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委党校*浙江行政学院—

从市场经济国家的历史来看，劳动经济学是伴随着劳动力市场发展成长起来的一门学问。19世纪的美国，劳动问题日趋上升，工会成为了劳动力市场上一支重要的力量。埃利·里查德(E. Richard) 1886年出版了《美国劳工运动》一书，他分析工会在劳动力市场、劳动条件的决定方面的作用，开创了对劳动力市场现象进行制度与组织分析的先河。19世纪20年代的美国劳动力市场日趋成熟。1925年出版了布卢姆(Bloom)的《劳动经济学》，这是历史上第一本以劳动经济学正式命名的劳动经济学教科书。开始系统涉及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工资、劳资关系、劳工运动、劳动立法等主要内容的分析。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世界范围内严重的失业形势，引发了经济学家对宏观劳动问题的深入思考。1936年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开创了宏观经济学，也是宏观劳动经济学理论的先河。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国有经济及其相伴随的计划劳动经济体制占主导地位，谈不上有劳动力市场。据统计，1978年我国城镇就业总人数为9 514万人，其中代表“统包统配”的计划经济的 “职工”［1］为9 499万人,也就是说，在城镇是清一色的“职工”队伍。20多年的改革过去了，计划经济时代所形成的束缚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城乡隔离”的劳动制度实质上已近解除。符合原先“职工”范畴的人员的绝对数量为 10 792万，比1978年仅增加14%。非“职工”——这一体现市场化属性的劳动力队伍其占城镇就业总人数的比例由1978年的0.15%上升到55%。迄今，我国城镇非国有企业的劳动力队伍举足轻重，已成为在传统的计划体制之外成长起来的一股占主体地位的、巨大的市场力量。显然，这对传统国有经济的非市场的“职工”的发展模式，构成了巨大的压力和挑战。

如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劳动力市场上的各类问题都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焦点。下岗、失业、收入差距扩大、员工跳槽以及大学生就业等，都令普通民众困惑。为什么面临下岗和失业？为什么收入差距是如此之大？解答这些令人困惑的问题需要理论，需要分析的工具。劳动经济学开始派上用场。学习劳动经济学将使人们逐渐在大脑里建立一整套清晰的概念和范畴，以更科学的态度观察和认识今天的经济生活现实。掌握劳动经济分析的方法和工具，科学地评估我国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也将更进一步推动劳动力市场的发展，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有助于我国的经济增长和发展。

谈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劳动者”或“劳动力”的研究，也就是将人的生产能力作为一种“准商品”的一种研究。劳动力市场并非是我们常规所理解的产品买卖的市场，而是一种劳动力“租借”使用的市场。在改革开放初期，之所以有一段讨论“劳动力是否是商品”的问题，其误区大多来自将劳动力市场与产品市场的属性缺乏区分，简单等同并加以类比。而实际上，我们知道，劳动力作为商品只是一种“准商品”，劳动力市场也只是具有一种“准市场”的属性。

至于劳动力这一范畴，也存在着很多不同的认识和理解。首先，应当指出的是，就劳动力的外延而言，传统的劳动力的概念往往与从事体力劳动为主的“劳工”，即我们传统所说的“工人阶级”（产业工人）相联系。所以有人称劳动经济学也就是劳工经济学。早期我们称之为工人阶级的概念，也就是在市场经济国家所广泛使用的“劳工”的概念，包括有以下特征的几类人：“这些人受雇于其他个人、公司或机构；他们使用雇主所提供的设备；在工作中遵循上级的指示；他们在国民收入等级中的地位较低。”［2］用这些特征衡量，所有工业中挣工资的生产工人都属于劳工之列。而关于这一点，在中国有所不同。多年来我们有一种说法，即工人阶级是企业的“主人”。我们在经济关系上不承认企业与员工的关系是一种契约的关系，不承认雇佣劳动的关系。因此我们很少使用劳工这一概念，而使用工人阶级的概念，但二者并非相同。有一段，我们讲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撇开政治意义上的考虑之外，这种概念在劳动力范畴的界定上，其实质是拓宽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工人”或“劳工”的概念。由于我们不承认契约劳动或者说雇佣劳动的范畴，在相当长的时期，我国都没有一部正式调节劳动关系的劳动法规。直至20世纪90年代初，一个仅能界定有限范围劳动关系的，较为抽象的《劳动法》才迟迟出台。在发达国家以研究产业关系为主体的产业关系或劳工关系专业，在中国迄今也不被社会所接受。

