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委党校*浙江行政学院—

　　1952年，在中国高等院校大规模的院系调整中，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被正式取消，它的个别课程归并到法学或历史学门类里，在曲折中度过了将近30年风雨飘摇的生存时期，也保留下未来蓬勃发展的火种。1979年3月，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上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180～18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新时期政治学重建工作在中国大地上生机勃勃地展开。20世纪80年代，记录下中国政治学发展历程中的许多第一。1980年12月，中国政治学会在北京宣告成立，次年安徽、山西、上海、黑龙江等各省、市、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的研究所、学会，中央与地方高等院校教研室、系、研究所的相继问世。1981年11月，中国政治学会向国际政治学协会提交入会申请，次年3月底参加东京国际政治学圆桌会议。1982年3月至6月，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举办第一期全国政治学讲习班。1983年，国家教委决定在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设立政治学专业，开始培养专业人才。1985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组建，同年开始出版《政治学研究》等专业学术刊物，率先引进发达国家当代政治理论与政治研究成果，带动一批批译著与学术专著的出版。到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之初，中国政治学已经成为一门以国家权力或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为研究对象、与国际学术水准接轨、体系比较完整、拥有一支雄厚的教学与科研队伍的独立学科。

　　政治学是一个国家社会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国内外学者的共识，政治学的构建主要依托政治学原理、本国政治(含政府)、比较政治、国际政治(含国际关系、外交学)四个分支领域。政治制度(史)与政治思想(史)为它们提供知识背景。按照学术发展的现状，当代西方学术界某些研究机构根据自己的专长，加上公共管理(含公共政策)、方法论两个分支领域。在中国特定的历史与社会背景下，中国政治学目前也包含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总的来看，政治学这门学科的特质偏于实用，但是它的具体发展又蕴涵了价值判断、治国(管理)经验、思维艺术等方面的丰富思想遗产，从而与哲学、　　　　伦理学、历史学、法学、社会学、教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形成知识上的密切关联。

　　国际政治(含国际关系、外交学)作为政治学中一门相对独立的分支学科，在新中国成立以后面临的境遇与作为学科整体的政治学稍有不同。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设立外交系，1955年又扩大改建为外交部直属的外交学院。1963年底，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关于加强全国国际问题研究的座谈会，随即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加强外国问题研究的决定》。此后，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设立了国际政治系，北京和上海先后建立了一批外国问题研究机构，并创建了一批国际问题研究刊物。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使刚刚开始的国际政治研究受到严重损害。但是由于当时中国面临紧张的国际形势和险恶的外部环境，即使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也未中断，这为后来国际政治学在中国的全面发展积累了宝贵的材料。

　　在邓小平同志1979年讲话后，中国的国际政治研究不断取得可喜的进步。1987年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国际关系理论研讨会，1991年在北京举办了“跨世纪的挑战——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国际研讨会。这两次研讨会对中国国际政治学科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中国日益融入国际社会，中国国际政治学的研究领域迅速扩展，研究方法不断更新，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已经成为以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关系史为基础，以当代重大国际问题为导向、以地区和国别政治研究为主体、以中国外交政策与国际战略为主要应用方向的一门学科。我们从倪世雄等学者对1996年1月至2000年9月《世界经济与政治》、《欧洲》等30种国际问题学术期刊的统计中可以看到上述特征(表2—1)。

类别	专题	论文篇数
重要国际问题	冷战后国际格局	120
	全球化问题	110
	苏联解体问题	50
	国际干预与国家主权	15
	联合国改革问题	95
地区与国别问题	东盟研究	100
	欧洲一体化问题	150
	巴尔干问题	340
	俄罗斯与独联体问题	700
	朝鲜半岛统一问题	45
	美日关系	95
中国与世界	中国统一问题	540
	中美关系	210
	中俄关系	83
	中日关系	102
	中国与发展中国家	28
国际关系理论		360

