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连续27年名义GDP总量平均增长率超过了9.4%。以这个速度发展，中国经济总量每隔7.4年就可以翻一番。按照当前汇率计算，中国经济已经排在世界前五位，若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排名还可能更加靠前。这一骄人的成绩不仅在中国经济史上绝无仅有，就是在世界经济史上也是凤毛麟角。昔日中国“赶英超美”的宏伟目标，在今天看来是那样的触手可及。

在国内外，人们把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称之为“中国经济增长之谜”。国内外学者对中国经济增长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总体上，他们的研究试图回答以下两个问题：第一，中国经济为什么能取得如此快速的增长；第二，这种增长是否可以持续。迄今为止，有关中国经济增长的文献卷帙浩繁，学者们从各种角度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得出的结论各异，有乐观积极的预测，也有悲观消极的论调。当我们以一种毫无偏见的、建设性的眼光来审视这些研究时，无论是乐观的估计还是消极的分析，我们都能从中获益良多。

为了理解人类经济史上的成功与失败，总结成功的经验、吸取失败的教训，早在18世纪甚至更早的时候，就出现了以亚当•斯密《国富论》为代表的早期增长理论的研究。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以Solow的新古典增长理论为起点，经历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第一代内生增长理论[1]、第二代内生增长理论等阶段[2]。目前，国际学术界有一大批学者，典型的如Aghion[3]、Acemoglu[4]等人，仍活跃在经济增长理论的最前沿。学者们已经运用经济增长理论的视角来研究跨国或跨地区增长、垄断与竞争、贸易政策、制度、教育与人力资本、收入分配等一系列问题上来，为理解经济本身及增长过程并评价各种经济政策提供了基础。

本文拟在现代增长理论框架下综述中国经济增长研究方面的文献，首先从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和机制的角度探讨中国经济增长之谜，接着从收入差距和经济增长的角度探讨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挑战以及相应的对策，最后是总结和展望。

 

1、中国经济增长核算

自从Solow（1957）和Jorgenson and Griliches（1967）等人开创了经济增长因素核算方法以来，一直是研究经济增长源泉的基本方法。后来，Young(1992，1994)、Kim and Lau(1994)以及Krugman(1994)等人运用全要素生产率的分析方法研究了东亚的经济增长模式问题，发现东亚的经济增长完全可以由要素投入的增加来获得解释，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高没有多大贡献。

20世纪90年代开始，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中国大陆流行起来。受Young(1992，1994)、Kim and Lau(1994)以及Krugman(1994)等人实证研究和分析的启示，学者们对中国的经济表现也做了大量增长核算方面的研究。比较典型的文献有张军等（2003）、Chow(2002)、王小鲁和樊纲（2000）、Yan Wang and Yudong Yao(2003)、邓翔和李建平（2004）等。张军等（2003）在对1952－1998年中国经济统计数据回归的基础上，计算了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及其生产率。他们发现，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经济的TFP波动很大，几乎没有多少趋势增长。1978年以后，TFP有了比较明显的提高，但仍然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不过，张军等人在对经济增长的核算过程中没有注意到人力资本的作用。Chow(2002)则在对生产函数拟合的基础上，对中国1952－1998年经济增长的各要素贡献进行了核算，核算的结果与张军得出的结论类似。同样地，Chow也没有考虑人力资本在增长中的贡献。王小鲁和樊纲（2000）在增长核算的过程中注意到了人力资本的作用，他们直接用全部从业人员的受教育年限来度量人力资本。尽管将人力资本的贡献纳入到了经济增长贡献之中，但在他们的核算中，一年的小学教育与一年的大学教育是等价的，无法度量教育的累积效应。邓翔和李建平（2004）对中国各省区1978－2003的增长源泉进行了核算。在考虑了人力资本的贡献之后，他们发现，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中国各地区的增长动力仍然是要素投入的增加。关于人力资本的度量，他们采用了Young(2000)的方法直接测算了人力资本的增长指数。Yan Wang and Yudong Yao(2003)也通过在传统的生产函数中加入人力资本因素的基础上，对中国1952－1999年的增长源泉做了较全面的分析。他们发现，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人力资本在1952－1999年间增长较快，并且在加入了人力资本后TFP仍然在增长中做出一定了贡献。他们认为，中国要获得持续的增长和福利改善，必须优先考虑人力资本的积累和TFP的提高。然而，他们在核算的过程中也是直接用社会总劳动力的受教育年限来代替人力资本。