另外还有一种分类。这就是将劳动力划分为生产部门的劳动者和非生产部门的劳动者。这种思想的产生与劳动价值论的思想和学说联系在一起。马克思认为，只有创造物质产品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由此，只有从事物质生产的劳动者属于生产劳动者。这种理论是以苏联为代表的计划经济国家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构造的基础。

在市场经济国家的历史上，也有一种类似“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为区分的划分。这就是人们通常在实际经济生活中所谓“蓝领”与“白领”的不同称谓。在工业化的早期，这种区分概括了当时经济生活中的劳动力的一些特征和属性，有一定的意义。但是在后工业化的时代，特别是在服务业成为经济活动主体的年代，不仅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大幅度下降，第二产业即制造业的劳动力的比重也显著下降。［3］如果我们继续捍卫传统的理论，我们甚至都无法解释和说明这一时期社会财富增长的变动趋势和成因。依照传统理论的解释，我们必然会认为，创造财富的“劳动力”会越来越少，而不创造财富的“劳动者”越来越多，那么社会的财富怎么可能在不断增大？！况且，大量的现实已经证明，随着时代的进展，“白领”与“蓝领”的界限也变得模糊起来。比如，白领工人从主要特征上，目前已逐渐接近于体力劳动工人的范畴。车间和办公室共同向更加机械化、计算机化和信息化的方向发展，逐渐把生产工人和白领工人毫无二致地转变成半技术机器操作者的角色。正是由于这种情况以及其他方面的发展，“非管理行业白领工人和装配线上的同类人的差别已成为表面上的，而不是实质上的。”［4］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伴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信息化产业的巨大的发展，现代的产业工人已摆脱传统的教育程度低，体力劳动为主的特征。技术的变动，特别是计算机的普及使用，知识已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第四要素，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蓝领工人和白领工人的差别已不表现在劳动的本质特征上。随着网络经济的发展，不同工作的性质有趋同化的倾向，劳动力的范畴和概念，甚至都有了新的表达和说法。为了更有利于概括新的环境下的劳动力的特征，目前大量的企业，乃至于各类组织开始广泛使用“员工”这一范畴。正如国际劳工组织在1998—1999年的《世界就业报告》中所指出的，人们发现“不仅每个工作职位都经历了技能升级，而且生产性工作职位的整个分布也已由低技能转向高技能。在这种变化了的新的体制下，产业工人开始承担分析的职能，其作用已从过去作为操作者或机器的管理者的角色转变为需要掌握多种概念技能的分析家”［5］。

经济学是什么?经济学是研究稀缺的资源怎样或者说应当怎样被配置的一门学问。它是回答人和自然的一种关系的理论。［6］如果说劳动经济学是研究劳动力资源的学问，那么，人们实际上是将劳动经济学视为以研究劳动力的经济活动为主题的一个“经济学的分支”。不过，对劳动经济学的定义，也存在着几种不同的表达。

一种定义是强调劳动经济学涉及人的行为的特征。如1931年，朱通九在所著的《劳动经济》一书中认为，劳动经济学是研究劳动者的经济行为的科学。伊兰伯格(R. G. Ehrenberg)和史密斯(R.S.Smith)教授在2000年最新版的《现代劳动经济学》中指出：“劳动经济学研究劳动力市场的运行和结果。确切地说，劳动经济学研究雇主和雇员对工资、价格、利润以及雇佣关系的非货币因素（如工作条件）的行为反应。”［7］

还有一种定义则强调，劳动经济学研究劳动力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以及实现这些作用的条件。劳动经济学分析和设法探讨个人作为劳动力的经济活动。正如消费经济学研究消费者职能的性质和作用一样，劳动经济学是探讨在经济生活中的劳动力的性质以及其作用的环境。［8］

