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为推进科学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积累了宝贵经验；当前我省经济运行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进一步凸显了深入实施“两创”总战略、加快推进转型升级、再创体制优势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客观上也为我们深化改革开放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深化改革开放、推进科学发展，关键是要做好“转”的文章，着力推进“五转”、实现“五新”，即转变思想观念、确立发展新理念；转变发展方式、争创发展新优势；转变体制机制、增强发展新动力；转变产业结构、构筑产业新高地；转变治理方式、优化和谐新环境。

一、转变思想观念，确立发展新理念

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改革开放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转变思想观念、解放思想的过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转变思想观念、解放思想的过程。如果说改革开放是一场革命，那么转变思想观念、解放思想就是这场革命的先声。在新的条件下，浙江要继续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方面走在全国前列，首先就必须以继续解放思想为先导,转变思想观念，提升发展理念。

1、转变思想观念，继续解放思想，就是要用科学的眼光看发展，走科学发展之路。

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深刻总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结晶，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改革开放30浙江取得的巨大成就，是科学发展观在浙江的生动实践，体现了科学发展观鲜明的时代性、生动的实践性和高度的先进性。“两创”总战略既是对浙江精神的继承、弘扬和升华，又是对传统浙江发展模式内存缺陷性的超越，是科学发展观在浙江的新实践。而当前由于全球性金融危机造成的发展的困难则是一次最好最生动的科学发展观的教育，更加凸现了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实施“两创”总战略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因此，转变思想观念，继续解放思想，就是要用科学的眼光看发展，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实施“两创”总战略，走科学发展之路。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打破哪些不适应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克服哪些不适应科学发展的阻碍障碍，转变传统的思想观念、发展观念，超越传统的增长方式、发展模式，开拓新的发展思路，形成新的发展模式，创造新的发展优势。转变思想观念，继续解放思想，关键是要在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要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坚持用改革和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矛盾和问题，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为在全国率先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不懈努力。

2、转变思想观念，继续解放思想，就是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在发展中解决问题，在解决问题中获得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浙江的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走在全国前列。但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我们还存在着发展方式较为粗放、经济的素质性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要素瓶颈制约比较严重、社会事业相对滞后、经济社会之间、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发展不够平衡，以及消极腐败现象多发等突出问题。概括地讲，就是发展的科学性、协调性问题还比较突出，社会的稳定性、和谐性问题还比较突出，改革和发展的整体性、深刻性和复杂性问题还比较突出等。但这些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成长中的问题。人类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历史证明，经济社会发展的道路从来不是平坦的，文明成长的过程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但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浙江过去30年发展的历程也表明，在困难中突破，在突破中创新，在创新中前进，在前进中发展是改革开放的一条重要经验。因此，转变思想观念，继续解放思想，就是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发展中的问题，在发展中解决问题，在解决问题中获得发展。转变思想观念，继续解放思想，既要解决观念问题、理念问题，更要注重各种难题的破解和体制机制的创新，要把观念、体制和做法统一到科学发展上来，统一到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上来，着力提高科学发展的质量与效益，真正做到持续发展、科学发展。

3、转变思想观念，继续解放思想，就是要用战略的眼光看改革，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进一步深化改革，干在实处，先干不评论，让历史作结论。

时间是最好的裁判员，历史是最好的评论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现在做的好不好，要通过实践来证明；改的对不对，要由历史来见证。因此，我们要用10年、30年甚至50年以后的眼光来看待今天的改革开放，要用10年、30年甚至50年以后的标准来衡量今天的开拓创新。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准确地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改革开放的主旋律。看准大趋势，把握主旋律，就能跑赢大势，赢得优势。如果说改革开放前30年的主旋律是从计划到市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积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物质基础，那么以后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将经历从市场到民主、从经济到社会、从物质到精神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转变。因此，转变思想观念，继续解放思想，就是要转变过去那种重经济轻社会、重物质轻精神、重民生轻民主的发展理念，坚持经济社会并重、政治文化协调、民生民主同步，真正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如果说我们过去30年的成功发展，走在前列，主要靠的是浙江人吃苦耐劳的“勤”、勇立潮头的“勇”、敢闯敢冒的“胆”，那么我们今后的发展要继续走在前列，除了要继承发挥过去的精神外，更多的要依靠自主创新的“识”、尊重规律的“道”、尊重科学的“理”。因此，转变思想观念，继续解放思想，先干不评论，让历史作结论，并不意味着盲目蛮干和折腾，相反要尽量避免过去哪种摸着石头过河的缺陷性和走一步看一步的风险性，尊重科学、遵循规律，将发展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

4、转变思想观念，继续解放思想，就是要用世界的眼光看浙江，要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高度，站在世界发展的格局中谋划浙江未来的发展。