　　新时期政治学发展伊始，国内学者面对的思想与文化遗产，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与经典政治思想，二是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伦理评价标准与治国经验，三是历史与现实视野中的西方政治学。无论哪一种遗产的继承与发展，都有思想解放与大胆创新问题，但相对而言，最大的冲击还是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国为基地形成的西方政治学。这种新型的政治学主要体现为实证主义的方法论以及一批部门政治学的出现，主要有政治心理学、利益集团理论、舆论学、决策论、沟通论、系统理论、政治文化理论、政治发展理论等。这种影响的迹象反映在新时期政治学原理的体系探索上，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基本是由阶级论、国家论、政党论、民族论构成分析框架，这一点可以以老一辈学者赵宝熙的《政治学概论》(1982)为例。到了90年代后半期，由青年学者主持撰写的同类教材或专著，就更多地吸收了西方政治学的成果，像王浦劬的《政治学基础》(1995)与杨光斌的《政治学原理》(1998)就是这样。由陈振明主编的《政治学——概念、理论和方法》(1999)更增加了方法和公共管理学的内容。80年代中期开始撰写、1992年出版、体现改革开放第一个十年最高成果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同样体现了中国政治学与国际学术研究接轨的意向。

整个20世纪90年代，政治学研究继续向纵深发展。其中，公共管理学的超常发展是政治学界与社会科学界的特殊现象。现当代管理科学与决策理论本来就是横跨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等多学科的新兴学科。20世纪70年代以后，针对社会问题的公共政策分析或政策科学在美国等发达国家迅速发展，这一现象波及中国之时，恰逢国内处于百业俱兴、机构改革推广深化的形势下。曾经作为政治学一个分支的公共管理学，现已成为中国社会科学体系中的独立学科。公共管理专业的院、系在普通高校增多，对社会影响越来越大，例如，厦门大学政治学与行政学系有心成为南方政治学与行政学教学与研究、尤其是MPA的教育基地之一。世纪之交，已有更多学者将精力投入某个分支部门的研究，如政治地理学(王正毅，1993)、政治人类学(董建辉，1999)、新政治经济学(方福前，2000)、政治发展论(李元书等，2000)、政治文化论(孙正甲，1996；王乐理，2000)方面，都有专门的理论著作出版。这样的深入突进肯定有益于政治学原理在内容上趋于丰富及观点上不断更新。

　　田野调查、数量分析等实证方法受到普遍重视，一些高校已经开设或筹备开设这方面的课程。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正在探寻政治发展比较研究的参数与指标体系，并从事国别、区域等不同层次的案例积累。但是总的来看，全国范围内方法论方面的专著与课程为数偏少。

　　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的突显基于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本质特征。近20年来，国内学者深入、持久地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本质与特点，特别是有关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各种重大课题，例如当代中国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基层民主、民族区域自治、人权保障、一国两制等等。

　　具体就某个时期来讲，政治学界始终围绕政治体制改革这个中心任务，研究了一系列理论课题，例如政治体制的概念、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与基本目标、改革的紧迫性与阶段性、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联等等，也积极探索改革的突破口，例如干部制度改革、党政分开、政企分开、行政机构改革、反腐败、西部大开发、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市政规划、社区建设。政治学者还以各种形式参与党和政府治国方略与公共政策的设计、制定或咨询工作。可以讲，对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考和探索，成为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原动力。以中国政治学会召开的历届代表大会和学术讨论会主题为例， 1983年的中心议题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1985年是“一国两制、当前行政管理的理论与实践、地方政权建设”，1991年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1992年是“改革开放与政治稳定理论”，1993年是“转变政府职能、行政机构和人事制度改革”，1994年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政治体制改革”，1998年是“党的十五大精神与中国政治学的发展”，1999年是“基层民主建设理论”。总之，这些议题紧扣中国政治生活的脉搏。