另外，还存在着特别强调劳动力的市场特征或劳动的投入和产出相关的一些定义。如1997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牛津经济学辞典》将劳动经济学表达为：劳动经济学是关于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方面的经济学问。它涉及影响劳动参与率、工资谈判、培训、工作小时和劳动条件以及有关雇佣、劳动力流动、移民和退休年龄等的实践活动的各种因素。大卫·桑普斯福特（David Sapsford）在其主编的《劳动经济学前沿问题》中指出，“劳动力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其价格及配置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这就是劳动经济学所要回答的问题。”［9］

在我国，近年来对劳动经济学大多借用国外的定义。不过也有的学者有着不同的表述。他们将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定义为，“在效用最大化假设下，劳动力资源的投入—产出机理”。“研究在人的理性行为遵循效用最大化的前提下，人们在生产中将作出什么样的投入决策”的学问。［10］

总体而言，尽管上述各种定义所强调的重点不同，但基本方面都离不开劳动力的供求，离不开劳动力的市场，离不开劳动者的行为，离不开经济学的基本范畴：成本、收益和价格，基本的分析方法和资源配置优化的目标。因此，我们认为，大体而言，绝大多数的学者对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定义基本是一致的。概括起来我们认为，如下的表述可能更为简洁和明确：劳动经济学是对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市场经济活动过程中的劳动力需求和供给的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和研究。简单来说，劳动经济学也可表达为是对劳动力市场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没有市场，或者说脱离了市场，真正意义上的劳动经济学就不复存在。［11］

我们知道，普通的经济学主要是将人从消费者的角度加以观察和认识的。首先是人们对产品的需求成为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产品市场上的研究所提出的目标是使消费者获得最大的满足。用经济学的规范的表达是追求消费者的帕累托（Palatou）最优。然而，对产品市场上的人作为消费者的研究固然重要，但远远不够。我们知道，进入法定劳动年龄以后的成年人不仅是消费者，更重要的也是生产者，他们每天要投入1/3，每周投入5天的工作日或更多的时间来参加市场工作，从事劳动，创造价值。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社会对法定工作时间的规定在缩短。但即使如此，对大部分成年人来说，工作仍然是他们生活中主要内容。按照我们缩短制度工作周以后的时间来计算，目前的五天制度工作周，不考虑加班和假日的经济活动，一个员工大约也有1/4的时间，即每周40小时的时间要用于工作。［13］

因此，我们看到，劳动经济学与普通经济学有所不同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它将问题的注意力投向了人们工作的范围，比如就业、失业、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水平等；投向了人们选择以及变换工作的行为，如劳动力的流动；投向了人们为工作而获得的货币和非货币的报酬方面，如人力资本投资、薪酬决定的因素等。它将生产者的满足与消费者的满足作为同一个重要问题来看待。劳动经济学的第二个特点和劳动力市场的特性联系在一起。如果我们把劳动力看做一种“准商品”，那么对这种商品的需求与对一般商品的需求有所不同。准确地说，对劳动力的需求是一种派生需求。即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不是一种最终产品的需求，它是对产品生产需求所派生和所导引出来的一种需求。而我们对一般商品的需求更多的是一种直接需求，一种最终产品的需求。由此，可以看到，我们在研究劳动经济问题时，不可能摆脱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来孤立进行劳动经济的分析和研究，即所谓不能就劳动来谈劳动，就劳动力来谈劳动力。我们知道前些年美国的IT 行业发展非常迅速，一度出现了网络泡沫，“COM”公司遍地开花。

这也导致了劳动力市场的IT行业的人才高度紧张。按照ACA，即美国薪酬协会期刊发表的一篇研究报告指出的，2000年在硅谷有40%的公司在3个月内招不到人。即使在中国，发生的情况也令人印象深刻。深圳一家著名的民营公司，当年一次招收6 000名新员工，面对IT人才的竞争采取了所谓“掠夺性人才战略”。到了2002年，情况便急转而下。在美国，网络泡沫开始破灭，经济开始出现衰退，这也迅速传递到劳动力市场。IT行业纷纷裁员，一些专业人才面临求职的困难。在中国，虽然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IT行业受到的影响没有像美国那样突出，但国有企业招聘计算机一类人才较为困难的局面发生了很大的改变。IT专业人才的薪酬水平也有了较大的回落。这说明，离开了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变化背景，劳动力市场的分析都是缺乏依据的。

