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委党校*浙江行政学院—

纵观近年来中国世界经济学科的发展，其研究课题逐渐与本国实际相联系，研究方法逐渐与世界主流相接轨。可以认为，我国世界经济学科的建设与研究正顺应国际潮流，注重基础理论研究与实践分析相结合，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本文将重点介绍和分析我国学者研究成果比较集中的几个重大问题。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经济已经保持了将近三十年的高速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同期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但是近年来，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现象开始显露，不仅得不到有效遏制，而且还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这对于极度依赖外部经济的中国来说，不能不说其将来的发展前景被蒙上了一层阴影。因此，近年来学者们在研究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时，也十分关注与此相关的几个重大课题：

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主要表现为各个国家的发展速度不一致，世界范围内的各个经济体无法实现协调一致的发展。当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情况成为一种稳态运行模式时，全球范围内的生产资料与人力资本都向发达国家倾斜，这就形成了进一步不平衡的基础，一种恶性的自我循环模式就此产生。

由于人力资本的不可计算与不可物化，当前对世界经济不平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际收支失衡的问题上。当前国际收支失衡的主体主要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和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美国巨大的经常项目逆差及净对外债务与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迅速积累的经常项目顺差及庞大对外债权，同时加剧了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可以说，正是以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为代表的新生力量的高储蓄率支撑着美国超出本国负载能力的高投资与高消费。

第一，当前国际分工格局出现了新的变化。在二十世纪前半段，西方发达国家主要是作为全世界工业制造中心出现的，欠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当中充当的角色是向发达国家提供原材料和产品销售市场。而到了二十世纪后半期，情况慢慢发生了变化。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越来越注重基础技术的研究与开发，技术的应用与商品的制造逐渐向其他国家转移。它们“并不追求对物质权利的控制，而是追求对结构权利的控制”。^[1]当2001年新经济时代结束之后，国际资本流动出现了新的变化：流入美国的私人资本正逐渐减少，而东亚各国政府控制的政府资金却明显增加。与私人资本的目的不同，政府资金更注重风险的规避，因此其走向以购买美国国债等有保障的低收益项目为主。在这种情况下，流入美国的资本是否可继续支撑其高投资与高消费尚无定论。

第二，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美国除了与传统发达国家的经济往来依然密切之外，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经贸往来也日益增多。但是，这些新兴经济体大多实行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当经济发生不正常波动的时候，这些国家无法通过货币市场自身的平衡机制来消弭或者减弱风险。外部经济失衡往往会带来更大的振荡，加重世界经济失衡的现象。

第三，在贸易自由化进程越来越难以推行的同时，金融全球化的步伐却愈发引人注目。其具体的表现是：全球范围内国外资产与负债总量的增加、国外净资产的增加和持续能力的加强以及金融资产组合的范围越来越国际化等。这其实给了美国以较低代价维持长期对外负债的可能，而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也使得世界金融市场总是处于一个不稳定的状态，当一国金融市场防范危机的能力不足时，逐利的资本会给该国带来极大的冲击，如果这种情况不能得到妥善解决，冲击很容易向整个地区蔓延，导致该地区甚至全球经济的巨幅振荡。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都清楚地印证了这一点。

一些学者认为，虽然全球经济存在失衡的情况，但这是世界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因此没有必要对这个问题感到恐惧。中国和美国的经济主要是互补型，虽然二者的经济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失衡，但是这是动态经济增长的必经阶段，只有经过失衡的阶段才会最终走向平衡，这是一个辩证的过程。还有学者认为，正是经济失衡才使得全球经济得到了迅速增长，失衡对全球经济来说是有益而非有害，是“全球经济走向新的更好的相对均衡的必要条件”。^[2]

相反，不少学者则对上述观点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即使现在处于一种失衡的平衡状态当中，这种所谓的平衡也是非常危险和脆弱的。他们从此前的日本经济泡沫、东亚金融危机、南美金融危机等事例当中汲取教训，指出：如果出现房地产泡沫破灭、石油危机等严重事态，世界经济将无法保持现有的发展趋势。从最近几十年的情况来看，每当一个地区发生危机，而危机又无法人为排解时，世界经济将会受到极大冲击，此时首当其冲的就是美国。而一旦美元大幅度贬值，中国、东亚等极度依赖外部经济的国家或地区就会马上面临极高的风险，将会出现出口暴跌、经济增长减缓甚至倒退、大规模失业与企业破产等等情况。虽然各国都在尽力避免风险并着力提高本国经济抗风险的能力，但严酷的现实却迫使人们不得不做好最坏的打算以应对可能到来的危机。甚至还有学者认为，危机的爆发几乎不可避免，如果不能尽早制定正确的应对措施的话，危机爆发引发经济崩溃只是迟早的问题，届时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发展究竟将呈如何态势，是无法预测的。