　　20世纪90年代，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包括地方人大选举、村民自治、乡镇基层政权建设、城市社区研究，成为政治学的热点。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社会发展研究所、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系、黑龙江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都以此为主要研究方向。武汉市社科院政治学所则以中国城市政治，包括城市政府职能与体制、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城郊结合部及卫星城研究，作为重点研究方向。郑州大学现代管理学院积极参与河南省重大政策的论证与制定，课题有县级机构重构、农村治安对策、干部队伍建设等等。在党史研究方面，对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如三反、五反运动、四清运动的细节挖掘与深入反思，对“文化大革命”期间个人迷信现象的研究等，无论在原材料的发掘与理论视角的择取上，富有新意的成果都在增多。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结合党80多年的历史经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政府职能转变等现实问题，探讨思想政治工作的深化任务，是当前这方面著作的特点。同时，探讨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方法、教育学原理、心理学原理的专著也陆续面世。

　　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改革与完善而言，现当代西方政治制度研究起着参照系的作用。中国政治学会成立之后，前两年的工作任务之一就是编辑《政治学知识丛书》与《外国政府体制丛书》，前者涉及政体、元首、行政管理与文官制度等题目，后者分别考察日本、南斯拉夫、法国、英国等世界各种类型国家的政府机构与人事制度。近20年来，国内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已经涉及政治制度的各种层次与环节，例如：政府机构划分，对议会、行政、司法、政党体制、利益集团的专门研究，选举制度，地方政府，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文官制度研究等。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在20世纪90年代连续推出几套这方面的丛书，在全国形成很大影响。涉及某一历史时期的专门课题，如对古代希腊、罗马与中世纪西方国家民主制与共和制的研究(施治生等，1998)，也有一批力作问世。

　　中国政治制度史的诸专题研究，例如，对中国历史各时期政治与政治制度的考察，对君主专制、监察制度、反腐败等经典课题的研究，已经积累了众多成果。白钢主编的《中国政治制度通史》(10卷本，1996)是这一领域的代表作。〖KG(2x〗相对而言，近代中国政治制度又是其中热点，如围绕辛亥革命后的政体、政党、宪政、选举、地方自治实践与理论，20世纪90年代末出现一批有质量的专著与论文，这其中贯穿了对中国早期政治现代化的探寻。

　　1952年政治学撤销后，西方政治思想史作为独立科目在法律系开课，中国政治思想史在史学界存留。所以在政治学的重建中，它们都是恢复最早的科目。20世纪70年代末，普通高校恢复招生后的77届与78届学生，就聆听过吴恩裕、徐大同、杜汝楫等老一辈学者授课，他们至今难忘当时受到的精神震撼，所学内容对他们确立一生事业起过重要的感召作用。

　　1982年春季，徐大同受教育部高教司委托，在天津师范学院政法系举办全国高校西方政治思想史教师进修班，参加者大多数以后成为各高校、研究单位的骨干。与一批基础课程的恢复和普及相比，西方与世界其他地区政治理论译著的陆续出版，意义同样不可低估。仅以1999年至2001年北京及全国部分地区出版的成果为例，就有柏拉图的《法律篇》、《费希特著作选集》第3卷与第4卷、哈耶克的《法律、立法与自由》(3卷)、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阿克顿的《自由史论》等。与此同时，国内学者对西方政治思想家的重点研究也是成果迭现，覆盖古希腊以来的每个历史时期。李梅对康德政治哲学、郁建兴对黑格尔国家观的研究专著(2000)都令人瞩目。

　　中国政治思想史方面，学者们的研究课题一向丰富多彩，而且无一不折射出对现实的思考，如阐发孔子等思想家的治国理论，近代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化观念转型，纲常、清官情结等文化心理，托古改制等政治艺术，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萌发，还有对中外思想家的比较研究，都有这些特点。刘泽华主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3卷本，1996)、彭明、程虎啸

