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传播研究》
一书中，麦克卢汉提出了“全球村”的概念。按照他的看法，地球村犹如一个村
庄，它既统一又矛盾，并经历过种种误解和敌对。世界各国文化在“世界市场”
的基础上正在经历巨大的转型。这种转型既表现在各地区各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
和合作上，也反映在媒介技术上。市场经济不仅是摧毁“一切万里长城”，“打破
地方的和民族的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的力量，而且也是摧毁文化边界的一种无
坚不摧的锐利武器。在这一意义上也可以说，当代浙江所出现的本地的生活在相
当程度上已经成了全球的生活这种新现象，乃是浙江对外开放以及市场经济逐步
扩展并溢出地域和国家界限即经济全球化的一种必然结果。本杰明·R·巴伯认为，
随着全球生产体系的形成，世界市场便不仅充斥着不同地区和不同国家的物质商
品，如汽车、日用品等，而且也充斥着不同地区和国家的文化产品，如电影、电
视、书籍等。因此，广泛地参与国内和国际经济的合作和交流，不仅意味着浙江
区域经济资本超越地域的界限在全国乃至于全球的相互流动，而且也导致浙江各
区域不受自然地理限制进行文化方面的自由交流。
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信息全球化的过程，正如拉兹洛所说，“世界
范围内的信息流动已成为公司全球化进程的主要驱动力。”［22］(P6)而
信息全球化正是由广播、电视、互联网等现代大众传媒的发展来推动的。早在
20世纪60年代中期，麦克卢汉就已以其独具的慧眼敏锐地观察到，大众传媒尤
其是电视的广泛应用，将使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在几乎同一瞬间以同一图像
被展示出来，从此，世界真正变成了一个地球村。正因如此，理解全球化对于当
代浙江区域文化的影响，除了经济全球化以外，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无疑也是一
个必不可少的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浙江区域市场经济秩序的扩展，经济的迅猛成长以
及日益融入全球经济网络之中，浙江区域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也迅速地形成了
产业化的规模。2004年，浙江全省有省市级广播电台12座，省市级电视台12
座，县级广播电视台66家，2004年广播、电视人口覆盖率分别达9756％和
9825％。近年以来，浙江广播电视行业积极实施以网络化、数字化为重点的技术
改造和重大基础建设项目。目前全省已建成广播电视网络1546万公里，90％以
上的乡镇和65％以上的行政村已实现光缆联网，立体传输覆盖网络日趋完善。
在浙江的一些城市，随着技术的进步，还出现了各类传媒的汇流现象，即互联网
与传统广电技术汇流，传媒业与电子信息汇流。比如，杭州网通整合了有线电视
网，使有线电视节目从原来的25套增加到30多套，画面质量从3级提高到了4
级，技术功能均达到了全国领先水平；采用了世界一流的宽带IP技术，开通了
全国最大的城域以太网，实现千兆到小区、百兆到楼幢，十兆到家庭，现已将宽
带接入网基本覆盖市区90％以上的居民楼，已搭建了政府、行业、公共信息、
远程教育等多种类型的专用网络。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大众传媒已经日益地植入
了浙江城乡居民的日常生活之中。其中，尤其典型的是电视，在浙江城镇地区，
近年以来电视机的更新换代大大加快，屏幕尺寸越来越大，几乎每家都有彩色电
视机，不少家庭已拥有两台以上彩色电视机。浙江城调队的问卷调查显示，浙江
城镇居民看电视的时间为2—3小时的人最多，占30％，看电视时间1-2小时的占285％，两
者合计占585％。［23］(P28)80年代末以来，随着电视的普及，电视已经
迅速地占据了人们的文化生活空间。成千上万的浙江城乡居民自愿地聚集在自家
的电视机面前，毫无吝啬地把自己地闲暇时间，奉献给了这个被视为“侵入圣地
的魔盒”的东西，并且无怨无悔地追逐着它，迷恋着它。
大众传播媒介的迅猛发展，无疑是当代浙江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中超越地
域局限的“远距作用”所以可能的重要前提。文化生产像其他形式的生产一样，
