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继续解放思想、提升发展理念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先导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课题组认为，在新的条件下，浙江要继续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方面走在全国前列，首先就必须以继续解放思想为先导，转变思想观念，提升发展理念。第一，要用科学的眼光看发展，走科学发展之路。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打破哪些不适应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克服哪些不适应科学发展的阻碍障碍，转变传统的思想观念、发展观念，超越传统的增长方式、发展模式，开拓新的发展思路，形成新的发展模式，创造新的发展优势。第二，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在发展中解决问题，在解决问题中获得发展。在困难中突破，在突破中前进，在前进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条重要经验。要把观念、体制和做法统一到科学发展上来，统一到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上来，着力提高科学发展的质量与效益，真正做到持续发展、科学发展。第三，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干在实处，先干不评论，让历史作结论。先干不评论，让历史作结论，并不意味着盲目蛮干和折腾，相反要尽量避免过去哪种摸着石头过河的缺陷性和走一步看一步的风险性，尊重科学、遵循规律，将发展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第四，要用世界的眼光看浙江，要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高度，站在世界发展的格局中谋划浙江未来的发展。要顺应当代世界发展的潮流，按照未来世界发展的新要求，在世界发展的全局中找准自己的定位，展示浙江发展的新形象。一方面，我们要用海纳百川的胸襟面向世界，拥抱世界，大胆大力吸收人类所有优秀的文明成果，博采众长，为我所用，使浙江的发展建立在全人类文明的基础上，建立在全球化发展的基础上，更高更快更强的；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有一往无前的勇气走向世界，融入世界，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最新成果，展示文明浙江的新形象，展示开放中国的新形象。

第五，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看目标，坚持民主取向的政治改革、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民生取向的社会改革、人本取向的文化改革为着力点，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在基层民主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建设、依法行政、民主决策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的进展，要以此为基础，不断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有序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改革的范围，深化改革的层次。

浙江省特级专家、省委党校教授陆立军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之所以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快速、稳定、健康发展，许多工作都能走在全国前列，关键就在于率先解放思想，大胆进行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改革，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上形成先发优势，极大地释放了蕴藏于群众之中的发展潜力和巨大动力，构建了区域经济的内生增长机制，成为全国经济增长速度最快和最具活力的省份之一，形成了独具地方特色的“浙江模式”。在干部群众中产生了极大感召力的“八八战略”、“两创”总战略就是浙江率先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发展战略和创新实践的集中体现与结晶。

要坚持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增强坚持改革开放的自觉性和坚定性，防止和纠正各种否定或实际上否定改革开放的错误思潮，警惕传统体制下的某些旧做法复归。要以进一步解放思想为先导，用改革的手段来破解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在保持公有制经济主导作用的同时，继续大力支持、发展、提升非公有制经济，鼓励个人的自主创业；通过拓宽民营企业和自主创业者的市场准入领域、放宽市场准入条件、简化工商注册手续、加大融资扶持力度、加强行业发展引导、丰富信息服务内容，营造公平、公正、公开的良好市场环境。只有进一步解放思想，才能加快浙江由初级市场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由传统产业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转变，由农村工业化主导向由城市、城区经济主导转变，由国内市场为主向全面参与国际市场转变。

二、转型升级是既是化解国际金融危机的需要，更是浙江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教授陈佳贵认为，大量数据分析表明，浙江已经进入工业化的后期阶段，转型升级是浙江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城镇化率是浙江省得分最低的指标，也是唯一不具有工业化后期特征的指标。但是，浙江发达的制造业是以“两头在外”的模式发展起来的，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大都是低技术和低附加值的、兼具劳动力密集与资本密集的轻纺、化工、机械等传统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发展滞后。这要求浙江加快调整三次产业结构，实现从“二三一”结构向“三二一”结构的转变。