从上述劳动力的两个特点出发，研究劳动力市场的问题，国内劳动经济学界都显得较为薄弱。首先是多年来对劳动力市场的经济学分析不够。在中国出版的大量有关劳动方面的书刊论文中，一般的劳动政策描述和劳动工作总结报告式的“成果”随处可见，从事劳动问题研究的人员，缺乏现代经济理论分析和方法的训练。其结果是：经过科学的实证或规范的劳动经济分析所形成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从目前已有的劳动领域的报刊可发现，尽管有关涉及劳动和人力资源领域的期刊不少，但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期刊很难见到。这一方面导致劳动学科发展较为落后，另外一方面是我们的政策研究，特别是对政策实施的效果评估缺乏依据。甚至影响到劳动力市场的统计指标的设立和整个体系的运作。

结合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来研究和处理劳动力市场的问题，也是我们值得关注的一个重点。长期以来，劳动经济理论和实际部门，就劳动而来谈劳动，不关心，也不懂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变化和规律，即忽视劳动经济派生需求的这一特点，这造成了劳动和经济截然分开。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懂经济的往往不懂劳动或者是不关心劳动，而懂劳动的则既不懂宏观经济也不懂微观经济分析，甚至是不关心经济问题。

应当指出，劳动经济学的对象与劳动者即人有关，与整个社会的发展，在当前表现为全球化和技术进步的发展趋势有关。因而对劳动经济的研究也常常表现出这样一个特点：对劳动经济问题的研究，脱离不开一个国家一定时期的劳动力市场上的制度和全球化及网络经济发展这些大的背景。在我国这样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国家，表现得尤为突出。

我国劳动力市场上的制度障碍集中表现为：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所遗留下来的一系列管理的规定、政策对劳动力市场培育和发展的影响。这包括人们所熟悉的我国独有的户籍管理、干部档案管理、城乡隔离、地区割据及大学毕业生的计划分配指标等方面。尽管这些方面对我国目前劳动力市场的运行和资源配置的作用日趋减小，但仍然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这也导致了制度分析和制度变革的研究占据了目前我国劳动经济学界研究的主体，其原因与这种发展阶段和背景有相当的关系。

近年来，劳动经济学的研究还呈现出一个新的动向，即国际劳动经济学研究开始向企业内部的人力资源管理问题拓展。传统的经济学分析通常都是简单地将公司看做是一个“黑箱”系统，通过这一“黑箱”系统，将投入（劳动力、资本以及原材料）转化成产品，而对于公司的内部结构却考虑得很少。而近年来，许多经济学家开始更多地注意组织结构问题。［14］在这些分析中，开始利用经济学的基本工具来研究可能影响公司价值的有关决策。管理经济学和人事经济学等都成为专门的课程。

很显然，谈到劳动经济学与消费经济学，大家都会认识到他们是截然不同的研究领域。但是对大多数从事社会科学的人士而言，劳动经济学毕竟是一个比较陌生的领域。特别是，人们通常将劳动经济学与其名称相近的其他一些学科相混同。因此，在此有必要将劳动经济学与人口经济学、劳动关系、人力资源管理以及理论经济学的关系，即与它们的联系与区别作一些交代。

劳动经济学与人口经济学的两者的关系往往容易引起误解。有一段时间在中国搞学科调整，有人认为应该将这两者合而为一。其实，劳动经济学与人口经济学研究的角度并不相同。人口经济学研究的是人口的生产与再生产的经济问题，尽管劳动经济学与人口经济学有着一定的联系。因为，两者无非都是研究“人”的。但是，劳动经济学与人口经济学有着完全不同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从人口经济学来讲，自然人口的增长的经济规律，特别是人口对物质资源消费的影响，则是它集中要研究的对象和任务。它更多的将人作为消费者来看待。它的研究范围包括16岁以下的非劳动力人口。劳动经济学的核心命题，是劳动力市场中的“劳动力”和“劳动”。因为只有达到法定劳动年龄人口的人称之为劳动力，所以劳动经济学研究16岁以上的劳动人口的劳动或者我们称之为与劳动者的“工作”有关的行为问题。劳动经济学主要研究劳动力而不涉及非劳动力。非劳动力既包括未达到法定劳动年龄人口的人，也包括因在校就读、健康等原因退出劳动力市场的那一部分，并已达到法定劳动年龄的人口。用专业术语来表达，就是劳动经济学将人作为生产者而非消费者来研究，它研究处于市场活动中的劳动或工作的人。