　　尽管国际问题研究在新中国成立后就已起步，但是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国际关系理论才开始进入学者们的研究视野。陈汉文所著的《在国际舞台上》(1985)是国内第一部系统介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著作。最早翻译为中文的国际关系理论著作是詹姆斯·多尔蒂和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的《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此后，由周纪荣、宋新宁等组织翻译的“汉译国际政治学名著”丛书陆续出版，包括汉斯·摩根索、肯尼思·沃尔兹、罗伯特·吉尔平等国际关系理论大师的经典著作。最近两年，国际关系理论著作的翻译出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和浙江人民出版社推出了代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最新进展的多部著作，其中包括罗伯特·基欧汉和亚历山大·温特的重要著作。

　　在翻译出版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著作的同时，中国学者推出了一批自己撰写的国际关系理论著作。一些学者试图对纷繁复杂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进行梳理和阐释，这一方面的代表作有《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王逸舟，1998)和《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倪世雄等，2001)。另一些学者则试图根据自己对国际政治基本问题的理解来确立国际政治学的理论框架(梁守德，1994；俞正梁，1996；宋新宁、陈岳，2000)。更加引人注目的是，中国学者已经开始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若干分支领域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如国际关系伦理学(倪世雄，1992)、国际政治经济学(宋新宁、陈岳，1999)、一体化理论(陈玉刚，2001)、威慑理论(吴莼思，2001)、国际机制理论(王杰等，2002)等。

　　当代西方国际关系学中的理论流派呈现多元并存和相互竞争的画面，这种图景在中国学术界也开始显现出来。比如，《霸权的兴衰》(刘靖华，1997)更多地体现了新现实主义的思维逻辑，而《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分析》(苏长和，2000)则主要借用了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学理资源。甚至一些在西方属于新兴的或边缘的理论流派也已成为中国学者研究国际问题的重要理论工具，如建构主义(郭树勇，2001)、世界体系论(王正毅，1997，2000)等。《世界经济与政治》、《欧洲》等学术期刊成为国际关系理论争鸣的重要窗口。

　　中国教育部从1999年起陆续确定了100家国家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其中国际问题研究基地共有9家，分别涉及美国研究(复旦大学)、欧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俄罗斯研究(华东师范大学)、东北亚研究(吉林大学)、东南亚研究(厦门大学)、南亚研究(四川大学)、中东研究(上海外国语大学)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南开大学)、华侨华人研究(暨南大学)。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地区与国别政治研究力量在全国高校的大致分布状况。

　　90年代，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机构和学者与国外相关机构(包括政府机构与非政府机构)建立了广泛的交流与合作关系。例如，为期四年的中国—欧盟高等教育合作项目(项目管理办公室设在中国人民大学)作为中国近些年来在高等教育领域最大的政府间国际合作项目之一，通过合作研究、课程开发与讲习班、国际会议等方式，直接促进了欧洲问题研究在中国的蓬勃发展。到2000年，中国的大学和社会科学院已经建立了14个欧洲问题研究中心。又如，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等国内学术机构与美国亚洲国际问题研究促进会每年举办一期暑期国际问题讲习班，联合培训国内青年学者和研究生、本科生，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名牌国际学术合作项目。

　　1988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提出了新设外交学学科的要求。如今，外交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等都已设置了外交学本科专业，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还将从2003年起招收外交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一般而言，外交学包括外交学概论、外交史、外交政策分析和中国外交等。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初步确立学科体系至关重要。鲁毅、周启朋等的《外交学概论》(1997)和金正昆的《现代外交学概论》(2000)在这方面作出了有益的探索。而外交史作为国际问题研究的传统科目，随着大量档案的解密和对外交流的增加，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也出现了累累硕果。在外国外交史方面，美国、日本、英国、法国、苏联等国的外交史都有专著面世，其中资中筠主编的《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1994)堪为代表。在中国外交史方面，学者的研究视野不仅包括中国当代外交史(谢益显，1997；李宝俊，2000)、中国近代外交史(王绍坊，1990)，而且延伸到中国古代外交史(何茂春，1996)。作为外交史的一个特定层面，西方外交思想史也得到了学者的关注(陈乐民、周荣耀，1995)。