企业是浙江升级转型的主力军。浙江企业需要通过提高创新能力，积极推进以下几方面企业战略转型：第一，促进企业从“低成本竞争战略”向“差异化竞争战略”转型；第二，促进企业从“多元化战略”向“归核化战略”转型；第三，促进企业从“规模扩张战略”向“质量提升战略”转型；第四，促进企业从“跨越式发展战略”向“可持续发展战略”转型。与此同时，也要发挥政府在浙江经济升级转型中的引导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张宇燕认为，这次金融危机不会成为1929年大萧条的翻版，但会对世界经济和国际格局产生了深远且复杂的影响其主要原因是，政府配置资源的能力昔非今比；宏观经济学的理论进步；金砖四国的出现使得世界经济版图不同从前；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使世界经济相互依度；以及国际“工业制成品—资源与能源—货币与金融产品”的三角分工体系格局在短期内难以改变，美国拥有多种途径让其他国家分担金融危机造成的损失。因此，美国甚至会因为美元的强势而成为震中的避风港。考虑到欧洲经济政治格局，欧洲的经济前景比美国还要黯淡。日本衰退的程度最深，日元兑美元的逆势升值，在中短期内加剧了日本经济衰退的程度。在国际金融动荡的背景下，中国必须成功应对此次金融危机带来的挑战，加大参与国际规则制订的力度，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增加话语权，进一步提升中国实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研究员刘迎秋认为，为抵御国际金融危机给我国带来的不利影响，中央政府出台了多项宏观经济政策和措施。总体而言，可以用三句话概括当前形势：刺激政策初见成效；深层矛盾逐渐显现；实现发展还需努力。第一，刺激政策初见成效。这主要表现在，经济增长速度特别是工业增加值增长率连续下滑的势头有所减缓，非国有企业回升明显；通货膨胀转为通货紧缩的迹象有所改观，物价负增长势头开始回转；固定投资增长重上高位，外需持续下降趋势有所扼制。。第二、深层矛盾逐渐显现。这主要表现在，经济增长率明显偏低的矛盾十分突出，造成财政收入明显下降，实际失业率继续走高，社会稳定压力上升；信贷增长过快，无效货币投放风险加大；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仍未得到缓解，国民经济的后续增长和发展面临挑战。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所长助理、研究员荆林波认为，扩大内需是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战略性问题。目前，我国的消费率明显偏低，消费增长低于收入增长，低收入户的收入与消费增长严重滞后，有效消费需求不足仍是我国商品市场的主要矛盾。

扩大消费需求是扩大内需政策的核心。扩大国内消费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单项推进的消费政策的功力是有限的。只有推行广义的消费政策、构建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才有可能收到理想的政策效果。第一，解决好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稳定广大在职职工保持正常的收入与消费心态，防止消费倾向进一步下滑及储蓄倾向的非正常上升。第二，鼓励更多的职工参加养老保险，保障其生活安定，维护消费者现期正常的消费支出心态。政府需要增加在健康、教育、福利和养老等方面的非投资性支出。第三，积极开拓有助于提高居民整体生活质量的消费种类和渠道，鼓励地方政府与企业探索出台促进各种消费升级的政策手段，促进消费转型升级。第四，构建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加快立法，构建“放心消费”的市场环境。加快推进消费信贷，促使消费者转变消费观念，适当增加消费信贷的贷款消费对象。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课题组认为，国际金融危机迫使我们全面反省原有的经济发展方式。当前，浙江经济发展遇到了一定的困难，各种制约经济发展的短期因素与长期因素、表层问题与深层问题、共性现象与个性现象纠结在一起。如人民币升值和国外需求急速下降，是一种全国面临的共同性问题，但基于浙江产业结构、贸易结构和企业结构的特性，困难和压力就特别大。需要确立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有效应对全球性危机必要而且是正确选择的理念。第一，坚持经济增长必须与提升增长质量、调整优化经济结构结合起来的原则，把保增长建立在调结构的坚实基础上。第二，坚持以扩大内需为导向，把扩大内需与稳定外需、优化需求结构结合起来，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和出口协调拉动的增长格局。第三，利用市场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强化市场主体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在动力，引导企业自觉、主动、积极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政策引导体系。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姚先国认为，国际金融危机是浙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契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要审时度势，顺势而为。从长期来看，转型比增长更重要，不能因为保增长而忽视转型升级的重要性。只有在金融危机应对过程中，加快经济转型，实现发展模式转换和利益结构优化，才能真正实现转“危”为“机”，加速中国崛起进程，并为国家的持续繁荣、长治久安打下坚实的基础。

转型不仅仅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还包括增长动力的改变，分配格局的调整等内容。目前的困难在于，经济转型和利益调整需要提高收入、促进消费，而市场运行态势，却又不利于劳动者增加收入。当前的宏观调控必须强调以富民为核心，以调节利益分配关系，转变发展模式为归宿，推出一整套社会政策，兼顾保增长、保民生的目标。