20世纪90年代关贸总协定（GATT）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之后，传统的贸易壁垒作用已经越来越小，世界范围内贸易量逐年提高。据此，很多学者都认为已经进入了一个贸易自由化的时代。然而从近些年来的实际情况来看，虽然传统贸易壁垒越来越受到限制，起到的作用也越来越小，但是贸易保护主义却并未因此而销声匿迹，它只是以全新的外貌出现在世人面前。为了和以关税、配额等手段为特征的传统贸易保护主义相区别，我们称其为新贸易保护主义（关于新贸易保护主义，还有一些别的称谓，比如“超贸易保护主义”^[3]等，其性质和新贸易保护主义是一样的，因此本文不对这些概念加以仔细区分）。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面对的各类新贸易保护主义壁垒层出不穷，数量也大幅度增加。1995年-2005年间，WTO 成员向我国发起的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和特保措施调查达到716件。我国已连续10年成为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涉案损失每年高达300-400亿美元。这在很大程度上和西方国家仍然不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有关。根据WTO有关协议，WTO成员面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时候，可以采取差别对待甚至歧视的做法，在反倾销诉讼当中可以用第三国作为参照。在我国近年面临的反倾销诉讼当中，大多数国家都采用了这种不公正的做法，这使得我国企业在诉讼当中屡战屡败，严重影响了我国的进出口贸易秩序。^[4]

第一，贸易保护手段发生了变化。传统贸易保护主要依靠关税、进出口配额等手段，直接干预进出口贸易量，其效果直接而有效。但是随着WTO谈判对这些手段实施了越来越严厉的限制，其生存空间也日渐萎缩。因此，新贸易保护主义采取的手段大多是披着“保护环境”、“保护人权”等人文外衣。反倾销诉讼主要是为了保护国内的工业以及就业，绿色贸易壁垒（Green Trade Barrier）则主要是为了保护环境以及消费者健康等等。虽然有着冠冕堂皇的理由，但是其本质仍然是贸易保护主义。

第二，贸易保护的范围已经扩展到了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曾经只是西方发达国家为了控制新兴工业化国家迅速增长的出口贸易而采取的措施。出现在这个舞台上的总是几张熟悉的面孔。但是到了20世纪中后期，随着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出现，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也受到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波及。南美洲、非洲一些国家的出口商品也频频被各种壁垒挡在发达国家的市场之外。与此同时，又出现了另外一种趋势，即发展中国家自身也开始频频使用各种手段实施有利于本国的贸易保护措施，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贸易自由化的倒退。

第三，设立贸易保护壁垒的途径发生了变化。传统贸易保护主义主要是由一国政府制订政策，规定本国关税以及进口配额。由于这种方式在WTO框架下不能持久，而且也很容易遭到贸易伙伴国的报复，因此，除了继续制订与使用保护性政策维护本国利益之外，各国开始倾向于通过国际组织中的多边协商与谈判来保护本国的利益。发达国家正是利用自己在国际组织当中的影响力以及强大的谈判能力，在各类多边国际贸易协定中体现自己的意志。

第四，实行贸易保护的商品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传统贸易壁垒主要针对的是工业品。但是，随着发达国家工业品关税的不断下降，工业品平均关税已经调低到了3％，通过传统贸易保护的手段已经很难再有更大的空间和效果。因此，新贸易保护主义针对的更多是传统农业产品以及服务业。当前，发达国家纷纷在技术贸易以及知识产权领域投入了更多的精力，这也体现出当前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一个特点。

关于新贸易保护主义的成因，国内学者也存在不同看法。大多数学者认为，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出现是因为传统贸易保护主义受限，发达国家转而采取的新的资源配置手段，其目的就是在世界范围内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借此实现发达国家利益最大化。^[5]但也有学者认为，新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抬头不能仅仅责怪发达国家，在这一过程当中，发展中国家为了自身利益，在推动自由贸易化的同时也隐蔽地实施贸易保护主义。这也是新贸易保护主义兴起的重要原因之一。^[6]

