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引起如此高的重视，可能是头一次。为此，作为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和管理工作的教师来说，心理是非常高兴的。接下去我们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就是如何使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也像咱们浙江的经济一样乘势而上。这决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不少人文社会科学的资深学者都多次强调，要发展文科科研，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尊重文科自身的规律。这就像从事经济活动必须懂得经济活动的规律一样。但是文科的规律到底是什么？是否有某种不变的法则？这是一个首先需要弄清楚的问题。

以我的观察和思考，同时也结合多年来从事文科科研管理的经验，有以下几点可以提出来就教于同仁。

第一、          公平的学术竞争秩序非常重要。任何社会事务，但凡垄断，必定腐败。学术活动亦不例外。学术活动也是某种意义上的"经济"活动，它是一种趋利行为，这里的"利"不单是指金钱意义上的利，还包括名誉等等。既然是趋利行为势必会存在以最小成本获得最大利润的动机。学者从事学术活动、发表学术成果既要获得自己纯粹个人性的求知求真欲望或者某种"审美"冲动的满足，也要获得社会应有的认可。这样，学术研究的游戏规则就不可或缺。这种学术游戏规则的主要功能在于形成研究者正确的行为预期，并由此产生相应的行为激励。它包括严格界定和保护学术活动成果的产权归属的规则、对某种学术成果的社会效应给予准确评价以便给予所有者以相应回报的规则、保障纯粹学术活动自由的规则等等。目前，我们较多地强调针对学者个人的学术道德规范，这并不是不重要，但是我认为目前阻碍学术发展的最大根源不应该从学者个人身上去寻求解决的办法，而应该从学术制度安排的不合理方面去寻找。目前阻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最大的障碍，并不是某些学者出于急功近利动机的学术浮躁和腐败，而是整个的宏观学术竞争体制的失序，尤其是缺乏行之有效的、符合人文社会科学自身学术要求的成果评价制度。这相当于在经济活动中，市场机制失灵以至于不能正确地反映某种商品的效用和稀缺性。由于非学术因素的影响，优秀学术成果得不到应有评价，学者的辛勤劳动和聪明才智得不到认可的事情屡见不鲜，令人扼腕；不少粗制滥造的低劣之作占据了神圣学术殿堂的有利位置，也使真正的学者义愤难平。我们常常严厉指责那些学术腐败分子令人发指的败德行为，但是却对基于制度的学术腐败行为则安之若素，这相当令人不解。我决无意谅解那些学术腐败者，但是我感到应该更加关注那种基于制度并且业已制度化了的学术腐败。这种制度性学术腐败的最大危险在于它有力摧毁了学术竞争的公平和公正性。我们目前学术制度的公正性在商业诱惑、行政干预和人情关系面前显得不堪一击。其问题的严重性已经到了非正视不可的地步。公平学术竞争的秩序，若不能尽快建构，则无论党和政府如何重视，无论如何加大投入，最后不可避免会陷入学术次品市场的稳定均衡陷阱。要打破这个低水平均衡，跳出陷阱，光靠学者个人的道德约束是不够的，仅仅依靠个人或者某个局部性的团体来做工作，也会遭遇搭便车而造成制度变迁的动力不足。我们应该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如何改革不合理的学术评价和竞争制度上面，要重视通过制度安排的重新设计来理顺学术主体的行为。这同样也不是个人或者某个学术机构可以成功做到的。和任何制度产品一样，学术制度的供应有着显著的规模经济性质和很强的正外部性，这意味着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更加有效。而且在我看来政府在提供这类制度性公共产品方面应该是责无旁贷的。在某种意义上说，这项工作的重要性远在增加经费投入之上。

第二、          要大力扶持和规范公共学术团体的活动。如果说，学术竞争制度是游戏规则，那么学者及其团体则是游戏者。对于学术水平的提升，同行专家之间的互动关系远远比领导与服从的关系来得重要。国外学术发达的国家，学术活动大多是在沙龙、塞米那儿（seminar）、午餐会、论坛以及学会这样的组织形式下展开的。学术交流的载体既要有正儿八经的研讨，也要有随时随地的交流。形式可以多种多样，不过学会的作用尤其需要重视。不能想象如果没有美国经济学会、美国哲学学会、美国政治学会等等这类组织规范、要求严格的学术团体，会有美国学术近一个世纪以来的繁荣。历史已经证明，学会活动越是规范、学会组织越是发达，学术发展也会越是健康和繁荣。对于浙江省来说，学会的作用还需要进一步加强，但是学会不可以办成一个等级森严的政治性组织，必须是一个纯粹的学术同仁的互动载体。目前学会工作参差不齐，有的已经陷入恶性循环。究其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一是为了解决活动经费而不惜从企业、政府机关和社会其他非学术部门寻求合作，为此不惜放弃学术操守、违背学术规律；二是学会自身没有严格的规则，学会领导搞虚挂、平衡，学术原则被放到一边；第三是工作班子涣散，秘书处的职能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这些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学会等研究团体的政治化倾向不能遏制。而若任其发展，学会的学术同人团体的基本功能必将丧失殆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也会走进死路。所以发展浙江的人文社会科学，学会等民间学术社团是重要的载体。需要增加学会的活动经费，强化学会的学术品味，优化学会的领导班子。学会不论规模大小，覆盖面宽窄，会员的资格尤其是负责人的资格必须严格把关，要有一套制度来保证会员的流动和领导的任免。其中学术品德、学术兴趣和学术贡献乃是必须强调的三个标准。