拥有内生发展优势和独特发展模式的浙江应当依托人力资本的优势，企业家的优势，体制的先发优势加快创新，率先走出危机，率先实现转型。浙江经济转型应该以优化利益结构为核心，以完善市场经济体系，确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新秩序为重点，以建设人民富裕、社会和谐的全面小康社会为目标，着力解决经济运行和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构建有利于创业创新的动力机制和支撑体系，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三、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是破解发展难题、推进转型升级的强大动力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课题组认为，国际金融危机在客观上造就了浙江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倒逼机制,改革的战略思维需要拓展、提升和明晰化。浙江要率先走出危机、继续走在前列，就要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高浙江引进和利用外部的高端要素、创新要素和紧缺要素的能力，为保增长、促转型提供要素保障。无论是扩大固定资产投资还是调整优化产业结构，都要求把资源配置到那些具有更高生产率的产业和企业，使结构变迁、产业升级、自主创新成为浙江经济增长的新源泉。这就要求政府降低要素跨部门、跨区域流动的制度成本和行政壁垒，建立经常性的优胜劣汰和周期性的“创造性破坏”机制，进行市场化的兼并或重组；否则，就很难走出低水平重复的怪圈，更不可能建成现代产业体系。

浙江要以率先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功能和优胜劣汰功能，争取在统一大市场建设、城乡一体化、资本市场、土地产权交易、龙头企业培育、银企关系重组和知识产权保护等重要领域的体制改革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形成有利于创业创新、转型升级的发展环境。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李雪松认为，美国奥巴马的经济刺激计划有以下特点：（1）救助实体经济；（2）重视转型升级和研发投资；（3）重视弱势群体和民生问题；（4）重视提高企业竞争力。美国通过调整经济结构，国际竞争力将进一步提升。金融危机的结果很可能是，美国受轻伤，欧盟受重伤，中国受内伤。中国高技术企业将面临更大国际竞争压力，将来一旦弱化了政策的定向支持，国有企业竞争力还需实践检验。

要用改革的办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重点是推进资源、金融、财政领域的改革，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第一，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继续深化电价改革，逐步完善上网电价、输配电价和销售电价形成机制，适时理顺煤电价格关系；积极推进水价改革，逐步提高水利工程供非农业用水价格，完善水资源费征收管理体制；加快建立健全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机制，积极开展排污权交易试点。第二，推进金融体制改革。深化国有金融机构改革；稳步发展多种所有制中小金融企业和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积极引导民间融资健康发展。第三，推进财政体制改革。按照公共服务均等化原则，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推进省直管县财政管理方式改革。第四，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调动民间力量促发展，落实放宽市场准入的各项政策，积极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革，进入基础设施、公用事业、金融服务和社会事业等领域。

中共金华市委常委、义乌市委书记吴蔚荣认为，纵观义乌发展历程，每一个阶段的跨越提升，都离不开改革开放的推动。义乌正是坚持了深化改革，不断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才为义乌创新发展注入了强劲持久的动力。正是坚持了扩大开放，不断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才为义乌持续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国际金融危机凸显了义乌传统粗放型发展模式转型升级的紧迫性。由于经济外向度高，义乌成了最早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地区之一，外贸出口一度下滑，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加大，产品低价格竞争优势不断弱化，经济增长有所减缓。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影响，义乌深入贯彻中央和省委战略部署，以改革创新破解发展难题。从解放思想入手，通过“解放思想、创业创新”大讨论，义乌提出了“建设国际商贸名城”的发展定位，明确了打造国际小商品贸易中心、国际小商品创造中心、国际小商品会展中心、区域物流高地和区域金融高地（简称为“三中心两高地”）的目标。

义乌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以“综合改革年”为抓手，深化扩权改革，积极为企业帮扶解困，优化发展环境。立足于雄厚的小商品产业基础，全面实施“企业提升、行业提升、服务提升、园区提升和市场提升”等五大行动，建立完善市场拓展体系、外贸促进体系、生产性服务业体系，强化公共创新服务平台，推进义乌特色产业转型升级。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课题组认为，破解长期制约浙江经济发展的重大体制性问题的关键，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切实推进社会治理方式的转型，为切实转变发展方式和产业结构提供有效的体制保障。在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已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浙江原有的诸多优势正在衰减，创新政策优惠和竞争手段的空间越来越小的情况下，浙江要“化危为机”，并继续“走在前列”，就必须下大决心，从更高的体制层面深化改革，推进社会治理方式的创新。第一，积极创新社会治理结构，要在现有的党委政府为主决策管理的基础上，有序吸纳并扩大公民的参与度，充分激发民间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新性，努力形成开放化、民主化的治理格局。第二，按照宪法规定的三级地方政府的管理体系，从最有利于资源配置、最有利于区域经济发展、最有利于激发地方积极性、最有利于提高行政管理效能的角度，逐步尝试理顺地方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和区域经济管理体制，实现行政管理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的互相促进，推动全省全区域全层次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全面进步，平衡协调。第三，以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抓手，按照全民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的理念和建设惠及全民的小康社会的要求，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促进区域之间、阶层之间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推进和谐社会建设。