在上述文献的基础上，笔者采用张军和章元（2003）以及张军等（2004）的资本核算方法重新核算了资本存量。同时，我们还考虑了人力资本在增长中的贡献，并且利用明赛尔方法把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转化为人力资本的度量[5]。根据核算的结果，发现资本投入的增加一直以来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源泉，劳动力投入的贡献不是很突出，以教育水平的提高为表征的人力资本提高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源泉，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的发动机角色还没有完全体现出来。总的来看，我们的发现与其他学者的研究结论大体上是一致的，即：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仍然是要素投入的不断增加，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仍然有限。

林毅夫、任若恩（2006）从全要素生产率概念准确理解的角度对上述以Krugman-Kim- Lau-Young为范本的增长核算方法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和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具有一个严谨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如何从概念上正确把握尤其重要。克鲁格曼对东亚经济奇迹的批评主要是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经济意义没有正确的把握，以及对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在全要素生产率上的不同表现缺乏了解所造成的。

另外，按照纳尔森（2000）的观点，经济增长核算虽然为我们分解和观察经济增长的要素贡献提供了非常直观的方法，然而它也存在天然的不足。他认为，“假如有一块做工精良的蛋糕，它由许多原料制成，你可以列举出所投入的原料，如面粉、糖、牛奶等，甚至可以分析在其他投入原料不变时，稍微多增加一些或少一些某种原料可能会对蛋糕口味产生的影响。但是要将蛋糕的美味分解到各个投入原料中，却是毫无意义的。”对于经济增长而言，所有的源泉性要素都是必需的。在绝大多数增长分析中，劳动力投入的增加、资本的增加、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技术进步是最受关注的对象。他们之间存在着两种明显的相互关系：任何一种要素的增长会提高其他要素的边际贡献；由于互补性，那些导致任何一种要素增长的力量也有可能促进其他要素的增长。

2、中国经济的粗放增长模式与技术创新

基于对中国经济增长源泉的增长核算研究，虽然这种核算本身也遭受诸多批评，但以现有的研究来看，大体一致的结论仍然认为中国经济是一种粗放的增长模式，这种粗放式的增长模式本身是不可持续的，因而现在从上而下都呼吁转变增长方式，从粗放的增长模式转变为集约型增长方式。中国经济的粗放增长模式的具有如下基本特征：第一，宏观经济的高增长；第二，与高增长相伴随是高储蓄与高投资；第三，大规模的劳动力转移，与增长相伴随的低就业；第四，高能耗、高污染、土地资源快速消耗。

关于中国经济的粗放增长模式的原因，学术界做了很多精辟的分析。中国的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的过程，是转型经济的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劳动力的转移过程。首先，在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过程中，需要较高的资本形成（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04a）。其次，政府公共资本的拥挤效应推动高投资和高增长（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04b）。再次，从劳动力转移的角度看，劳动力转移是中国经济20余年来经济增长的核心机制，表现为大量劳动力由农业向工业（工业化）、由农村向城市（城市化）、由国有企业向非国有企业（市场化）的持续转移。长期的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是与长期的劳动力转移过程互为因果的必然现象（李扬、殷剑峰，2005）。