　　作为中国崛起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者往往具有一种强烈的“中国问题”意识与现实关怀。中国外交政策与国际战略经常成为他们进行理论和历史思考的基本着眼点乃至归宿点。《战略与管理》、《现代国际关系》等杂志成为学者们深入探讨中国外交政策与国际战略的主要阵地，其中不乏颇具思想深度的真知灼见。《中国国家利益分析》(阎学通，1996)、《地缘政治与中国外交》(叶自成等，1998)、《中国崛起：国际环境评估》(阎学通等，1998)等学术专著则体现了更为系统的思考。此外，作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研究的成果也蔚为壮观。

　　其一，应更多关注中国现实问题。越来越多的学者与研究生舍弃抽象的理论推演的研究模式，深入农村与城市社区，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结论或理论成果。这种平凡的、不事声张的个案积累活动，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日益活跃，它恰恰是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最大希望所在。学者们又认为，做到这一点的前提之一，就要克服国内学术界相对忽略方法论的弱点，注重经验研究手段的学习与使用，例如社会学与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以及入户访谈、实地生活、问卷等相关技术手段。1999年12月7日，《中共党史研究》杂志社召开学术座谈会，也有专家提出应加强建立在大量实证材料和数据之上的个案研究与专题研究。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史与思想史的学者，还注意发现和使用文物、档案文献与口述资料，从中发现可贵的历史信息，同样值得提倡。即使是从事国际政治研究的学者，也要力图使用第一手的研究资料，如访谈和问卷调查。

　　其二，理论创新任务。2000年12月24日，在“中国政治学会成立20周年庆祝会暨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与社会发展研讨会”上，上海市社科联副主席王邦佐教授批评了当前政治学研究中从理论到理论的方式、简单套用西方理论体系的问题、话语系统里充斥着许多不知所云的词藻的现象。他认为，使中国政治学研究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奥秘在于创新，应该使来自西方的理论“本土化”，更应从中国的现实问题出发，创建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1]1998年7月与2001年9月，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社会发展研究所的徐勇等人两次作小型研讨会，激烈批评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研究脱离中国实际的做法，其表现形式是所谓问题意识大都来自西方学术界、讨论中存在西方话语霸权、写作时追求形式完整、讲究格式规范的学术八股。他们呼吁“从农村研究农村”的方法、直白的文风与平和的心态，形成一套切合中国农村实际的概念体系，形成一个具有独特眼光和对现实解释能力的村治学派。[2]该校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最新研究成果，包括这个研究所对南方农村22个村落选举行为的现场记录与比较分析。学者认为，即使在西方政治思想史这样的古老学科中，也需要摆脱那种依赖西方学者既有研究成果和结论、只满足于文字翻译的做法，在材料的运用及观点的评析上开展独立的研究。

　　其三，学科整合。主要问题有基本理论与重大概念的澄清，如政治科学与政治哲学、经验理论与规范理论的含义，在诸多学者的使用中都有朦胧之感。再有术语、译名的统一，如柏拉图的idea，现在已有理念、原型、相、基本模式、绝对、实体等译法，而且都是出于名家之手，但统一问题几乎无人涉及。又如国际关系中的regime，学术界中译法纷杂，包括“机制”、“合作机制”、“制度”、“体制”等。此外，历史上早有定评的经典著作，如柏拉图的《政治家》、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布丹的《国家论六卷》、霍布斯的《论公民》、卢梭的《波兰宪法草案》以及爱德华•卡尔的《二十年危机》、赫得利•布尔的《无政府社会》等，至今没有面世，名著的翻译需要学界的协商与合作。

