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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把“建设服务型政府”确立为行政体制的主题，对于下一步的行政体制改革和政府管理创新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指导意义。我省在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全面推进“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的过程中，应当不失时机地把率先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作为再创浙江体制创新优势的核心工程。通过努力打造现代服务型政府，为“创业富民、创新强省”创造良好的体制环境。
一、建设服务型政府是下一步行政体制改革的主题
党的十六大以来，各级政府按照建立“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的思路，在转变政府职能、深化政府管理创新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探索，也取得一些成效。但从总体上讲，迄今为止的行政体制改革都带有明显的适应性、技术性的局限，而没有能够取得结构性的突破。可以说，缺乏明确的目标定位和总体战略设计已经明显地制约了行政体制改革的步伐。针对这一问题，2004年温家宝总理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落实科学发展观”专题研讨班上提出了“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的任务，次年又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明确提出要“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创新政府管理方式，寓管理于服务之中，更好地为基层、企业和社会公众服务。”明确提出“建设服务型政府”的任务，标志着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在经历了20多年“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之后，终于确立了一个总体性的目标。十七大报告以“建设服务型政府”为行政体制改革主题，明确提出了“着力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健全政府职责体系，完善公共服务体系”的行政体制改革思路，并特别要求“抓紧制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这些都是非常富有针对性的，预示着中央决心今后几年在行政体制改革上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从报告对行政体制改革原则、思路的阐发来看，服务型政府建设在近期的重点内容，将会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以关注民生、增强公共服务功能为重点，切实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报告一方面立足于理顺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提出了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的干预等体制改革任务；另一方面又着眼于校正市场失灵，以改善民生为社会建设的重点，就解决百姓关切的民生问题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如优先发展教育、扩大就业、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等等，这些要求基本上反映了下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增强政府公共服务功能的基本内容。
二是以提升政府运作效能为核心，创新和完善政府运行机制。从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要求讲，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中心任务就是深化政府运行机制的改革，建立能够保证各级政府切实履行其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所承担的繁重职责的“有效政府”，切实解决政府管理职责不清、效率低下、权责脱节、行政成本过高等老大难问题。报告所提出的有关建立“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的机构改革新思路，“规范垂直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关系”，“精简和规范各类议事协调机构及其办事机构”等等，目的都在于进一步提高政府的行政效能。
可以说，目前中央有关行政体制改革的战略目标和总体思路已经比较清晰，我们必须切实提高对于服务型政府建设在整个行政体制改革战略中的重要地位的认识，围绕建立同市场经济、法治国家和和谐社会相适应的服务型政府这一目标，积极推进各项行政体制改革。
二、浙江率先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重要意义与有利条件
当前，浙江全省上下都在努力贯彻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坚定不移地走“创业富民、创新强省”之路的重大战略。“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是浙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继续走在前列的总战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浙江的具体体现，既切合浙江发展实际，凝聚着“浙江经验”、“浙江精神”的精髓，又深刻地体现了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浙江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充分证明，要切实推进“两创”的总体战略，归根到底，是要通过理念、体制、机制的创新，进一步调动全省人民创业创新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让人民群众蕴含的创造性活力充分迸发出来。
浙江是全国体制创新最为活跃的省份之一。凭借市场化、民营化的体制创新优势，浙江在过去20多年里催生出了“民有、民营、民享”的“民本经济”，充分调动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创业、创新热情，创造出了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浙江现象”。我们必须看到，随着其它各个省区市加快体制创新步伐，浙江传统的体制、机制优势已逐步弱化。在其它一些省份频频出台力度很大的政策支持的情况下，我们在区域政策环境上甚至已经没有什么优势可言。加大体制创新力度，营造浙江体制创新的新优势，已经成为关系到浙江能否继续走在前列的重大现实挑战。
我省面临的体制创新的压力，还因浙江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瓶颈效应而被进一步放大了。浙江是一个工业资源严重短缺的省份。我省的一次能源自给率只有3.7%，人均资源拥有量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1.5%，居全国倒数第三位。随着工业的迅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能源需求量却保持着快速增长的态势，能源不足的问题变得日益突出。土地资源供求形势更为严峻，以目前每年用地50万亩计算，8年后浙江工业发展和城市建设将面临无地可供的局面。生态环境的局面也不容乐观，目前我省内河污染和近岸海域污染都较为严重，一些地方的生态环境已经接近所承受的极限值。这一方面预示着浙江传统的外延性扩张方式已经越来越难以为继，另一方面也预示着，在要素、资源和环境方面，浙江已经没有任何竞争优势可言。随着区域竞争的日益加剧，以及政策竞争空间的日益缩小，一个比拼政府服务的时代已经到来。