理论、历史和现实的经验告诉我们：增长模式的根本性变革有赖于技术创新。纳尔森（2000）认为，在增长要素相互关联的情况下，若要进行分析，就必须集中分析那些涉及到的关键过程，努力探明不同要素在这些过程中的作用。不论是增长理论的演进与发展，还是跨国或跨地区的增长实证研究，以及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实践，都表明以技术进步、技术引进、技术集成为代表的技术创新活动是增长的核心。首先，技术进步会引发所谓的“创造性毁灭”过程。技术进步会直接创造新的产业、新的市场、新的管理、新的组合，同时抛弃一些原有的产业、企业和职业，实现资源配置的新陈代谢，推动经济的发展。其次，技术进步与高比率的资本形成会形成良性互动。新的技术进步、技术创新在很多时候是以资本为载体的，这种“资本体现型”的技术进步所导致的资本投资激发了干中学，从而增加了研发支出的收益，反过来会进一步刺激更多的研发活动。再次，技术进步与教育水平的提升会形成良性互动。高水平的人力资本是研发活动不可或缺的要素，良好的教育背景有利于更快地理解干中学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同时，技术进步会激励年轻人获取更多的正规教育，技术进步促使企业为保持与技术对手的竞争优势而增加对科研人员、工程师、管理人员、高技能工人的需求，换言之，技术进步引致更多的人力资本形成。

3、体制变革与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一直伴随着体制的变革。经济的增长为体制变革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而体制的变革则在更大程度上释放了经济增长的潜力。王永钦等人（2006）试图从特定历史阶段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结构等体制性变革的因素中去寻找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第一，中国经济社会是一个相对分割的结构，而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城乡间的分割，这在经济发展的早期对于经济增长有积极的作用，特别是有利于城市工业部门的资本积累，这对于一个资本短缺的经济来说尤其重要；第二，中国是一个实行经济分权和政治集权的国家，经济的分权特别是财政的分权给微观主体特别是地方政府提供了有效的激励机制，而政治的集权又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与经济分权相伴随的负面影响；第三，在政治集权和等级制的社会结构中，中国传统社会下形成的关系型社会结构得以延续，在经济发展的早期，关系型社会成为比规则社会更为低成本的履约机制。上述三个方面的社会和政治结构，分别构成了快速资本积累方式、有效的治理结构和低成本的履约机制。这种政治和社会结构的视角为我们寻找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深层次增长动力源泉（王永钦等，2006）。

然而，随着经济发展的深化，曾经有利于快速增长的经济体制中隐含的问题和挑战越来越明显也愈加强烈地凸现出来。具体体现在很多个方面，比如二元经济结构、劳动力转移等等。学术界对这些问题和挑战作了很多的分析，也提出了很多的对策。在下一个部分，我们将集中关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面临的分配与增长的关系问题。

 

1、地区差距与中国经济增长

为了实现地区间的平衡增长，在中央政府的强力主导下，我国先后提出了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原崛起、沿海跨越的区域发展战略。这些战略的目的旨在为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区域量身打造的进一步发展的策略，促进落后地区快速发展迎头赶上、先进地区保持领先优势实现新的跨越，从而最终实现不同区域的协同发展。那么，如何评价这些战略实施的效果呢？换言之，从增长理论的角度看，这些战略的实施是否实现了地区间的经济增长趋同？下一步我们是否需要进一步丰富或调整某些策略？如何作出调整？

利用增长理论中趋同研究[6]的分析框架，海内外学者就中国各省区的趋同问题进行了的大量研究。在有关中国省际间增长过程中趋同研究的文献中，大部分学者基本上采用的是 趋同或者 趋同的分析框架，得出的结论可以概括为：总体上，中国各省际间不存在绝对趋同，也不存在 趋同，但存在条件 趋同，甚至存在俱乐部趋同。如魏后凯（1998）、林毅夫等（1998）、王绍光和胡鞍钢（1999）、蔡眆和都阳（2000）、张盛等（2001）、沈坤荣和马俊（2002）、蔡眆（2002）、沈坤荣（2003）等。