依赖于一定的生产技术，这些技术既是文化生产力的一部分，又给特定时期的文
化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在结绳记事的年代不可能产生微积分；在把文字刻在竹简
上的年代，不可能诞生长篇小说；在手工作业、小规模生产的自然经济社会，不
可能通过工业的方式复制大批量的文化产品。技术的意义有时是决定性的，不同
的技术水平和不同的传播媒介将会改变既有文化的形态、风格以及作用于社会现
实的方式和范围。正是在此意义上，麦克如汉指出，“铁路带来的‘信息’，并非
它运送的旅客，而是一种世界观、一种新的结合状态，等等。电视带来的‘信息’，
并非它传送的画面，而是它造成的新的关系和感知模式、家庭和集团传统结构的
改变。”［24］(P438)与以往媒介(如口语媒介和印刷媒介)相比较，电子媒介这种现
代社会的中心媒介具有以下特征：可表达性，它能承载思想和感情；记录的长久性，也
即对时间的超越；快速性，即对空间的超越；扩散性，可以达到所有阶层、所有
阶层的人群；可复制性，具有形成巨量符号制作规模的能力，这意味着文化艺术
品不再是一次性的存在，而是可批量生产的。正因如此，本雅明指出，电子媒介
的诞生，是文化的革命和解放，给多数人的文化带来了新天地。现代电子媒介的
这些特性，使它成为现代文化扩散的有效载体。按麦克卢汉的说法，在电子媒介
粉墨登场的背景下，全球已自我内爆，消除了时间和空间。书本文化所培植的个
体化独立感，被人人都“深刻地牵涉到每一个他人”的感觉所取代。电子媒介的
迅猛发展，使全球公民都回到了一种共同的文化，这种共同的文化与口语社会的
文化有许多相似之处。全球村已将等级、统一和个体化的印刷制作文化横扫于一
边，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可触知的同步文化。“在电速的诸种条件下，学科主权
的消失同民族主权的消亡一样快速。沉溺与从中心到边缘的机械而单向的扩张这
样一些更陈旧的型式，与我们所处的光电世界已经是格格不入。光电不是使事物
集中化，而是使事物非集中化。”［25］(P191)电子媒介的快速便捷特征以及巨量的
符号制作、传输功能，终于使文化的跨地域传播具有了产业社会的节奏。
正是在上述意义上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大众传媒的迅猛发展，改变了浙江
城乡居民相互作用的时间与空间的参数。当代浙江城乡居民对于地域性的共同关
心日渐减少，本地的生活在相当程度上已经成了全国乃至于全球的生活这种现
象，在相当程度上是通过一种媒介化的经验而实现的。吉登斯把这种媒介化的经
验界说为伴随着人类感官经验在时间上和空间上远距影响的介入。在吉登斯看
来，口头文化和文字文化是传统和现代的一个分野。印刷技术带来的文化经验的
变化是巨大的，在“全盛现代性”时期，典型的媒介是电子媒介，它可以把信息
传递到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这就使远处的事件进入日常意识，遥远的事件也
许和身边的事情一样熟悉，甚至比身边的事情更熟悉，它们被整合进个人经验的
结构之中。电子媒介可以把经过商业化的文化生产机制加以大众化制作、改造之
后的“地域文化”，进行远距离的传送，从而引起那些“不在场”地域居民的“共
鸣”。广播、电视、电脑网络空间等，不仅向不同地域的人们灌输共同的情绪和
情感，唤起了不同地域人群的共同的感受性和共同的趣味，进而扩大了不同地域
人群共有的经验领域，而且打破了特定地域的本土文化的限制，使人们的听觉和
视觉延展到了不同地域的文化圈之外。因此，毋庸置疑的是，随着大众传播媒介
的发展，原先具有“本地生活在场的有效性”的地域文化已经趋于消解，从而地
域文化界线逐渐变得模糊。吉登斯所描述的现象，无疑在当代浙江的现实中得到
了相当充分的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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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转引自尼克.史蒂文森；王文斌译.认识媒介文化——社会理论与大众传播［M］.商务
印书馆.2001.〖HT5H〗
(作者单位：中共浙江省委党校)
责任编辑：郑祖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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