浙江经济社会发展优势，主要表现在发展的主体身上，即由于市场化、民营化改革走在前列，浙江市场主体的发育水平相对较高，创业主体的群体规模较大，民众的创业意识、市场意识也较强。但这些优势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一种潜在优势，它们会因为体制的障碍而难以得到充分发挥，或者因其它省份的竞争优势而大量流失等等。换言之，浙江只有在形成体制创新的新优势的基础上，才有可能真正发挥出市场主体的优势，发挥出市场经济相对早发的优势。政府既是制度的主要供给者和制度创新的关键主体，同时它本身又构成市场主体创业创新实践最重要的制度环境。因此，政府管理体制的创新构成了体制创新的核心。只有加快政府管理体制的创新，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过程的行政干预，才能降低创业创新的门槛和成本、进一步激发全社会创业创新的热情；只有加快政府管理体制的创新，提高政府运行的效能，才能促使政府对创业创新环境存在的问题作出更为灵敏的反应，制订出更有效的支持全民创业、全面创新的政策体系；只有加快政府管理体制的创新，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才能切实降低社会成员的生存压力，缓解创业创新者的后顾之忧。
政府管理体制的创新，说到底是围绕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目标，切实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政府行为、提高政府运行效能。应当看到，浙江在率先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方面，具有比较明显的优势。一是浙江市场经济体系及社会中介组织发育的相对成熟，政府退出竞争性领域不会导致经济增长的滑坡，社会中介组织也有能力承接政府退出的某些职能。二是浙江财力相对充裕，扩大公共服务支出有较好的财力保障。三是浙江作为地方政府管理创新相当活跃的省份，在过去十多年里，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体制创新经验。四是浙江各级政府的机构相对精简，各级干部的观念意识相对较新，这同样为服务型政府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
因此，无论从应对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挑战的客观需要，还是浙江所具备的体制创新条件而言，率先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都已经成为浙江再创体制新优势，推进“两创”战略的必由之路。在深入学习和贯彻十七大精神，全面推进“两创”总战略的过程中，我省应不失时机地把率先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作为体制创新的核心工程，以服务型政府建设带动政府职能转变和各项行政体制改革，真正为“两创”总战略的落实营造出良好的体制环境。
三、浙江服务型政府建设突破口的选择
虽然重大的行政体制改革，有待于中央政府的决策，但地方政府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依然是大有可为的。目前全国至少已有20个大中城市（包括上海、重庆两大直辖市）明确提出了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目标，一些城市还制订了具体的实施意见。我们认为，我省可以考虑制订一个全省性的率先推进服务型政府的实施意见，指导各级政府积极推进这项工作。除了可以在中央已经有较为明确的思路方面早做准备外，可以根据推进“两创”战略的需要，选择若干突破口，作为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近期任务。
1、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为抓手，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的运行效率。行政审批制度是与创业创新实践关系最为密切的政府管理体制，其设置的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创业创新实践市场门槛的高低，关系到创业创新活动必须在何种程度上受到行政部门的制约，必须付出多大的外部成本。我省的行政审批制度经过前几轮的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下一步的改革，在技术层面上重点应放在进一步加强审批事项的清理、规范上。可以借鉴西方国家“顾客导向”的改革战略，以市场主体和社会成员从事创业创新实践目前所必须经历的审批环节及其存在的突出问题为线索，来重新设置审批事项和程序，实现审批范围的最小化和审批程序的简便化。在体制层面重点应当放在切实解决行政（审批）服务中心“收发室”化现象上。在这方面，可以总结、借鉴象山县行政部门内设机构行政许可职能归并，并整体移驻行政服务中心的成功经验，在解决好“职能、人员、授权、并联审批运作程序落实”四到位的基础上，在中央推行“大部门制”的机构改革时，对行政服务中心以外的部门职能和机构进行大规模地整合。
2、建立和完善现代公共财政体制，为服务型政府建设提供坚实的财政体制保障。财政的支出结构直接决定了政府的职能定位。近些年来我省公共服务支出的比例已经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对于提高政府的公共服务水平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今后的工作重点，一是要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建立具有一定刚性的财政支出结构，保证公共服务的财政支出能够稳步提高。二是积极探索建立全省各级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责任的分工体系和财政保障机制。省级财政应主要考虑用于支持率先建立全省性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实现全省范围内的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以推进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统筹协调发展。三是进一步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生态保护重点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3、积极探索省管县的行政体制改革。政府管理的层级和幅度，是由政府的职能，以及交通、信息等技术条件决定的。在政府计划指标、资源分配职能和行政审批职能大大减少，四小时交通圈基本形成，信息沟通已经发生革命性变化的今天，省管县体制改革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浙江几十年来所坚持的省管县财政体制，四轮强县扩权的运作经验，发达的县域经济现象，以及陆域面积和县级行政区数目相对较小等等，都为浙江率先推进省管县体制改革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省管县改革的实施，需要有一个较长的过程，不能操之过急。在过渡时期应当按照“市县分治”的思路，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发展情况采取不同的对策。在环杭州湾地区、温台沿海地区和浙中城市带这些浙江工业发展的主要增长极地区，应着眼于做大中心城市，为提高浙江经济的总体水平提供必要的人才、信息、金融等服务支撑体系，将中心城市周边与中心城市存在很强经济关联的县市改为市辖区。对于那些同中心城市存在较大空间距离，同时经济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又较强的县市，可以通过进一步扩权，以渐进的方式过渡到省管县。对于衢州、丽水等经济欠发达地区和生态保护区，可以考虑暂维持市管县的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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