在数据计量方法上，上述文献基本上都是对跨省区横截面数据进行的研究。近年来，国内也有学者开始用面板数据方法、收入分布方法来研究中国各省区的趋同问题。张焕明（2004）用系统广义矩估计（SGMM）方法并利用中国各省区1981－2001年的动态面板数据估计了扩展的Solow模型，结果发现，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经济带之间的经济增长的趋同性较小，而在三大经济带内部则存在俱乐部趋同。徐现祥、舒元（2004）首先采用Kernel密度图考察了中国1978－1998年间省区增长分布的演进，发现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增长分布逐渐从“单峰状”演进为“双峰状”，也即省际间经济增长存在“双峰趋同”或“两俱乐部趋同”特征。他们使用数据包络分析（DEA）的方法发现物质资本的积累是中国30个省区在1978－1998年间的经济增长分布从“单峰状”演进为“双峰状”的主要因素，人力资本和技术转移以及效率的提高也有利于中国省区经济的趋同，但是并不起主导的作用。徐现祥、舒元（2005）进一步把中国各省际间差距的变化分解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数量”、“价格”和其它因素的贡献，结果发现，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沿海和内地之间在物质资本积累上存在“看不见的”逐渐扩大的“鸿沟”，沿海和内地两个组内部的收入差距逐步缩小，而沿海与内地间的差距却不断拉大，从而出现了“双峰趋同”。

除了 趋同和 趋同的分析框架以外，还有学者运用多种指标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地区经济差距进行测度和分解，这些指标包括基尼系数、变异系数、Theil指数、阿特金森指数、Kernel估计量等。这些研究发现，在1990年以前中国各地区间的经济增长存在趋同的趋势，而在1990年以后则迅速发散。林毅夫等（1998）用基尼系数度量了中国的地区差距，给出了上述结论的证明。刘夏明等（2004）以人均GDP作为地区收入的近似指标，通过对中国各地区间的总体基尼系数的分解，发现中国地区经济的总体差距在20世纪80年代有所下降，但90年代以后一直在上升，他们还发现中国总体的地区差距主要来自内陆和沿海之间的差距，在各地区内部之间不存在所谓的俱乐部趋同。他们认为，中国地区差距的原因是经济、历史、地理等各种因素使得沿海比内地站在了更高的改革起点上，进而地区发展战略、政府政策、全球化、经济自由化、地区特定因素和要素市场的扭曲相互交织、共同作用，对地区差距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最近，关于中国各地区经济增长的研究则强调了趋同机制的研究。有关中国各省区增长趋同机制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刘强（2001），他发现新古典的经济增长趋同机制在中国并没有起到作用，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大规模的劳动力转移使得资本-劳动比率并没有出现应有的变化趋势，相反，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形成的大规模劳动力区域间转移则是中国阶段性经济增长趋同机制的重要诱发原因，他认为这一点也是对区域差距扩大的一种解决办法。赵伟和马瑞永（2005）则试图探讨资本趋同、技术趋同和劳动生产率趋同这三个微观机制在各省区1978－2002年间的增长趋同中扮演的角色。他们通过绝对 趋同检验发现在1978－2002年间只有技术趋同机制较好地发挥了作用；资本趋同机制和劳动生产率机制则只在1978－1989年间发挥了趋同的作用，这两种机制在1989－2002年间则起到了趋异的作用。彭国华（2005a）则从中国各省区产业部门的角度（1990－2002）分析增长及差距的来源。他首先把省区经济分解为农业、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邮电业、批零贸易餐饮业、其它第三产业等6个部门，然后把各省区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分解为部门内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和部门间劳动力份额的变化两个部分，发现各省区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几乎全部来自于部门内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对跨省和跨部门间的劳动生产率给出了绝对 趋同和 趋同分析，发现虽然中国省区经济总体上不存在趋同，但是具体到每个部门而言，并非都是趋异的，如批零贸易餐饮业就显示了微弱的趋同趋势，而其它产业则趋异。彭国华（2005b）考察了1982－2002年中国各省区TFP趋同与收入趋同之间的关系。他首先用一个包含了人力资本的总量Cobb-Douglas生产函数核算了各省区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发现省区间TFP的差异可以解释省区收入差距的主要部分；紧接着分别应用OLS、面板数据固定效应、动态面板数据（一阶差分GMM）三种计量估计方法对TFP和收入进行绝对趋同和条件趋同分析，结果发现TFP与收入的趋同模式有很大的相似性：即在全国范围内只存在条件趋同，而不存在绝对趋同。据此，作者推测有可能是TFP的趋同导致了收入的趋同，但并没有给出证明。他进一步发现，在东、中、西三大地区，只有东部存在俱乐部趋同。