四、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是浙江转型升级、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必由之路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课题组认为，国际金融危机使浙江传统发展模式和产业结构的内在缺陷和矛盾在短期内集中暴发出来。浙江要发展成为全球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在全国率先形成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就要巧妙利用国际金融危机淘汰落后产业和过剩产业的历史机遇，促进浙江产业的结构调整与高端攀升，完成从传统产业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转变，构筑有浙江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正确理解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的科学内涵和工作思路，新兴产业的培育和传统产业的改造两者共同构成浙江制造业升级的重点，目标是从传统低端、低附加值制造转型升级到现代高端、高附加值制造，乃至精密制造、精细制造、复杂性制造；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重点是生产性服业务、金融服务业、现代商贸业、创业投资以及其他新型服务业。无论是发展先进制造业还是现代服务业都要注重创新商业盈利模式，坚持以市场需求和消费者支付意愿为基本导向。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副校长、教授陈畴镛认为，要加快形成现代服务业集聚发展和错位发展的新格局，积极融入全球服务业运营网络，积累实力，参与现代服务业的国际化竞争，为浙江制造业的国际化竞争提供引领和支撑。世界产业进入了“服务经济时代”，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已经成为浙江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和提升居民生活品质的重要瓶颈。要构建杭州、宁波、温州等都市经济圈和义乌等浙中城市群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形成现代服务业集聚和错位发展的格局。应在立足本省、做大做强的基础之上，努力开拓长三角市场，不断增强我省现代服务业的集聚辐射能力；强化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融合，从供应链、价值链、产业集群和区域产业分工等角度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互动融合发展；大力培育电子商务等新兴服务业，以电子商务交易平台为代表的现代交易服务预示着未来经济活动的发展方向，要以发展B2B电子商务为重点，推动企业优化供应链管理、客户关系管理和企业资源管理、开展网上营销活动开拓市场。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省情研究中心主任、教授蔡兵认为，广东的产业转移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政府热、企业冷。政府希望实施产业转移的地点和时机与企业的想法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正是这种差异的存在，导致广东许多产业转移园在早期开发上，存在一定程度的“政府热、企业冷”问题：一方面政府对园区建设大规模进行投入，轰轰烈烈搞拆迁平整；另一方面，愿意进园的企业却只有三三两两，不成规模。第二，一哄而上，遍地开花。搞产业转移园并非没有风险。从目前已经运营的产业转移园看，其前期基础建设投入相当大。许多地方是一园刚刚上马，又在筹建新园，而且开发规模都是少则几千亩，多则上万亩，为了快速收回前期投入，一些地方对愿意进园的企业来者不拒，缺少规划，且发展定位不明确，一些产业转移园呈现出污染集聚地的苗头。第三，政策打架、难以落实。无论是产业转移园建设，还是产业转移项目建设，都牵涉到产业迁出地和迁入地的GDP统计、财政税收以及土地使用、环保生态等一系列的政策和法规。因此，如果与产业转移工作有关的各政府部门及有关政策不协调、不配套，产业转移工作是很难有效开展的。

产业转移并不等于产业搬迁，推进产业转移需要在“转”字上下功夫。要使产业转移对广东及广东周边省区今后发展带来长久益处，关键是要在产业转移的“转”字上下足功夫，而不能在“搬”字上急于求成。那么“转”的功夫又应下到那些地方呢？一是对那些已经感受到成本上升压力、正在筹划转移出珠三角的企业，珠三角发达地区政府应与广东欠发达地区以及周边省区联起手来及时为其提供有关产业转移合适目的地的信息，这样做能减少企业搜寻转移目的地的时间和成本，使愿意在广东继续发展的企业能尽快找到理想的转移地，让更适合到周边省区发展的企业能顺利转移出广东省；二是通过对环境、生态保护法规的严格执行，促使企业对转移到省内外欠发达地区的生产工艺进行环保达标改造，使产业转移成为企业技术创新的契机，将工业污染消灭或减少在转移过程中而不是扩散开来，为此各级政府应加大对转移企业的技术改造补贴力度。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软科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徐明华认为，成长模式的转型是民营企业未来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高增长是过去浙江民营企业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并因此成为民营企业赖以生存的一种习惯性的成长模式。但这种模式存在严重的缺陷性和脆弱性。目前大量的民营企业经营困难、甚至破产倒闭，这是国际金融危机造成的，还是民营企业自身缺陷性的反映？民营企业在过去的发展过程中有哪些值得检讨的方面？民营企业高增长的典型特征表现在平面式扩张、非市场化行为、粗放式管理、投机心理、赌博心态和行为短期化等方面。