劳动经济学与产业关系或劳动关系的关系是历史上不大清楚，目前也需要进一步澄清的问题。从历史上观察，早期的劳动经济学与产业关系或者说劳动关系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劳动经济学几乎和劳动关系视为同一个专业领域。特别是作为劳动经济学的制度学派的部分，两者的关系尤为密切。按照Keith Whitfield 和George Strauss教授的说法，在英语国家，尽管产业关系或劳动关系某种程度上受到其他学科，特别是受到产业社会学和职业心理学的影响，但主要还是来自于劳动经济学制度学派的影响和推动。［15］诸如我们熟悉的19世纪90年代在美国以康芒斯等学者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家，对产业关系学科的发展都有着直接的影响作用。

不过，后来随着时间的演进，劳动经济学与产业关系日益分离成不同的学科领域。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劳动经济学家，他们试图将劳动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加以结合，受到这种力量的驱使，他们更多的是强调劳动经济学的“经济学”方面，或者说是经济分析的方面，如人力资本和效率工资模型等。而产业关系或劳动关系的学科，早期在北美更多的是强调劳动经济学的“劳动”这一方面。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研究产业关系的学者，除更重视吸取劳动经济学的内容，将劳动经济学作为劳动关系领域的基本理论分析之外，越来越重视与社会学、法学、组织行为学和政治科学等不同学科领域学者的互动和交流，它成为了一个跨学科训练的领域。在澳大利亚和英国它甚至成为一个独立的，让学生接受训练的学科领域。在德国等其他一些欧洲大陆的国家，产业关系或劳动关系几乎完全不独立，也不属于经济科学，更多的从属于法学或社会学学科领域。［16］

在我国，长期以来，传统的劳动经济学就是研究劳动关系的。随着经济分析学科的日益强化以及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劳动关系问题的大量出现，劳动经济分析对劳动关系的研究无疑会提供直接的理论支持。但毕竟劳动经济学会越来越体现出作为一门经济分析工具的价值，而劳动关系则越来越成为一个更接近研究和解决实际的劳动问题的跨学科领域。两者逐步显示出不同的发展特点和走向。

劳动经济学与人力资源管理的关系是最令人感兴趣的话题。关于这一点，应当从前苏联体制下的劳动学科谈起。传统的劳动经济学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表现为最大的一个特点是：劳动经济也是劳动管理。套用今天的一种说法，劳动经济与人力资源管理在苏联学者伊万诺夫(Н.А.Иванов)的《劳动经济学》的教科书中，是一回事情。比如，在这本教科书中，要讲劳动生产率，要讲劳动定额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劳动经济学系，实际上也就是劳动管理系，或者说是人力资源管理系，甚至连我们上述所谈到的劳动关系或者说产业关系学科，也混在一起。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劳动经济学界开始接受北美的劳动学科划分模式。因此，在接受职业化和专业化理念的背景下，传统的企业的劳动管理，或者今天在北美所流行的人力资源管理，在我国管理学和经济学分开，即管理学成为一级学科的新的条件下，和劳动经济学逐渐区分开来，成为一个有着巨大的市场需求和学术发展潜力的管理学分支。从1993年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开始招收人力资源管理本科生至今，人力资源管理在劳动经济学的学科“工作母机”的呵护下，已经迅速发展起来。在劳动经济学硕士和博士点设立的基础上，2003年我们也首次获准设立人力资源管理的硕士和博士学位。中国的人力资源管理的学科开始得到正式认可。而劳动经济学目前主要向经济分析的方向，特别是应用经济学的分析方向发展。由于劳动经济学主要研究劳动力的市场，研究企业和人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行为反应。