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影响着中国；反过来，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中国的发展也影响着世界。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发展的一部分，而浙江的发展是中国的一部分，也将是世界的一部分。因此，我们要转变过去那种仅仅将眼光局限在长三角和东南沿海的发展理念，而是要用世界的眼光来看待浙江未来的发展，以世界的眼光来谋划浙江未来的发展。要顺应当代世界发展的潮流，按照未来世界发展的新要求，在世界发展的全局中找准自己的定位，展示浙江发展的新形象。一方面，我们要用海纳百川的胸襟面向世界，拥抱世界，大胆大力吸收人类所有优秀的文明成果，博采众长，为我所用，使浙江的发展建立在全人类文明的基础上，建立在全球化发展的基础上，更高更快更强。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有一往无前的勇气走向世界，融入世界，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最新成果，展示文明浙江的新形象，展示开放中国的新形象。

5、转变思想观念，继续解放思想，就是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看目标，坚持民主取向的政治改革、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民生取向的社会改革、人本取向的文化改革为着力点，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

政治体制改革是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深化。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经济社会发展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在基层民主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建设、依法行政、民主决策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的进展，要以此为基础，不断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有序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改革的范围，深化改革的层次。因此，民主取向的政治改革是转变思想观念、继续解放思想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着力点和主方向。

过去30年浙江发展的经验无可辩驳地表明，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是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选择和内在动力，也是未来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必由之路。因此，始终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毫不动摇，始终坚持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放手发展民营经济毫不动摇，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加快形成统一开放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再创浙江发展的体制机制新优势，仍然是未来转变思想观念、继续解放思想在深化经济领域改革方面的着力点和主方向。

人是发展的动力，也是发展的目的。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执政为民是我党的一贯宗旨。一切为了人民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出发点，一切依靠人民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途径。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的社会发展也走在全国前列，一个很重要的经验就是，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的个性，发挥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不断提高人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改革开放的目的毫不动摇，始终坚持以改善民生为核心的社会改革毫不动摇。因此，民生取向的社会改革是转变思想观念、继续解放思想在深化社会领域改革方面的着力点和主方向。

文化是生产力，文化是竞争力。经济发展是促进文化发展的手段，而文化发展又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手段。因此，文化的改革和发展要为人的发展服务，要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服务。先进文化的最终方向是指向人的存在和发展的最高阶段，最终目的是通过社会的可持续进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浙江文化事业的大发展，一条很重要的经验就是，始终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目的放在首位，以先进的文化提高人的素质，塑造人的品格，促进人的发展。因此，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改革和发展文化，适应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发展先进的文化，改革和解放文化生产力，是转变思想观念、继续解放思想在文化领域改革方面的着力点和主方向。

二、转变发展方式，争创发展新优势

当前，浙江经济发展遇到的困难本质上是传统发展方式带来的困难，是传统发展方式内在缺陷性和脆弱性集中体现。

首先，以处在产业链低端的高投入、高消耗和高排放，低技术含量和低附加值产业为主的经济，高度依赖上游的原材料市场和下游的产品市场，缺乏控制市场价格、转嫁成本压力的能力，面对上游综合性生产成本的上升和下游消费市场的萎缩显示出高度的脆弱性，抵御风险、克服困难的能力明显不足。其次，过高的外贸依存度和出口依存度，面对突发性金融危机后急剧下滑的国际市场，回旋余地小。最后，长期以来，基础性社会保障的不足、收入分配中居民所占比重的不足、医疗卫生、高等教育、社会保障等体制改革造成了居民预期的长期不稳，消费意愿的长期不强，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不足，在当前外需下降的情况下，内需无法及时替代。

可见，国际金融危机引发了当前的困难，使传统发展方式内在的缺陷和矛盾在短期内集中暴发出来；但当前的困难却并不是金融危机，而是传统发展方式长期积累后集中暴发产生的经济危机。因此，我们要应对的是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但要解决的却是传统发展方式存在的内在缺陷和矛盾。因此，必须转变发展方式，争创发展新优势。

1、要将发展方式的转变作为优化全社会资源配置和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中心环节和抓手，突出转变发展方式的战略意义。

经济发展方式本质上表现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方式，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竞争力的体现，或者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竞争力本质上表现为发展方式的竞争力。因此，要提高地区竞争力必须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同时也是一种资源配置的方式，涉及到科技、人才、资本、土地、资源环境等各种要素的组合和有效利用，因此，要发挥转变发展方式的导向作用，将转变发展方式作为带动科技进步、人才成长及各种要素优化配置和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中心环节来抓。要将发展方式的转变与科技体制改革、资源配置方式创新等结合起来，通过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引导带动科技进步方式、人才培养方式、资源配置方式等的转变。

2、充分认识转变发展方式的长期性、艰巨性，要将突破体制机制的障碍作为推进发展方式转变的动力，要突出深化改革在转变发展方式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通过深化改革为转变发展方式提供支撑。