2、收入差距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王小鲁、樊纲（2005）发现，中国的收入差距在过去的20年中持续扩大，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社会公正与稳定都提出了挑战。作者通过计量模型检验了中国是否存在所谓的“库兹涅茨曲线”，发现收入差距还有继续上升的趋势，目前还不能确认下降阶段，同时模型还发现了一些列因素对收入差距的扩大或缩小有重要的影响，这些因素包括经济增长方面的因素、收入再分配和社会保障、公共产品和基础设施以及制度方面的因素。由于这些因素可以借助于政府政策加以调整，因此该研究表明，可能通过合理的政策调整来控制收入差距的继续扩大。

收入差距会影响经济的增长。对此，增长经济学家已经从理论上发现了收入差距可能影响经济增长的途径。第一，由于存在信贷市场的不完善性，收入差距的扩大将使得更多的穷人面临信贷约束，从而降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资，最终不利于经济增长。第二，收入差距的提高会引起社会和政治的动荡，恶化社会投资环境，并且使用更多的资源用于保护产权，从而降低用于生产性的物质资本积累。第三，在一个个民意对政府政策影响愈加明显的社会中，更大的收入差距会使得更多的人支持增加税收来促进再分配，而过高的税收一般认为会降低对投资和生产的激励。第四，低收入的家庭倾向生育更多的小孩，平均到每个小孩身上的投资会更少，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增加社会中低收入家庭的比例，从而降低全社会的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Aghion and Howitt，1998）。当然，也存在收入不平等有利于经济增长的途径，如现代投资越来越呈现出规模化，而财富的集中有利于大规模的投资等。虽然上述两种对立的观点都在跨国经验研究中找到了相关证据，但是大多数证据更倾向于支持收入不平等不利于经济增长的观点。

对于中国经济增长而言，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负向影响正要凸现，如何防范和化解各种形式的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带来的冲击将是非常迫切的问题。政府已经注意到问题的严重性，并力图要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比例，借以削弱整体的收入差距。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问题的关键在于学者们能深入研究收入差距的机制，政府才能对症下药，化解对增长的可能冲击。

3、增长过程中的收入差距

经济增长反过来也会影响收入分配，进而导致收入的不平等。学者们很早就开始研究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相反，关于技术变化和增长如何影响不平等的研究兴趣则是由于最近开始的对“库兹涅茨假说”的重新审视的经验研究而被激起。库兹涅茨（Kuznets， 1955）根据人均GDP与收入分配的回归，发现收入不平等与人均GDP水平存在着倒U型关系。这就意味着最低和最高的人均GDP水平对应着较低的收入分配不平等，而中等水平则与较高的不平等相关联，从长远来看，增长最终会减少不平等。但是国际上最新的研究指出，在过去的20年中，经合组织（OECD）国家的工资收入和收入不平等显著地提高。

