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迫使我们全面反省原有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方式，在客观上造就了浙江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倒逼机制,改革的战略思维需要拓展、提升和明晰化。改革开放30年实践表明，浙江的经济体制是有活力的，能对市场信号的变化自主、灵活地做出反映。但是，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要素市场和金融体系的发育相对滞后，尤其是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现代产权制度、信用制度和法律体系的建设更是任重而道远。浙江只有在高端要素市场、创新要素市场和资本市场建设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才能从体制上保障转型升级总目标的实现。

浙江要率先走出危机、继续走在前列，就要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高浙江引进和利用外部的高端要素、创新要素和紧缺要素的能力，为保增长、促转型提供要素保障。无论是扩大固定资产投资还是调整优化产业结构，都要求把资源配置到那些具有更高生产率的产业和企业，使结构变迁、产业升级、自主创新成为浙江经济增长的新源泉。这就要求政府降低要素跨部门、跨区域流动的制度成本和行政壁垒，建立经常性的优胜劣汰和周期性的“创造性破坏”机制，进行市场化的兼并或重组；否则，就很难走出低水平重复的怪圈，更不可能建成现代产业体系。

浙江要以率先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功能和优胜劣汰功能，争取在统一大市场建设、城乡一体化、资本市场、土地产权交易、龙头企业培育、银企关系重组和知识产权保护等重点领域的体制改革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形成有利于创业创新、转型升级的发展环境。统一、开放的国内市场和建立在公平贸易原则基础上的国际市场，可以极大地增加像浙江这样的生产要素短缺地区利用外部的粮食、能源、原材料和熟练劳动力的能力，避免某些重要生产要素的供应短缺对浙江经济的损害。

一、加强以要素市场为重点的市场体系建设，提高浙江引进和利用高端要素、创新要素和紧缺要素的能力，为保增长、促转型提供要素保障

浙江省资源、市场两头在外，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把“引进来”和“走出去”结合起来，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尤为重要。要积极探索实现资本与技术创新、企业家才能有效结合的途径，探索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相互融合的形式和渠道，把浙江建设成为各类资本和市场主体创业创新的乐土。

1、改进和重组银企关系，促使信贷资金进入实体经济领域，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保增长不仅要多放贷款，更重要的是要鼓励银行运用各种金融市场工具提供综合服务，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实现地方、企业、银行、社会的多方“共赢”。银行可以为地方和企业设计符合市场原则的全面资金解决方案，如配合政府投资的重点项目和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政府融资平台的资金实力，吸引、拉动更广泛的社会资金投入。

2、加快土地物权化、资产化、证照化的步子，开辟民间资本和银行资本进入中小企业的新通道。农民是一个数量十分庞大的“待富”群体，深化农村土地使用权改革和建设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制，将带来国内需求的重大突破，其影响和作用无法估量。要加快出台或规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林权和农村宅基地流转和抵押的政策法规，搭建交易平台（交易中心、评估机构），完善交易的服务体系。积极开展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宅基地抵押贷款、林权抵押贷款等试点，使土地产权成为工商资本和银行资本进入农村的重要纽带，在更广阔、更开放的背景下实现土地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在更广泛的层面上、更高的层次上运用产业资本、金融资本来整合资源。

3、增强土地指标、排污权指标的商品化、资本化和可交易性，把稀缺的生产资源通过市场机制配置到具有更高效率的产业和企业中。转型升级必然涉及旧厂区的搬迁、改造，要促进土地使用权有效流转，实施“挤地发展”（充分利用空地、建设高层厂房）和“原地提升”（加强技术改造）工程，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和投入产出率。转型升级又必然涉及节能减排，要组建省级排污权储备交易中心，搭建交易平台和制定交易规则，发展和规范排污权交易市场，在增强对减少污染物排放的激励的同时，把越来越稀缺、珍贵的环境指标配置到具有更高附加值的产业环节和更高效率的企业中。

二、以市场一体化为基础和核心，致力于形成统一、无差异、无歧视的经济运行环境和市场监管制度，为多元化的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

事实表明，阻碍统一大市场形成的地区性壁垒和行政性垄断大量地存在着，不仅直接或间接地损害企业和消费者利益，阻滞经济发展和全面开放，也有损政府管理部门自身的形象和信誉，降低政府管制经济秩序的权威性和严正性。政府再也不能用行政手段限制应该进入市场竞争的产品和经营范围、制定垄断价格。在经济周期处于下降通道时，各种经济问题和矛盾集中出现，政策操作应避免急功近利，特别是要防止过度行政干预、利益集团寻租行为和执法部门的自由裁量所导致的体制环境恶化，要破除资本和劳动力跨部门、跨地区乃至跨国流动的体制性障碍，为多元化的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