改革开放以来，传统发展方式经历的大大小小的危机和困难不至一次，但传统的发展方式仍然是周而复始，究其原因，体制障碍是根本。早在“九五”时间，中央就提出了两个根本性转变的战略目标，但时至今日，成效不明显。究其原因，根本仍然是体制的障碍。体制影响发展方式转变的原因在于：转型升级需要大力发展的具有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的高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需要更充分的市场竞争、更公开的市场信息、更规范的市场秩序、更高的社会信用、更好的政府服务等等，这些都涉及体制。体制的问题只有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因此，要真正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要通过进一步的科技体制改革，完善区域创新体系；通过教育体制的改革，完善人才培养体系；通过市场化改革，完善多层次的市场体系；通过推进新型城市化和区域经济管理方式的改革，拓展经济发展的空间；从而为转变发展方式提供有力的支撑。

3、利用市场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以企业为主体，创新发展外向型经济体制机制、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提升产业附加值是当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三个着力点。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以企业为主体，坚持走有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管理创新转变。当务之急是创新外向型经济发展体制，优化出口市场结构，改变过度依赖欧美市场的状况。但长期看，必须改变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的状况，这就需要扩大内需市场，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扩大内需要从最基础性工作做起，即：切实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增加对社会保障、医疗和教育的公共开支。但从长期看，消费的增长根本上还得依靠居民收入的长期持续稳定增长，而居民收入的长期稳定持续增长根本上还要依靠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产业附加值的提升。

4、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处理好保增长与促转型、扩内需与稳外需、长期政策与短期刺激、深化改革与优化服务等几个关系。

促转型比保增长重要。一方面，要在保增长的过程中实现经济的转型升级，将经济增长建立在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和增加效益的基础上；另一方面，又要在促转型的过程中确保经济的稳定快速增长，将转型升级建立在经济平稳发展，民生不断改善，社会和谐进步的基础上。要充分利用浙江走在前列的优势，确保浙江率先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

长期比短期重要。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我们可以出台短期内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但又不能仅仅局限于眼前经济的增长和稳定，而是要着眼于长远来制定短期内刺激增长的政策，使短期内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能够转化为确保经济长期健康持续发展的基础和动力。

深化改革比优化服务重要。在金融危机冲击和传统发展方式面临困境的条件下，各地政府通过优化环境、强化服务，努力保持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但强化服务不能代替深化改革。很多制约发展方式转变的深层次问题必须也只有通过深化改革才能解决。因此，要始终坚持深化改革，将改革作为转变发展方式的主动力。

内需与外需要并重。在当前外需萎缩，出口下滑的情况下，单靠扩大内需，增加国内市场产品的销售份额是不够的。因此，扩大内需，稳定外需，平衡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是别无选择的出路。一方面，政府要建立和完善帮助企业抗风险的各类机制，积极开拓新的国际市场，更好地推进浙江企业“走出去”，在危机中寻找新机会，走稳浙江企业国际化的步伐。另一方面，政府也要鼓励企业顺应国内扩大内需政策的导向，调整产品结构，在国内市场寻找更大的空间，提高浙江产品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

三、转变体制机制，增强发展新动力

体制机制的优势是过去30年浙江发展走在前列的主要原因和内在动力。市场的扩展有其内在的逻辑，经济的发展具有路径依赖的特征，从而使得优势得以不断积累，一步领先，步步领先。因此，浙江体制机制的优势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存在的，要以此为基础，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在新一轮的发展中继续走在前列。但我们也必须看到，随着经济发展形势的变化，优势和劣势是可以互相转化的。过去我们的一些优势可能会转化为劣势，如“船小好掉头”的低小散的产业和企业；而过去其它地区的一些劣势现在却有可能转化为优势，如过去受体制限制的大型装备制造业企业和产业。因此，在新的形势下，必须扬长补短，再创体制机制新优势。

更重要的是，长期以来，传统的发展方式之所以难以转变，深层次体制机制的制约是根本。因此，必须推进新一轮的改革开放，突出深化改革，转变体制机制，增强发展新动力。

1、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市场化取向的体制改革，打破垄断，放松管制，完善基础性经济体制机制，形成统一、无差异、无歧视的经济运行环境和市场监管体制，营造自由准入、公平竞争的环境。

事实表明，阻碍统一大市场形成的地区性壁垒和行政性垄断大量地存在着，不仅直接或间接地损害企业和消费者利益，阻滞经济发展和全面开放，也有损政府管理部门自身的形象和信誉，降低政府管制经济秩序的权威性和严正性。政府再也不能用行政手段限制应该进入市场竞争的产品和经营范围、制定垄断价格。在经济周期处于下降通道时，各种经济问题和矛盾集中出现，政策操作应避免急功近利，特别是要防止过度行政干预、利益集团寻租行为和执法部门的自由裁量所导致的体制环境恶化，要破除资本和劳动力跨部门、跨地区乃至跨国流动的体制性障碍，为多元化的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