第三、          人文社会科学不可混为一谈。广义的文科内部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分野决不是无关紧要的一件事，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各有自己的规律。在政策层面是不可以混为一谈的来处理的。譬如经济学家要建数学模型，要做假定要检验命题，理论与试验数据要相互参照印证，不可偏颇，而且经济学的原理在经过必要的检验以后可以放到相对大一些的范围内加以应用，所以，虽然是研究人的，但符合所谓的客观科学的标准，按照波普尔的观点是可以拿来证伪的。可是文学显然具有更加明显的个体性、主观性和情境性。客观的被大多数人认可的文学理论即便有也是极为罕见的。由于这样的特点，社会科学似乎比人文学科更能够适应运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模式和管理模式。相反如果把自然科学的研究模式照搬到人文科学领域，要求大家竞争以便得出公认的准则，后果必然是这个领域的科研活动必定颗粒无收。我讲这个问题决不是无的放矢，我们国家当前关于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方针政策和管理模式日益向自然科学靠拢，这种趋势对于社会科学或许影响不大，但是对于人文学科的发展则绝对有害。浙江是一个人文大省，历史上出了那么多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除了浙江人自身的素质和生存条件比较适宜从事创作，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些大师们总可以自主地做想作的事情，说想说的话，也就是说，浙江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人文氛围。大家各安其位，各行其是，和而不同。所以如何让有资质的学者能够自由从事学术研究和创作对于文化事业来讲实在太重要了。现在学术界都在关注事物的自组织和演进问题，人文学科的发展就非常符合自组织的道理。一些主管部门的领导沉湎于做指南搞规划立项目，其动机虽然不难理解，但是实际效果并不如预想的那样好。人文社会科学中经常发生的"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现象是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我以为，在人文学科中，为有研究能力和兴趣的人安心治学提供优越的生活和工作条件，让他们做自己想做的研究，这要比号召他们整天响应悬赏、做命题作文式的研究要好得多。当然社会科学的情况与人文学科略有不同。

第四、          学术压力要适度。历史上许多重大的学术成果都是学者忘情地，心无旁骛地毕生劳作的结果。学术事业乃是学者们的一种生活方式，虽然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学者都像古代的思想家那样生活在一种自在自为的状态中，完全地自得其乐。但是学问确实需要平心静气地做。对一个学者来说，要做出一件传世的佳作，无论是外部的压力还是自己内心的压力都不能过大。外部压力不能太大就是来自政府的指定的任务和要求做的事情还是不能太多，内部压力不能太大就是学者切不可名利心太重，学术的乐趣当然会来自于它为学者带来多少荣誉和利益，更来自于学者本人学术研究过程中求知求美的欲望得到满足以后的高峰体验，所谓"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所以学者本人的心态要摆好。随着知识进步的速度日益加快，今天再也不可能出现像亚理士多德、伏尔泰、歌德、洪堡这样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今天的学者只有着眼于一个极小的问题和很窄的领域，才能深入下去，把问题做好。对此诺贝尔经济科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有一个极好的形容："所谓专家就是关于越来越少的事知道得越来越多"。不能想象一个学者可以在整个二级学科上都会有大的建树，当然个别天才性的人物是例外。即使是在一个三级学科上，新的文献也层出不穷，无法全部阅读。所以要做出一些学术贡献就应该立定脚跟，圈定疆界，有所不为，懂得放弃。但是目前很多的学者都在一级学科范围内活动，不懂得限制自己的胃口，结果常常说外行话，在场面上大家碍于情面不予揭穿，但是在私低下免不了议论一番。有些学者不断应付接踵而至的社会活动和外围学术活动，乐此不疲，早年的学术积累坐吃山空，以后研究怎么做还心中无数。这样下去不仅自己的前途不容乐观，而且学科的发展也受到影响。政府部门、学校自身、社会各方对这些有一些学术成就的学者提供优厚的待遇固然可喜，但若伴随着巨大的应付考评的压力，则往往干扰正常的心态，反而会不利于学者的自主研究和自由探索。

以上的几点不成熟的浅见旨在抛砖引玉，希望方家教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