危机是最好的教材，促进民营企业反思，重新审视过去走过的路，这对民营企业走向成熟和健康成长是有好处的。转型的目标是实现内涵式增长，是建立在管理科学、决策合理、技术进步、品牌优势、核心竞争力突出等基础之上的增长，是一种持续健康稳健的增长。这就要求民营企业必须改变过去那种重外延扩张、轻素质提高，重数量增长、轻质量提升，重市场营销、轻技术创新，重产品开发、轻品牌塑造，重短期利益、轻长期战略的成长模式，将战略管理、技术创新、品牌塑造等放在突出位置，构建一种长期健康可持续的成长模式。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软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教授王祖强认为，依托专业市场发展现代商贸流通业，是浙江发展现代服务业的重要方向。专业市场不仅是一种专业化交易组织，也是一大商贸流通产业。在新世纪初，浙江的大型专业市场出现了网络化、国际化的发展趋势，形成了电子商务、会展积极、现代物流等新型市场业态；许多大型专业市场的经济意义与辐射功能已经远远超越了浙江行政区域的范围，尤其是义乌中国小商品城、绍兴中国轻纺城、余姚中国塑料城、永康(中国)科技五金城等大型专业市场，已经成为浙江乃至全国的地方工业、产业集群融入国际经济、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平台和通道。鉴于专业市场在浙江区域经济发展中具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以及浙江在专业市场发展方面已经形成的比较优势，浙江应该继续做大做强以专业市场为特色和载体的商贸流通业，把现代商贸流通业作为浙江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方向。

商业网络特别是全球分销系统是一种战略性资源，这是金融危机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此次金融危机，深刻地反映了单纯的来料加工、国际代工的缺陷和拥有商业渠道和市场网络的重要性。2009年第一季度，义乌实现市场成交额113.06亿元，同比增长14.2%，自营出口3.72亿美元，同比增长0.41%，大大高出全国-19.7%和全省-17.6%的同期增幅，率先摆脱出口负增长。义乌之所以能够在金融危机面前应对比较自如，在专业市场基础上形成的全国性乃至国际性市场网络和销售渠道是其最重要的依托。

五、以城乡一体化为突破口，积极转变社会治理方式，为维护社会稳定、推进社会和谐创造良好环境

浙江省发改委副主任、省发展规划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亭认为，转型中国应对危机的根本，在于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体制这一长期锁闭内需合理增长的体制性障碍，践行以转移转化农民为核心的新型城市化。一个正在高速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中大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供需之间的巨大落差呢？原因是：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人为地阻滞了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农民逐渐自然融入城市生活、成为城市居民的过渡，从而在农民成为工业产业大军的同时，锁闭了这个经济起飞阶段最重要的内需增长。只有城市化，才能有效激活中国长期的巨大的国内需求。它既是对冲外部需求严重萎缩的现实出路，也是中国经济社会走向现代化进程的内在要求。

推进城市化的根本，在于促进农民的转移转化；而促进农民转移转化的根本，在于改革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第一，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改革户籍制度，就是要让户籍回归类似身份证管理那样的本义，而与任何福利和利益无关。第二，推进土地制度改革。现行的土地制度，事实上已成为严重束缚农民转移转化、束缚新型城市化发展的“紧箍咒”和“绊脚石”。目前深化土地制度改革，需要在农村承包土地使用权流转、农民宅基地置换、承包地和宅基地的抵押上做文章。第三，推进空间管理制度的改革，优化城乡空间布局。从浙江实际来看，优化城乡布局，重在打造“三平台”：以中心城市作为辐射农村的极点，以中心镇作为联系城乡的节点，以中心村作为乡村建设的重点，整合构筑新的城乡空间体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政策研究室主任、研究员王春光认为，在推进城乡一体化过程中，相比物质建设而言，制度改革、创新和建设显得尤为重要，而且是确保城乡物质建设的重要基础和前提。城乡一体化是指机会的均等化和资源配置均衡化，不等于城乡一样化、城乡所有差别都消，也不是指把农村搞得像城市那样。浙江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揭示了新的城乡互动关系：在农村工业化、非农化的基础上，利用市场机制城乡逐渐走向了一体化，其中，工业可以在乡村发展，然后再逐渐带动城市发展，而城市反过来则起到向农村辐射现代生活方式和文化的作用。浙江省从户籍制度改革着手，将城市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扩大对农村的公共服务，将城乡规划与区域规划进行综合考虑，基本上合乎城乡一体化对机会平等和资源均等化的要求。