第一，完善产业发展的利益导向机制，抑制企业的投机行为和盲目投资行为，促进不同产业部门之间的竞争和社会平均利润率的形成。浙江的制造业原有较为清晰的盈利模式，依托细密的生产分工网络和市场营销网络，形成了低成本（低生产成本、低批发零售成本、低物流成本）竞争优势。2006－2007年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存在的投机性暴利，并不是由创新成果及时产业化而获得的超额利润，而是由投机炒作带来的资产泡沫。投机性暴利的存在使民间资本和企业利润不是流向技术创新和生产制造，而是流向能在短期带来暴利的投机性领域。高房价、高地价极大地推高了商务成本和生活成本，抑制了企业的积累倾向和社会资本的流入。若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新兴产业部门没有较高的利润率，社会资本就不会大规模流入，也就不可能有产业的转型升级。因此，必须完善社会平均利润率的形成机制，抑制投机性暴利。

第二，以社会保险账户、资金的跨区域转移制度和信息网络建设为重点，加快建立一体化的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劳动力的跨部门、跨地区流动。在国家统一规划指导下，建立社会保险账户、资金的跨区域转移制度和信息网络，完善参保人员社会保险关系转移、衔接的政策措施。制定统一规范的劳动用工制度，完善转移就业的政策制度，建立区域人力资源市场，逐步完善人力资源市场管理体系。

第三，清理和修订限制生产要素跨部门流动的不合时宜的法规、规章和政策，消除在税收、土地、劳动、社保、交通、环保等方面的政策差异，拆除行业保护主义樊篱。对通讯服务、交通运输、文化教育、媒体娱乐、医疗卫生等行业的过度管制，是我国服务业发展滞后的重要原因。要把服务业从垄断性行业和领域中解放出来，把服务业从官办社会事业领域中剥离出来，把服务业从行政管理活动中剥离出来，可以由社会性服务机构来替代。可以将社会事业领域中“营利性”的部分划出来，推进这些行业的市场化、产业化进程。政府应该提供公益性服务的“公共服务包”，采取“政府采购”的方法从服务业市场上获得。

2、加强以要素市场为重点的市场体系建设，推进各类要素资源的产权化、市场化，激活存量资产，促进要素的自由流动，提高要素配置效率，推动产业升级。同时，强化引进和利用高端要素、创新要素和紧缺要素的能力，为保增长、促转型提供要素保障。

浙江省资源、市场两头在外，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把“引进来”和“走出去”结合起来，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尤为重要。要积极探索实现资本与技术创新、企业家才能有效结合的途径，探索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相互融合的形式和渠道，把浙江建设成为各类资本和市场主体创业创新的乐土。

第一，改进和重组银企关系，促使信贷资金进入实体经济领域，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保增长不仅要多放贷款，更重要的是要鼓励银行运用各种金融市场工具提供综合服务，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实现地方、企业、银行、社会的多方“共赢”。银行可以为地方和企业设计符合市场原则的全面资金解决方案，如配合政府投资的重点项目和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政府融资平台的资金实力，吸引、拉动更广泛的社会资金投入。根据央行公布的数据，2009年第一季度 4.58万亿元新增贷款中，中长期贷款占36.68％，票据融资占32.31％。总的来说，票据融资所占比例太高，新增贷款中流向实体经济和长期投资项目的比例太低。

第二，加快土地物权化、资产化、证照化的步子，开辟民间资本和银行资本进入中小企业的新通道。农民是一个数量十分庞大的“待富”群体，深化农村土地使用权改革和建设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制，将带来国内需求的重大突破，其影响和作用无法估量。要加快出台或规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林权和农村宅基地流转和抵押的政策法规，搭建交易平台（交易中心、评估机构），完善交易服务体系。积极开展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宅基地抵押贷款、林权抵押贷款等试点，使土地产权成为工商资本和银行资本进入农村的重要纽带，在更广阔、更开放的背景下实现土地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在更广泛的层面上、更高的层次上运用产业资本、金融资本来整合资源。

第三，增强土地指标、排污权指标的商品化、资本化和可交易性，把稀缺的生产资源通过市场机制配置到具有更高效率的产业和企业中。转型升级必然涉及旧厂区的搬迁、改造，要促进土地使用权有效流转，实施“挤地发展”（充分利用空地、建设高层厂房）和“原地提升”（加强技术改造）工程，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和投入产出率。转型升级又必然涉及节能减排，要组建省级排污权储备交易中心，搭建交易平台和制定交易规则，发展和规范排污权交易市场，在增强对减少污染物排放的激励的同时，把越来越稀缺、珍贵的环境指标配置到具有更高附加值的产业环节和更高效率的企业中。

3、推进企业制度和产业组织创新，鼓励通过兼并重组形成大型品牌生产集团和大型商贸集团，培育大企业，培养大品牌，增强企业的市场议价能力和资源控制能力，夯实转型升级的微观基础。