1、完善产业发展的利益导向机制，抑制企业的投机行为和盲目投资行为，促进不同产业部门之间的竞争和社会平均利润率的形成。浙江的制造业原有较为清晰的盈利模式，依托细密的生产分工网络和市场营销网络，形成了低成本（低生产成本、低批发零售成本、低物流成本）竞争优势。2006－2007年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存在的投机性暴利，并不是由创新成果及时产业化而获得的超额利润，而是由投机炒作带来的资产泡沫。投机性暴利的存在使民间资本和企业利润不是流向技术创新和生产制造，而是流向能在短期带来暴利的投机性领域。高房价、高地价极大地推高了商务成本和生活成本，抑制企业的积累倾向和社会资本的流入。若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新兴产业部门没有较高的利润率，社会资本就不会大规模流入，也就不可能有产业的转型升级。因此，必须完善社会平均利润率的形成机制，抑制投机性暴利。

2、以社会保险账户、资金的跨区域转移制度和信息网络建设为重点，加快建立一体化的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劳动力的跨部门、跨地区流动。在国家统一规划指导下，建立社会保险账户、资金的跨区域转移制度和信息网络，完善参保人员社会保险关系转移、衔接的政策措施。制定统一规范的劳动用工制度，完善转移就业的政策制度，建立区域人力资源市场，逐步完善人力资源市场管理体系。

3、清理和修订限制生产要素跨部门流动的不合时宜的法规、规章和政策，消除在税收、土地、劳动、社保、交通、环保等方面的政策差异，拆除行业保护主义樊篱。对通讯服务、交通运输、文化教育、媒体娱乐、医疗卫生等行业的过度管制，是我国服务业发展滞后的重要原因。要把服务业从垄断性行业和领域中解放出来，要把服务业从官办社会事业领域中剥离出来，把服务业从行政管理活动中释放出来，可以由社会性服务结构来替代。可以将社会事业领域中“营利性”的部分划出来，推进这些行业的市场化、产业化进程。政府应该提供公益性服务的“公共服务包”，采取“政府采购”的方法从服务业市场上获得。

三、鼓励通过兼并重组培育大型品牌生产集团和商贸集团，增强浙江企业的市场议价能力和资源控制能力，夯实浙江率先走出危机的微观基础

民营经济比较发达、民间资本比较丰裕和民营企业实力较强是浙江最大的比较优势，也是浙江力争率先走出危机并走向新一轮发展的根本动力。当前经济（金融）危机正继续向实体经济蔓延，浙江民营企业不仅要勇于迎接危机的挑战，而且要率先抓住危机（优胜劣汰）带来的历史性机遇，逆势而上，做大做强，背靠大国经济和国内统一大市场，依托自主创新建立促进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走全国布局或跨国经营的路子，打响“浙商”品牌，逐步实现从生产加工型企业向大规模品牌生产集团与商贸集团的转变，发展成为国内领先或具有国际水准的企业。

1、大力推进企业的兼并重组，培育具有国际水准的跨国企业集团。浙江民营企业具有低、散、小的特点，兼并重组是优化浙江产业组织的一种重要形式，有利于在浙江的大中小企业之间塑造以协作与分层竞争为主要内容的新型竞争合作关系。一方面，大企业可以通过资产重组和存量调整，迅速壮大企业规模和资金实力，形成真正具备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大型企业集团；另一方面，中小企业要成为“小型巨人”或“配件明星”，从而在产业内部，形成大中小型企业兼备的金字塔状的分工协作体系。在企业重组中，对能耗大、污染重、效益差、土地占用多、劳动力密集、经营困难的企业，鼓励各类先进企业进行并购重组，并推进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转型升级。

2、鼓励企业增加研究与开发的投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转型升级问题，本质是产业技术的开发与应用问题。产业技术的突破，尤其是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的突破，是经济转型升级的前提。缺乏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是当前浙江产业发展中结构性、层次性、素质性问题存在的根本原因。因此，要充分利用世界经济低迷和人民币汇率坚挺的有利时机，增加有利于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先进设备、核心技术和重要资源的进口，鼓励企业用较低的成本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和高层次人才，到境外并购研发、营销机构和品牌，加快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势产品、优势企业。既要鼓励进口技术和设备，更要鼓励吸收创新，更多更好地利用国际科技和智力资源，立足全球市场，推动自主创新。

3、引导企业拓展市场，走国际化经营的路子。经过较长时期的资本积累和历练，浙江有实力的民营企业已经将触角伸向国外，试图在全球框架内利用各种在国外具有比较优势的先进要素，建立自己的国际营销体系，并参与到全球生产网络之中。要从全球生产网络和全球价值链的视角审视浙江企业在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充分利用现有“浙江制造”的比较优势，推动企业由低成本型向创新型转变，积极主动地融入国际生产、贸易体系，参与国际经济分工，巩固和发展浙江企业与海外市场的联系，把浙江的大型生产企业和商贸企业，培育成为具有国际水准的跨国企业集团。

四、改善金融生态环境，扩大市场和民间力量在金融资源配置（分配）中的作用，为保增长、促转型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撑