因此，当前和今后，劳动经济学与人力资源管理的关系仍然密不可分，它们之间有着天然的本质的联系。特别是近年来，在北美开始出现新的变化趋势。这就是劳动经济学不仅成为人力资源管理理论的一个主要的理论基础和分析工具，而且如前所述，它已开始深入到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内进行研究。劳动经济学家开始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系统探讨诸如人力资源管理所面临的人员招聘、绩效考核、培训等管理流程问题。在劳动和人力资源领域，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结合显得较为突出。当然，我们也看到，劳动经济学深入到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与人力资源管理这门学科的发展面临的困境和问题联系在一起。这与人力资源管理的决策，直到最近都没有找到一个系统的学科作为其理论基础有关。诸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是，在现有的人力资源管理的学科框架内，人事问题常常被看成是一些过于软化和过于人性化的问题，因而无法用一种严格的方法来进行处理。比如，它与金融问题不同，在那里，对套汇的条件是可以加以模型化、展开分析并进行预测的。而人力资源管理中所包含的则是一系列亟待找到明确的、毫不含糊的答案的重要问题。由于过去多年来，经济学家已经逐渐纠正了将注意力主要集中于那些易于量化的变量的趋向，把研究的范围扩大到从事人力资源管理的人非常感兴趣的那些问题。像地位、自豪感、工作的喜悦感等工作满意度中的非货币构成要素，都是可以在经济学的框架内部加以分析的。［17］

回顾历史，应当说我国劳动经济学学科的发展已经有了较长的一段时间了。1927年陈达出版了《劳动经济概论》和《劳动经济学》。1931年朱通九出版了《劳动经济》。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国内有一批学者开始了劳动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的研究。不过当时的研究大部分针对劳工社会问题，更多的是偏重于劳动制度分析，研究涉及的主要领域是妇女和童工问题。20世纪50年代以后至改革开放前，受苏联劳动经济教学和理论研究的影响，劳动经济学科的体系成为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理论的色彩，大多数的文章和教学内容，偏离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分析。

从1984年开始翻译摩尔根的《劳动经济学》开始，直到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劳动经济学界翻译出版了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劳动经济学教科书。其总数达十余种。其中包括1984年由工人出版社出版的摩尔根的《劳动经济学》；1987年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哈佛大学教授弗里曼的《劳动经济学》；1889年由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出版的赫夫曼的《劳动力市场经济学》；1989年由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出版的日本岛田晴雄的《劳动经济学》和1999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现代劳动经济学——理论与公共政策》等。这些教材的出版，为国内劳动经济及其相关专业的学生，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特别是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劳动经济理论，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20世纪80年代末期，在国内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国内劳动经济学界针对我国劳动制度改革中所出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开始进行理论探讨。这其中包括对劳动经济体制改革和建立劳动力市场的探讨等。国内出版和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培育和发展中国劳动力市场的著作和学术文章。劳动经济的理论研究开始与国内迫切解决的现实劳动力市场问题相联系。一方面，继续强化了现代劳动经济理论在国内的传播，更重要的是推动了国内现实的劳动经济体制的改革。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借鉴国外劳动经济学理论和研究分析我国劳动力市场问题的基础上，国内劳动经济学界编写了大量的劳动经济学教科书。这包括1990年由杨体仁主编，红旗出版社出版的《现代劳动经济学》；1994年由曾湘泉撰写，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劳动经济》；1998年由赵履宽等主编，中国劳动出版社出版的《劳动经济学》等近20本教材。尽管在今天看来，由于劳动力市场的背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教科书的内容，仅仅反映了当时学科的发展和我国劳动力市场发展的现实，但毫无疑问，对劳动和社会保障的人才培养，包括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人才专业分析能力的提升，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劳动经济学理论研究呈现出不断发展的局面。这表现在国内有关就业、失业、劳动关系、收入分配，特别是有关人力资本投资学术著作和研究论文大量问世。在对就业文章的统计过程中，除了对就业政策、就业结构、就业理论、就业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这些比较常见的论述外，适应国内劳动力市场变化的背景特点，近几年又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和特点，这包括：隐性就业问题的研究（集中在1998年以后）；社区就业问题的研究（出现在2000年以后）；大学生就业问题的研究（集中在2000年以后，尤其是2002—2003年）等。