民营经济比较发达、民间资本比较丰裕和民营企业实力较强是浙江最大的比较优势，也是浙江力争率先走出危机并走向新一轮发展的根本动力。当前经济（金融）危机正继续向实体经济蔓延，浙江民营企业不仅要勇于迎接危机的挑战，而且要率先抓住危机（优胜劣汰）带来的历史性机遇，逆势而上，做大做强，背靠大国经济和国内统一大市场，依托自主创新建立促进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走全国布局或跨国经营的路子，进一步打响“浙商”品牌，逐步实现从生产加工型企业向大规模品牌生产集团与商贸集团的转变，发展成为国内领先或具有国际水准的企业。

第一，大力推进企业的兼并重组，培育具有国际水准的跨国企业集团。浙江民营企业具有低、散、小的特点，兼并重组是优化浙江产业组织的一种重要形式，有利于在浙江的大中小企业之间塑造以协作与分层竞争为主要内容的新型竞争合作关系。一方面，大企业可以通过资产重组和存量调整，迅速壮大企业规模和资金实力，形成真正具备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大型企业集团；另一方面，中小企业要成为“小型巨人”或“配件明星”，从而在产业内部形成大中小型企业兼备的金字塔状的分工协作体系。在企业重组中，对能耗大、污染重、效益差、土地占用多、劳动力密集、经营困难的企业，鼓励各类先进企业进行并购重组，并推进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转型升级。

第二，鼓励企业增加研究与开发的投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转型升级问题，本质是产业技术的开发与应用问题。产业技术的突破，尤其是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的突破，是经济转型升级的前提。缺乏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是当前浙江产业发展中结构性、层次性、素质性问题存在的根本原因。因此，要充分利用世界经济低迷和人民币汇率坚挺的有利时机，增加有利于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先进设备、核心技术和重要资源的进口，鼓励企业用较低的成本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和高层次人才，到境外并购研发、营销机构和品牌，加快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势产品、优势企业。既要鼓励进口技术和设备，更要鼓励吸收创新，更多更好地利用国际科技和智力资源，立足全球市场，推动自主创新。

第三，引导企业拓展市场，走国际化经营的路子。经过较长时期的资本积累和历练，浙江有实力的民营企业已经将触角伸向国外，试图在全球框架内利用各种在国外具有比较优势的先进要素，建立自己的国际营销体系，并参与到全球生产网络之中。要从全球生产网络和全球价值链的视角审视浙江企业在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充分利用现有“浙江制造”的比较优势，推动企业由低成本型向创新型转变，积极主动地融入国际生产、贸易体系，参与国际经济分工，巩固和发展浙江企业与海外市场的联系，把浙江的大型生产企业和商贸企业，培育成为具有国际水准的跨国企业集团。

4、改善金融生态环境，扩大市场和民间力量在金融资源配置（分配）中的作用，为保增长、促转型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撑。

浙江民营企业的信贷资产质量受到了经济衰退的威胁，致使商业银行采取了规避风险的慎贷行为。目前不仅企业生命周期处于创业期的民营企业难以获得银行资金，不少国家产业政策支持的民营企业也很难得到银行贷款，许多民营企业只能求助于高风险的民间金融。浙江应当从改革金融结构入手，运用政府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改进银企关系，改进银行资本与工商业资本之间利益分割、风险严重不对等的状况，充分利用丰厚的民间资本和充沛的银行储蓄，为民营经济转型升级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撑。

第一，围绕地方金融改革，开辟民间资本支持民营企业的新渠道。改变现行村镇银行必须由银行金融机构控股的做法，村镇银行的控股权对民营企业放开；扩大小额贷款公司的试点范围，为民间资本支持民营企业构筑平台；允许有关条件符合法律规定标准的民间金融改制为小额贷款公司、资金互助社、村镇银行或其他中小金融机构，使民间金融浮出水面为民营企业服务；对民间借贷进行法律规制并纳入金融监管常规管理系统，降低民营中小企业借贷风险。

第二，创新金融产品，满足民营企业的多种融资需求。增加银行对民营中小企业小额信用贷款和多户联保贷款，推出民营中小企业股权质押贷款、土地厂房购建（按揭）贷款、联保协议贷款，推广应收账款质押、仓单质押、供应链融资、票据融资，发展信托融资和租赁融资，为民营企业提供多种多样的融资产品。

第三，发挥地方财政杠杆作用，带动银企资本支持民营企业创新创业。建立财政资金为主、银行和民营企业及自然人共同出资的风险投资基金，支持民营企业创业、支持创新型民营中小企业申报上市或发行短期融资券。创立政府单独出资或政府投资为主、银行金融机构和民营企业共同参股的产业振兴基金，支持民营企业资产重组、支持民营企业转向政府重点支持发展的产业和优势产业。