浙江民营企业的信贷资产质量受到了经济衰退的威胁，致使商业银行采取了规避风险的慎贷行为。目前不仅企业生命周期处于创业期的民营企业难以获得银行资金，不少国家产业政策支持的民营企业也很难得到银行贷款，许多民营企业只能求助于高风险的民间金融。浙江应当从改革金融结构入手，运用政府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改进银企关系，改进银行资本与工商业资本之间利益分割、风险严重不对等的状况，充分利用丰厚的民间资本和充沛的银行储蓄，为民营经济转型升级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撑。

1、围绕地方金融改革，开辟民间资本支持民营企业的新渠道。改变现行村镇银行必须由银行金融机构控股的做法，村镇银行的控股权对民营企业放开；扩大小额贷款公司的试点范围，为民间资本支持民营企业构筑平台；允许有关条件符合法律规定标准的民间金融改制为小额贷款公司、资金互助社、村镇银行或其他中小金融机构，使民间金融浮出水面为民营企业服务；对民间借贷进行法律规制并纳入金融监管常规管理系统，降低民营中小企业借贷风险。

2、创新金融产品，满足民营企业的多种融资需求。增加银行对民营中小企业小额信用贷款和多户联保贷款，推出民营中小企业股权质押贷款、土地厂房购建（按揭）贷款、联保协议贷款，推广应收账款质押、仓单质押、供应链融资、票据融资，发展信托融资和租赁融资，为民营企业提供多种多样的融资产品。

3、发挥地方财政杠杆作用，带动银企资本支持民营企业创新创业。建立财政资金为主、银行和民营企业及自然人共同出资的风险投资基金，支持民营企业创业、支持创新型民营中小企业申报上市或发行短期融资券。创立政府单独出资或政府投资为主、银行金融机构和民营企业共同参股的产业振兴基金，支持民营企业资产重组、支持民营企业转向政府重点支持发展的产业和优势产业。

4、完善社会信用体系，为民营经济转型升级创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健全政府主导的民营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制度和保险制度，开展农地金融制度试点，加快征信数据库建设，明确民营企业的资信状况，降低银行金融机构对民营企业的信贷风险，形成长期、持久、稳定、共同发展、利益共存的银企关系。

五、要顺应现代商贸业网络化发展的趋势，撤废阻碍现代商贸业发展的行政管制，依托专业市场培育专业化商人和商业网络，大力发展现代商贸流通业。

商业网络特别是全球分销系统是一种战略性资源，对一个开放型经济体来说，商业网络建设在某种程度上贸易量的增长更有意义，这是金融危机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此次金融危机，深刻地反映了单纯的来料加工、国际代工的缺陷和拥有商业渠道和市场网络的重要性。义乌之所以能够在金融危机面前比较应对自如，在专业市场基础上形成的全国性乃至国际性市场网络和销售渠道是其最重要的依托。

1、促进专业市场的大型化、网络化。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浙江有些大型专业市场逐步冲破传统的地区封锁和城乡隔离的经济体制，成为一个跨区域的、联结城乡的市场网络。在全国专业市场体系中，浙江的大型专业市场从横向来看，它是区域经济启动的起点，商品集散的中心；从纵向来看，它处于市场信息、资金、物流运动的最高层，拥有明显的优势。在交易额、市场范围、市场规模和设施水平等诸多方面，浙江的专业市场均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

21世纪初，浙江许多大型专业市场的经济意义与辐射功能已经远远超越了浙江行政区域的范围，尤其是义乌中国小商品城、绍兴中国轻纺城、余姚中国塑料城、永康(中国)科技五金城等大型专业市场，积极培育、提升新型市场经营业态，努力拓展国际贸易空间，专业市场的对外贸易不断发展，成为浙江乃至全国的小商品、日用工业品和纺织品融入国际经济、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平台和通道。

2、大力发展电子商务、洽谈订单、物流配送等新型市场业态。专业市场的组织形态从传统批发市场向现代化、商场化、国际化的新型商贸业发展，市场功能由单一的商品交易向商品展示、信息汇集、价格形成、产品研发等方向拓展，市场交易方式由传统的现金、现货、现场“三现”交易为主向电子商务、洽谈订单、物流配送等现代交易方式转变，出现了一系列新型市场业态。

3、做大做强以专业市场为特色和载体的商贸流通业。专业市场不仅是一种专业化交易组织，也是一大商贸流通产业。浙江是不能仅仅是“市场大省”，更应是商贸流通产业大省。鉴于专业市场在浙江区域经济发展中具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以及浙江在专业市场发展方面已经形成的比较优势，浙江应该继续做大做强以专业市场为特色和载体的商贸流通业。专业市场要利用电子商务、会展经济和现代物流等新型市场业态，加强对市场网络、营销渠道、信息发布等市场资源控制力。依托专业市场兴办大型展览会，博览会，创新专业市场的中介组织，凭借专业市场海量交易规模，制定价格指数，引导市场趋势。

作者：王祖强（中共浙江省委党校软科学研究所

副所长、经济学博士、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