在上届政府提出科教兴国战略，高校扩招，全国掀起教育投资热潮，各类组织不断强调培训员工对组织的经济价值的大背景下，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性日趋上升，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人力资本逐渐成为热门话题。统计分析表明，如果将劳动经济问题划分为就业、失业、劳动关系、收入分配、劳动力流动、人力资本和劳动力市场七个专题的话，有关人力资本投资的研究论文增长速度是最快的。由1994年的2%上升到2003年的23％。

收入分配问题也是劳动经济学界关注的重大问题。据统计，研究收入分配的文章占总数的百分比保持在10%～15％之间。十年间收入分配问题研究的热度基本没有太大的变化，总的来讲，随着我国分配体制的变化，影响收入分配的因素日益复杂，特别是我国制度外的收入对收入差距扩大的影响，人们开始对日趋上升的收入差距产生关注，并对这些问题开始进行比较深入的探讨。运用现代劳动经济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特别是现代计量经济学的方法，也开始取得一系列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总体而言，中国的劳动经济学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有了很大的改观。但我国劳动经济学理论研究与国际相比较，特别是与北美劳动经济学的学术研究水平相比，仍然有较大的差距。总体而言，国内劳动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仍然停留在国外劳动经济学研究的内容和方法的引进和消化阶段。规范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成果不多。迄今为止，甚至还没有一本真正意义上的劳动经济学学术期刊。就研究的水平和程度，特别是使用的研究方法和所建立和使用的数据而言，与国际先进的劳动经济研究的发展目标仍存在着相当的差距。

目前来说，传统的劳动经济的生产关系，或者称之为劳动经济哲学分析，加上一些制度分析的研究方法，大大缩减；而现代劳动经济分析，特别是涉猎实证研究的一些方法和主题正在上升。但主体而言，大多停留在一般的规范分析方面。我国劳动经济学界所使用的基本理论模型，都建立在西方现代劳动经济学的结论上。针对我国的现实所提出的理论和方法，仍显得十分缺乏和不足。另外一方面，值得指出的是，在政府或与政府关系密切的一些机构的研究人员，我们将其称之为政府劳动经济学派，其理论大多沿用传统的生产关系和劳动价值理论，在研究方法上，依然沿用传统描述性的和归纳的方法。文章数量较大，但对现有劳动经济学知识系统的贡献，包括对劳动力市场制度的建设的推动，其作用显得有限。

还有一个问题是，迄今为止，国内劳动经济学研究队伍依然很小，大多数经济学家热衷于资本而对劳动问题的研究不感兴趣。很多人涉及劳动经济学问题，只是暂时的关注，因此无法形成长期的研究积累。因而我们感到研究工作缺乏系统性和连续性。有分量的重要学术研究成果不多，甚至存在着大量的重复性劳动。不过，可喜的是，整个国内学术界对劳动经济学的重视程度较之以前显然已经大大提高。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在1994年获得劳动经济学博士授予权，2001年劳动经济学又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2002年6月由国际劳工组织项目资助，学院特邀请了美国康乃尔大学副院长、著名的劳动经济学家罗伯特·史密斯教授等来华。史密斯教授系统讲授了北美劳动经济学研究的历史、现状及发展趋势。这对我国劳动经济学界熟悉和了解国际劳动经济学研究走向提供了较大的帮助。另外，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在承办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复印报刊资料《劳动经济与人力资源管理》的基础上，2000年将《劳动经济与劳动关系》独立出来。一方面继续集中选编我国劳动经济学和劳动关系领域的优秀学术文章，同时也开始强调经济分析和经验研究，每期刊登一些首次发表的规范的劳动经济学研究论文，开始推动我国劳动经济学界理论研究向纵深发展，促进提升中国劳动经济学界的研究水平。

应该看到，随着国内有关劳动经济和劳动关系问题重要性的日趋上升，政府和企业以及非营利组织都对劳动经济理论产生了巨大的需求。随着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目前，我国劳动经济问题日益凸显，这为我们劳动经济的研究者提供了很好的研究舞台。在我国劳动经济人才队伍培养不断扩大的前提下，我国的劳动经济研究队伍也将不断扩大，我国劳动经济学界与国际学者的交流也将不断深入。我们相信，国内劳动经济学的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今后将会有较大的改观。中国劳动经济学将随着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不断扩大和发展，显示出广阔的发展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