第四，完善社会信用体系，为民营经济转型升级创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健全政府主导的民营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制度和保险制度，开展农地金融制度试点，加快征信数据库建设，明确民营企业的资信状况，降低银行金融机构对民营企业的信贷风险，形成长期、持久、稳定、共同发展、利益共存的银企关系。

四、转变产业结构，构筑产业新高地

国际金融危机使浙江传统发展模式和产业结构的内在缺陷和矛盾在短期内集中暴发出来。浙江的产业结构存在着如下三个矛盾：即大规模生产与低附加值的矛盾、高市场份额与低利润率的矛盾、大产业与小企业的矛盾，缺乏控制市场价格、转嫁成本压力的能力，目前仍属于全球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加工基地”。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是率先走出危机、继续走在前列的唯一出路；同时，危机也提供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在危机冲击下，那些通过正常的市场竞争或行政手段难以淘汰的低端、低档次产业，经历这次危机后被自然淘汰了，从而为高端、高档次产业的发展腾出了空间，一批新兴产业和新兴企业将应运而生。    

浙江要发展成为全球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在全国率先形成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就要巧妙利用国际金融危机淘汰落后产业和过剩产业的历史机遇，促进浙江产业的结构调整与高端攀升，完成从传统产业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转变，构筑有浙江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正确理解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的科学内涵和工作思路，新兴产业的培育和传统产业的改造两者共同构成浙江制造业升级的重点，目标是从传统低端、低附加值制造转型升级到现代高端、高附加值制造，乃至精密制造、精细制造、复杂性制造；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重点是生产性服业务、金融服务业、现代商贸业、创业投资以及其他新型服务业。无论是发展先进制造业还是现代服务业都要注重创新商业盈利模式，坚持以市场需求和消费者支付意愿为基本导向。

1、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在装备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等领域尽快形成一批具有新的竞争优势的主导产业，促进制造业的高端攀升和内涵升级。

由于独特的区位优势、人力资本优势及城市群的比较优势，环杭州湾地区正在形成装备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地区竞争优势，许多企业正在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由低成本劳动支撑向科技创新支撑的转变。

第一，要主动承接国际产业的转移，发展装备制造业。要以发展先进制造业为契机，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装备制造业大企业大集团和产业集群，促进装备制造业向制造集约化、设备成套化、服务网络化发展。如位于温州乐清的华仪电气公司从生产低压配电产品起步，通过技术引进和科技创新，形成了高压配电产品和风电机组设备两大主导产业优势互补、健康发展的良好局面。2008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0.35亿元，同比增长42.2％,净利润1.02亿元，同比增长35.8％，获得了营业收入和利润同比较大幅度增长的良好业绩。

第二，通过强化和完善技术创新机制，开发一批具有先导作用和能大幅度提高产业附加值的高新技术产业，促进制造业的高端攀升和内涵升级。要充分发挥区域科研教育资源集聚的优势，使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和新兴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成长发展为浙江的主导产业。例如，中国最大的民营电气企业——正泰集团从2007年开始在杭州投资10亿元用于二代薄膜太阳能电池生产，预计2010年产值约120亿元。有关专家认为，正泰在第二代太阳能薄膜电池技术上的突破及规模化发展，对于促进浙江产业的转型升级具有重大意义。

第三，要运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使传统产业的生产工艺、产业形态、产品性能发生重大革新，促使传统制造业向高附加值制造业方向发展。建设现代产业体系不是另起炉灶,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是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内在要求和重要内容。只要肯创新、会创新,传统产业同样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样可以拥有强大的市场竞争力。运用电子信息、现代生物、新材料、高效节能及新型环保等高新技术，改造机械、化工、纺织、轻工、模具等传统产业，增强传统产业的竞争能力。例如，电饭煲、电磁炉等家用电器是典型的传统产品，但苏泊尔通过加大研发投入和开发新产品，运用数码技术、电子技术和电气技术改造传统产品使之“脱胎换骨”，2008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36.22亿元，同比增长23.5％,净利润2.37亿元，同比增长37.6％。像这种传统产业通过技术创新成为现代产业的成功典型，在浙江不胜枚举。

2、把生产性服务业、现代商贸业、现代物流业和各种新兴服务业作为浙江服务业发展的重点和突破口。

到2020年，浙江要率先形成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这对浙江服务业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提供了新的机遇。浙江要着力改变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经济增长过分依赖工业支撑的状况，重点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现代商贸业、现代物流业和各种新兴服务业。浙江要顺应服务业网络化发展的趋势，加快市场化改革，促进差异化发展，撤废阻碍服务业发展的行政管制，以生产性服务业、现代商贸业、现代物流业和各种新兴服务业为重点和突破口，打造现代服务业先行发展区。今后一个阶段重点是要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现代商贸业和新兴服务业。