但是，目前在浙江城乡之间远还没有真正达到机会平等和资源均等。农村还没有形成与市场经济制度相匹配的土地市场、房地产市场，农村集体土地还不能享受与国有土地同等的市场主体地位，农村房子也没有获得与城镇房子同等的市场主体地位。就浙江来说，已经有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农村大量旧房子处于闲置状态，但又不能进入市场交易，兑现为农民进城发展的资本。由于农村土地不能获得市场主体地位，使农村和农民在土地非农化中失去了大量的收益。用市场机制，盘活农村存量资产，将大大有利于刺激内需，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新增长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董礼胜认为，政府要以这次金融危机为契机，加强社会建设，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优先考虑社会保障、教育、公共医疗卫生等社会公共事业，将政府投资向社会建设倾斜，改善国计民生。扩大内需可以从两方面考虑，一是增加人们的实际支配收入，这就需要改变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一是建立健全社会服务和保障体系，解除人们的后顾之忧，人们有钱就敢花了，便能形成内需。第一，建立健全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浙江作为我国最发达的省份之一，可以考虑建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社会保障制度。加快推行社会保险的省级统筹，为探索社会保险的全国统筹办法提供经验。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重点做好非公有制经济从业人员、农民工、被征地农民、灵活就业人员和自由职业者参保工作，逐步把农民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之中。第二，加大教育投入，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改革的前期即1978-1990年间，中国很多社会基层家庭的子女，走出其父母所在的低阶层的机会，远高于90年代初之后。因为在这之前，家庭所承担的教育支出较少，主要由国家买单，很多贫寒子弟可以通过高等教育，在社会里获得上升的通道。但此后社会流动变得越来越困难，特别是到了90年代末及本世纪初，就更难发现大面积的、来自中国社会底层的青年人找到上升的机会。第三，加大医疗投入，将医疗回归公益事业，降低民众看病成本，是缓解社会矛盾拉动经济的当务之急。考虑到浙江具备比其他省区更好的条件，可以率先把“切实解决‘看病难、看病贵’”作为近期改革的目标。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公共管理学部主任、教授何显明认为，政府转型是中国发展方式转型的关键变量。当下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严格地讲，既不是什么金融危机，更不是简单的经济增长速度下滑问题，而是经济社会发展长期积累的众多深层次问题的集中暴露，深刻地表明了加快政府管理体制创新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浙江作为“省管县”改革条件最为成熟的省份之一，在“扩权强县”的基础上积极推进以“市县分治”为核心的“省管县”行政体制改革，不仅有利于充分发挥县域经济发达的优势，率先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有利于加快中心城市的培育，促进经济发展的转型升级，而且有利于探索和建构地方政府间的公共服务供给职责分工体系，提高区域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

“市县分治”，解除市对县的领导关系，决不是要弱化地级市的功能和地位，而是要使市县能够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通过辖区内市场主体的自由选择，来确定市县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一旦地级市将自身定位为与周边县（市）平等竞争的行政区划单位，其发展就要遵循区域空间格局演变的规律，最大限度发挥经济中心的辐射功能和服务功能，而不是通过行政手段来截留、攫取县的资源。就此而言，对县的放权，并不一定意味着对市的削弱，而是要促使市、县从零和博弈、负和博弈，走向正和博弈。实施“省管县”改革，不但不会削弱地级市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相反，借助于“市县分治”之后的功能调整、角色转换和管理模式创新，中心城市在区域经济发展特别是经济的转型升级中将会有更加广阔的功能发挥空间。因此，浙江在推进“省管县”改革的过程中必须奉行“都市化”战略或者说中心城市发展战略与“扩权强县”战略并举的方针，将“都市化”和“扩权强县”作为“省管县”改革相互支撑的两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