关于新贸易保护主义是否存在的问题，国内学者已经得出了一致的肯定结论，关于新贸易保护主义对我国经济产生何种影响的研究也已经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但是面对新贸易保护主义，以我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应当采取哪种对策选择，学者之间却存在着不同的意见。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一向都倡导贸易自由，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但是面对当前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新形势，我国在制定贸易政策的时候，需要考虑自身的贸易利益，对进口产品也应该采取必要的和阶段性的保护措施。^[7]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以牙还牙的报复性措施。另外一些学者则强调，即使面对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新形势，我国也不应该跟随外界的潮流，从而改变自己既定的自由贸易发展方向。相反，我国企业必须切实练好“内功”，增强自身的国际竞争力，积极面对国际市场上的激烈竞争。^[8]

进入21世纪之后，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出现了一个短暂的下滑阶段，但是很快又恢复了增长的势头。这是由一系列因素导致的：从宏观角度来讲，全球经济保持了稳定增长的势头，各主要经济体也恢复了原有的增长速度；从微观角度来讲，公司盈利普遍看好，作为FDI主体的大型跨国公司有更充裕的资金来实施海外扩张计划；从政策与制度角度来讲，很多国家尤其是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都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对本国的投资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有165个国家对本国FDI法规进行了总计2156项修订，其中的2006项修订以有利于吸引FDI作为政策目标，占修订总量的93％。^[9]

自从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战略以来，经济发展日新月异，其中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外国直接投资的不断增长。2005年中国的外资流入量高达724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和英国排在世界第三位。^[10]在这近三十年的时间当中，FDI对推动我国经济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提升我国产业结构、促进技术进步、增强综合国力等方面均产生积极影响。这点已经得到绝大多数学者的肯定。

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对FDI的研究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从定性分析发展到定量分析，从宏观描述发展到微观分解，并且已经涌现出一些颇有建树的研究成果。例如，随着流入我国的FDI日渐增加，总量已经约合我国GDP的40％，一些学者对如此庞大的FDI流入量开始由喜转忧，从而使得近期关于FDI的研究多了一些理性中肯，少了一些盲目乐观。

有的学者对FDI的流入结构进行分析，认为国外大型跨国公司对我国的投资实际上并没有占多大比例，流入我国的大多数资金都是来自于华人经济圈。而且FDI流入的原因也并非如同传统经济学理论所描述的那样，是由区位优势、所有权优势、价格优势等所促成的，具体原因是由于我国当前的制度缺陷使得私人资本无法通过正常渠道取得融资，而不得不借助于外国资本，这才是大量资本流入我国的真正原因。^[11]还有一些学者认为，FDI的流入在某种程度上对我国私人资本投资具有一种挤出效应，因此不能单纯研究FDI的外溢效应，必须结合其对我国国内私人资本所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才能得出中肯的评论。^[12]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学者从其他方面研究FDI对我国的负面影响，比如价格转移问题、垄断问题、环境污染问题、社会责任问题等等。

就FDI本身而言，其对我国以及整个世界经济所起的基本作用当然是积极的，正面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而忽视FDI所必然带来的一些负面效应和所引发的一些问题。因此，对于流入我国的FDI，如何趋利避害，去芜存菁，强化其正面效应，削弱其负面影响，是学者们今后必须认真面对并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区域经济合作是经济全球化的一种表现形式与组成部分，但是，二者之间又有区别。经济全球化是一个自然发展的动态过程，在这一过程当中，不论是主动参与还是被动加入的国家都是在竞争与合作当中彼此协调与适应。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就是世界上各国在经济实力、传统文化、宗教信仰等各个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因此，在短时期内要完成经济全球化的目标是非常困难甚至是不可实现的。而在同一个区域内的近邻国家通常在很多方面具有相似性，因此，它们之间的合作或者是协调相对而言要容易许多。是否可以借助区域经济合作来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这也是近期许多学者研究的方向之一。

在国内理论界，学者们对于区域经济合作与经济全球化二者之间是否确实存在相互促进作用这一命题仍然没有定论。从学者们的研究成果来看，目前有“障碍说”和“阶段说”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13]持“障碍说”的学者认为，区域经济合作体现的是以本地区为中心的区域主义，它与以多边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经济全球化存在本质上的不同。因此，虽然从表像上看二者似乎具有着近似的特点，但是实质上却是南辕北辙。不论从区域经济合作的运行机制或者协调机制来分析，都不能得出其促进经济全球化的结论。以区域经济合作作为经济全球化的手段，其结果只能是让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更加难以协调，甚至引发更多的冲突。而持“阶段说”的学者则认为，尽管二者之间存在一些矛盾和不协调，但就总体而言，区域经济合作并不是经济全球化的障碍，而是其内在的一种推动力。二者的本质都是生产要素在国与国之间流动、实现资源更合理配置、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的过程。当区域经济合作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向经济全球化转化。这两种观点从不同角度对区域经济合作与经济全球化的关系进行了不同的分析，从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当前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和谐与矛盾相并存的现实。