第一，依托现代城市的集聚的高端要素、创新要素，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杭州、宁波、温州、义乌等城市应发挥创新要素集聚和市场网络优势，大力发展包括工业设计及研发、服装设计、软件设计、建筑景观设计、广告和咨询等在内的生产性服务业，并形成新的商业盈利模式。例如，阿里巴巴通过互联网重点发展企业间电子商务，迅速发展成为中国乃至世界互联网经济的“领头羊”。2007年11月 阿里巴巴创下了香港股市有史以来冻资最高纪录和全球互联网融资额新纪录、成为中国首个市值超过200亿美元大关的互联网公司。2008年阿里巴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30.01亿元，同比增长39％，净利润12.05亿元，同比增长95%，国内、国外两个交易市场共有3,810万名注册用户，同比增长38%。这些数据体现了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全球各地的企业更加需要利用电子商务来降低成本、提高效益。

第二，立足区域优势，发展特色金融产业，打造区域金融中心。培育长三角南翼的金融中心，打通与国际资本的联系，向新兴的工业城市辐射，利用金融资本的纽带向先进制造业区域输送资金、技术、信息和服务等高级要素，推动制造业的升级和现代服务业的成长。

第三，依托专业市场，发展现代商贸流通业。商业网络特别是全球分销系统是一种战略性资源，这是金融危机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此次金融危机，深刻地反映了单纯的来料加工、国际代工的缺陷和拥有商业渠道和市场网络的重要性。2008年，新兴的商贸城市义乌实现生产总值493亿元，同比增长12.1%，明显高于全省10.1%的增长率；市场总成交额492.3亿元，逆势增长6.83%。义乌之所以能够在金融危机面前应对比较自如，在专业市场基础上形成的全国性乃至国际性市场网络和销售渠道是其最重要的依托。专业市场要利用电子商务、会展经济和现代物流等新型市场业态，加强对市场网络、营销渠道、信息发布等市场资源控制力。依托专业市场兴办大型展览会，博览会，创新专业市场的中介组织，凭借专业市场海量交易规模，制定价格指数，引导市场趋势。

第四，引进和培育以知识信息的融合和应用为主的新型服务业。加快推进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化艺术、体育健身和娱乐业发展，发展壮大数字电视、动漫创意等新兴文化产业，增强浙江的软实力，满足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3、努力提升浙江产业集群在全球生产网络、全球价值链和全球供应链中的位次，促进从模仿型向创新型攀升，引导产业链延伸和高端化发展。

产业集群构成了浙江富有特色的区域性产业组织形态。以产业集群为重要依托，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已成为浙江制造业发展的一大战略取向。要从全球生产网络和全球价值链的视角审视浙江地方产业集群在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充分利用现有产业集群的比较优势，积极主动地融入由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生产体系，培育“小型巨人”或“配件明星”，从而促使其融入全球生产网络并发展成为具有国际水准的产业集群。加快各地特色产业发展，促进优势资源和规模企业向园区集中，加强产业配套协作，延伸优势产业的产业链条，积极抢占产业的价值“高地”和创新的“制高点”。从增强创新能力、提高产业素质、完善服务体系、加强专业分工协作入手，把产业集群培育成相关企业、营销网络、中介机构、物流配送、展览展示等围绕某个特色产业相互联系、相互支撑、有机融合的新型产业区。

4、以争取设立新的国家级开发区为重点，发挥国家级开发区和省级开发区在招商引资、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方面的重大作用，构筑扩大开放、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的新平台。

经济转型升级主要难点在于存量调整和结构优化，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是调整存量、优化结构的重要方法。开发区（包括工业园区，下同）是新投资、新项目、新企业和新产业的空间载体，是浙江招商引资的主战场和工业经济、进出口贸易的重要增长极。开发区建设既涉及产业结构又涉及空间布局，是经济升级转型的重要内容。各类开发区要作为工业化的先行区、城市化的示范区，完成向新兴产业区和城市新区转型。要促进开发区向产业新城转变，由过去偏重招商引资、土地征用、企业落地、标准厂房建设转向突出培育主导产业、重点企业，形成产业集聚和产业链，完善产业配套设施，提高工业经济效益。要从制造业占绝对优势和绝大比重向重点发展现代服务业转变，通过“优二进三”大力发展房地产业、物流仓储业、商业服务业、金融服务业等新的都市型产业。目前，在浙江设立的国家级开发区偏少，要以争取设立新的更多的国家级开发区为重点，把国家级开发区和省级开发区建设成为浙江新兴产业的密集区和城市发展的增长极。

五、转变治理方式，优化和谐新环境

破解长期制约浙江经济发展的重大体制性问题的关键，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切实推进社会治理方式的转型，为切实转变发展方式和产业结构提供有效的体制保障。从根本上讲，今天面临的由国际金融危机诱发的严峻挑战，源自我们自身发展过程中积累的大量结构性和素质性矛盾，源自于长期未能有效破解的诸多体制性症结。单纯的政策调整或机制创新，虽然可能在保增长上取得一定的治标成效，但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我们面临的结构性问题。