但是，在过去的50年中，工资部分在可衡量的收入不平等中重要性的增加以及不平等变化的阶段性特点，表明技术的变化从而由此导致的经济增长可能是这种不平等周期性变化的重要原因。相对于非熟练或低技能工人而言，熟练或者高技能工人的工资提高了，从而不平等就扩大了。而相对工资取决于对两种类型工人的相对需求。概括起来，技术变化影响收入不平等的微观机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一般用途的技术。当一种一般用途的技术（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被发现后，需要熟练工人去发展新的中间品，从而市场上熟练工人的需求上升，与非熟练工人相比，熟练工人将要求较高的工资升水，于是不平等就扩大了。第二，技能偏向性技术。更优良的机器发明意味着存在着非熟练工人最终被替代的倾向，然而熟练工人却不能被替代，因为需要他们去进行创新以形成更好的机器。因此这种“技能偏向（skill-biased）”的技术变迁会导致持久的工资差异。第三，技术变化导致的组织结构的变化。计算机等方面的技术进步使得员工之间的交流更加容易，随之而来的是许多企业内组织结构的简化以及权力的下放。往往能利用这些新组织结构优势的往往是熟练工，因为他们的适应性更强，能够学习新的技能。于是，熟练工会要求更高的工资，原因是他们更是和新类型的工作组织形式。（Aghion and Howitt，1998）

国内学者对“增长过程中的技术变迁如何影响输入差距”这一主题的理论和实证研究都很欠缺。我们认为这一主题对于理解当前和以后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收入差距变化的一般规律，并认清政府在其中可以扮演的角色有重要的意义。

 

在不同增长阶段，物质资本积累与人力资本积累发挥的作用不仅相同。根据分析，我们判断：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资本投入仍将在中国经济增长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这是因为虽然我们近年来大力提倡改革原有的粗放式投资模式，但是在实践中由各级政府主导的投资模式并没有出现根本性的转机，原有的投资体制仍然顽强地发挥着作用，与此同时，新的投资体制还正在酝酿。鉴于非农就业人口占我国总人口的比例仍相当大，我们可以预见只要劳动力转移过程得以持续，那么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现象就将长期持续，而由劳动力转移、高储蓄、高投资共同推动的 “内生式”经济增长就不会停止。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政府不能有所作为。事实上，政府在很多公共领域，比如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方面还有很多事情要做。首当其冲的是，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同时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通过采取补贴的方式鼓励教育和职业培训，推进城乡人力资本的自由流动，建立全国统一的人才市场，进一步发展教育信贷市场，为个体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促进人力资本更多地形成（赫克曼，2006）。

技术创新与技术引进。对一个国家经济的长期发展而言，最重要的是技术的不断创新。但是，技术创新对中国这样的在很多技术领域仍相对落后的国家，技术创新应该有更丰富的含义，技术创新的完整理解包括技术引进、原始创新和集成创新。中国目前还处于发展中阶段，和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要善于利用这个差距，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引进适合的先进机器设备，然后在技术引进的基础上开展技术创新（林毅夫、任若恩，2006）。

根据经济增长理论以及世界各国的增长经验，对于像中国这样的世界大国而言，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特别是人力资本的积累与国家的技术创新或技术引进的能力紧密相关，互为条件，相互促进，可以形成良性互动的格局。在现实格局下，过分地强调自主技术创新可能并非明智的选择，而大力推动以教育、培训、人才引进、健康投资等形式的人力资本的政策可能是长久而明智的选择。

增长模式变革。有了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当我们不断地深化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的转型过程，不断优化投资结构和人力资本的结构，大力引进世界现成的前沿技术，由企业个体按照自身比较优势推进技术结构的升级和技术创新时，增长模式的变革可能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政府在其中的角色是增长模式的变革积极地创造条件，而不是违背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热衷于短线操作。在更深的层次上，增长模式的变革、政府角色的转变依赖于中国社会体制的进一步转型。具体而言就是：从分割走向整合，从关系走向规则（王永钦等，2006）。

GDP的增长只是经济发展的目标之一。除了GDP之外，我们应该还有很多的目标。1991年世界银行公布的《世界发展报告》指出：“发展的挑战是改善生活质量。生活质量的改善需要更高的收入，在贫穷的国家中尤其如此。然而，生活质量的改善还有更多的含义：包括更好的教育、更高水平的健康与营养、更少的贫穷、更清洁的环境、更平等的机会、更多的个人自由以及更丰富的文化生活。”中国经济的增长与发展应追求这个更美好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