此外，就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格局来看，世界经济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三大经济圈：北美地区、欧洲以及东亚地区。目前，北美已经建立了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欧洲联盟（EU）也早已从具有自由贸易区性质的欧洲共同体发展成为了现在的经济货币联盟，只有东亚地区仍然没有一个成形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如东亚各国仍然各自为政，互相提防，毫无疑问将不利于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

关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我国学者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东亚经济合作已经是不可逆转的趋势，这是学者们所形成的一个共识。但是学者们也指出，东亚的情况与北美、欧洲不同，无论是历史传统、社会体制还是意识形态，东亚各国都存在着巨大差异，彼此间互不信任互相竞争是各国关系的真实写照。因此，在短时间内要求东亚地区形成一个高层次的经济合作机制是不现实的。东亚经济合作本身所具有的象征性意义要远远大于现阶段所取得的实际成果。东亚各国只有加强彼此之间的合作，并与其他经济合作组织互通有无，相互补充，逐步提高经济合作的广度与深度，才是东亚经济合作的前途所在。

就中国而言，加快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和积极参与东亚区域的经济合作同等迫切。许多学者也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与看法。有的学者通过研究发现，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当中，中国所参与的各种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均进展缓慢，而这种现象又无法用传统的经济理论来解释。因此，不得不承认在经济合作的过程当中，还有许多非经济因素对其产生影响。基于此，我国必须在对东亚地区现存的各种矛盾和问题进行具体分析之后，才能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应政策。实际上，这就是提倡一种将经济、政治、文化以及制度等因素结合起来综合考虑的研究方法。^[14]也有学者认为，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之所以进展缓慢，是因为东亚地区缺少一个能起带头作用的核心国家。如果有一个国家或者集团能够发挥美国之于北美自由贸易区、法国与德国之于欧盟的作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迅猛发展只是弹指之间的事情而已。因此，作为拥有庞大人口与市场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中国如果具备这种能力的话，就必须承担起这个责任。现阶段虽然还存在一些制约因素，但是中国必须克服种种不利因素，努力朝着这个方向发展。^[15]

第一，原油供需比例日渐失衡。在世界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各国对能源的需求也同步增长。但是能源的供给却跟不上需求的增加，倘若不是最近一段时间俄罗斯石油出口保持了一定幅度的增长，能源短缺的形势可能会更加严峻；

第二，石油期货在石油定价当中占据主导位置。决定石油价格的不仅仅是反映市场实际供需状况的石油现货交易，更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具有很大投机成分的石油期货交易。目前，纽约和伦敦的石油期货交易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全球石油的整体价格。一部分公司在期货市场上进行期货交易是为了规避价格风险，但是更多的公司在石油期货交易当中仅仅是为了投机获利。于是大量资本纷纷流入期货市场，哄抬油价，对石油期货价格造成了极大影响；

第三，美国对石油价格的控制。当前全球的石油价格都是由美元计价的，这就给了美国一个控制石油价格的能力。美元的升值和贬值直接关系到石油价格的涨跌，因此有的时候世界市场石油价格会体现美国意志。尽管世界上其他主要货币对于石油价格也有了一定话语权，但是尚无法与美元真正相抗衡。^[16]

在世界能源市场上，中国也已经从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变成一个足以影响世界能源价格的石油消费大国。中国自1996年以来成为原油进口国，^[17]此后石油进口量不断增加，到了2005年，中国原油进口量已经达到12682万吨，石油对外依存度高达42.9％，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如此惊人的数字，自然使得世界石油市场的每一次动荡都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产生巨大影响。

如何缓解我国当前所面临的能源紧缺的矛盾呢？一些学者认为，我国应当从能源的消费与需求角度入手，必须改变能源的消费结构；加快节能技术以及替代能源技术的研究；获得更多的资源供给，避免能源进口受制于人。^[18]还有学者分析，影响国际能源市场的不仅仅是经济因素，还必须将政治因素考虑进去。任何可能发生的政治风险都会极大地影响世界市场的能源价格。尤其作为主要原油产地的海湾国家当前政治形势动荡，与世界最大石油消费国美国关系紧张，任何局势的变动都会对原油的供给和价格产生重大影响。^[19]另外，一些学者认为只有通过国家之间的合作和协调才能更好解决这些问题。原油出口国和进口国必须进行更深入的沟通，了解彼此的需求，才能更好进行合作。以中国为例，通过与东亚地区几个能源进口大国之间的合作，建立地区能源合作机制，对缓解能源压力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