浙江过去30年的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得益于党委政府开明务实与人民群众大胆创新相互结合所形成的一整套灵活有效的政策优势和机制优势。在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已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浙江原有的诸多优势正在衰减，创新政策优惠和竞争手段的空间越来越小的情况下，浙江要“化危为机”，并继续“走在前列”，就必须下大决心，从更高的体制层面深化改革，推进社会治理方式的创新。

转变社会治理方式，是各级党委政府适应社会变迁的大趋势，创新领导经济建设和管理公共事务模式的重大课题，涉及到政治建设和行政体制改革的方方面面。其根本目的，就是要按照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要求，探索更加有效的执政方式和行政方式，建立同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相适应的公共事务管理模式。

1、积极创新社会治理结构，要在现有的党委政府为主决策管理的基础上，有序吸纳并扩大公民的参与度，充分激发民间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新性，努力形成开放化、民主化的治理格局。

同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文化观念及公共需求多元化的变迁相适应，建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及公民共同参与、平等协商的开放式治理结构，是当代公共事务管理模式发展演变的重要趋势。浙江是民间组织发育及其功能发挥较为成熟的省份之一，下一步培育、扶持民间组织发展的工作重点是以规范化、法律化的制度来引导和规范民间组织的行为。要通过大胆授权、明确职责，引导各种行业协会、民间商会发挥沟通政府与企业的桥梁、纽带作用，鼓励它们在加强行业自律、参与产业发展规划的制订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要采用财政扶持、政策引导等手段，充分发挥民间组织在开展社会救助、社会救济等方面的作用，分担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上的压力；要发挥民间组织社会联系广泛的优势，有效地动员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源，缓解政府社会管理资源的不足，逐步建立各种形式的社会自治机制；要积极借助民间组织的社会组织功能，建立健全利益协商机制，为社会和谐稳定奠定重要的社会基础。

与此同时，作为全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最为活跃的省份之一，我省应当进一步深化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探索，不断提高基层民主政治运作的制度化水平。要把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同保障民生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民主促民生，通过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进一步增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实效性。要积极探索民主决策的有效机制，完善各种形式的民主听证制度，增强决策的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以决策民主化保障决策科学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省各地在优化社会治理结构的各方面都有很多很好的创新实践，如温州的商会治理、温岭的民主恳谈、杭州市的公民参与政府评议与决策等等，都取得了很好的成效。要及时总结经验，扩大范围，深化层次，不断提高社会治理的公开化和民主化水平。

2、按照宪法规定的三级地方政府的管理体系，从最有利于资源配置、最有利于区域经济发展、最有利于城市化、最有利于激发地方积极性、最有利于提高行政管理效能的角度，逐步理顺区域经济社会管理体制，实现行政管理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的互相促进，城市化与区域一体化的协调发展，推动全省全区域全层次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全面进步，平衡协调。

改革开放以来，我省省管县的财政体制、强县扩权、扩权强县等一系列强县战略的推进及其取得的巨大成功，充分表明了发挥地方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极端重要性，充分表明了按照区位条件、发展潜力、发展能力和资源配置效率来管理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极端重要性。西方发达国家行政管理体制和地方政府自治的实践，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和江苏等省行政管理体制和经济发展的经验也充分表明了这一点。因此，突破传统的行政级别的局限，从最有利于资源配置、最有利于区域经济发展、最有利于城市化、最有利于激发地方积极性、最有利于提高行政管理效能的角度出发，适时、逐步尝试理顺省、市、县、乡、镇政府的行政和经济管理体制，相应调整行政区划，科学界定各级政府之间的事权、财权，重新配置各级政府之间的职责权限，形成新的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治理的体制机制，将起到一石数鸟、一举多得的效果。首先，有利于实现行政管理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的互相促进，推动全省全区域全层次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全面进步，平衡协调。其次，将有力地激发各地政府的积极性，促进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平衡协调和一体化发展，促进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一体化市场的形成和行政管理成本的降低。最后，形成了新的行政管理体制和社会治理结构，有利于顺利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政治民主化改革。

3、以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抓手，按照全民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的理念和建设惠及全民的小康社会的要求，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促进区域之间、不同阶层和群体之间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推进和谐社会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我省在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方面，在促进区域和阶层之间的协调发展方面，在保障全民共享改革开放成果方面，都有很多很好的做法和成功的经验，如山海协作、欠发达乡镇奔小康、千村示范万村整治、生态补偿机制等等，都取得了很好的成效。经过30年的快速发展，我省在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建设和谐社会方面已经具备了更强的能力。因此，要围绕全面落实省政府去年制定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行动计划（2008-2012）》，建立健全多层次、全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配置公平、发展均衡的社会事业体系，布局合理、城乡共享的公用设施体系，着力缩小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群体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努力实现全省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目标，使改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与此同时，要逐步理顺政府、企业和个人三者的利益分配关系，提高居民特别是农村居民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切实提高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使和谐社会建设建立在坚实的经济基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