　　其四，学科体系的调整。2001年秋季，南开大学法政学院教授张睿壮认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近期下发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的学科、专业目录》中政治学的学科设置和划分存在不合理现象。根据学科本身的内容和性质以及世界主要名牌大学的惯例，他的意见集中在以下几点：一是，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含义基本相同，没必要分开，而外交学包括外交理论、外交政策与外交实务三个方面。建议在政治学以外设国际关系为一级学科。二是，中外政治制度应该分成中国政治与比较政治两个二级学科。三是，行政管理不应划归公共管理，而应作为二级学科划归政治学。四是，增设政治学方法论作为二级学科。五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运动、中共党史合成一个一级学科。(表2—2）

一级学科	二级学科
政治学	政治理论
	中国政治
	比较政治
	公共政策与公共行政
	政治学方法论
国际关系	国际关系理论
	国际关系
	国际政治经济
	外交政策
马克思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马克思主义理论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中共党史

其次，打通政治学理论与国际政治研究，如“第三条道路”与跨国家合作。这方面的研究国内还少有学者尝试，其中潜藏着学术发展的机遇。再次，政治科学诸分支学科理论跟踪研究，如政治文化与社会资本两个概念上的关联和差异。实证性的个案研究也应加强，如注意了解世界主要国家的政治发展道路与政治文化现状。对兴盛一时的理论现象，如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西方政治学界的国家主义学派，国内学者几乎放过，应予填补。

　　最后，政治哲学的重大课题，如西方发达国家关于自由与平等关系及社会公正的争论，是一个长盛不衰的课题，也是一个公共政策上的大题目。理论发展还有一个特殊的思路，就是就中外政治学学科体系进行比较研究，如了解西方政治学概论的一般构架，对世界各国政治学发展状况作比较研究等。

　　——中国政治部分。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与法制国家，仍然是近一个时期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主题。在这个主题下，有学者指出，经济与社会结构多样化对政治生活的影响，加强执政党建设与规范国家各主要政治要素之间的关系，是近期应予关注的两个问题。(朱光磊，2001)就政府行为而言，题目可以有信访工作研究，如资料的收集与处理、如何改进政府实际工作部门发表的报告与论文质量；舆论监督研究，如提高舆论监督的质量，改善媒体与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总结某些地方政府(珠海)的先进经验。也有学者开始关注中国政治发展中的新课题，例如族性、族群、多民族共治与国族整合研究(宁骚，1999；朱伦，2001)。地域研究，包括地域发展差距对政治的影响(杨龙，2002)。再如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及其政治文化基础，均有实际和理论开发上的价值。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仍会持续成为学术热点。村级直接选举对镇、县级选举制度的冲击，土地所有制的变迁对基层民主发展进程的影响，历史上中国农村的自愿结社传统等延伸性课题，已经有学者开始关注。

　　——中外政治制度部分。比较政治学会有较大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政治制度、政党制度、公共管理、人事制度、政治文化、甚至农村基层建制方面的比较研究专著与课程设置，在全国各研究机构及高校均有增多的趋向。出自国内学者之手的比较政治学理论专著(程同顺，2001；张小劲、景跃进，2001)也陆续问世。这一趋势会保持下去。

　　——中外政治思想部分。中国政治思想中，如德治与法治的关系、德治与人治的关系，都是极富实践意义的课题。这方面也可以开展比较研究，如中西文化中的德治传统，少有学者涉足，但极富启发意义。西方政治思想史将改变以“教材型”、“通史型”、“介绍型”成果为主的现状，在断代史、国别、思想流派等专题性的研究上突破，如古代希腊政治视角的转换、18世纪德国政治哲学对近代自由主义的扭转等。由于译著增多，接触原著增多，柏拉图、阿奎那、尼采等重要思想家的再研究也有了条件。政治思想发展规律的探索，如中世纪基督教文化与近代自由主义的联系(丛日云，2001)等，均面临理论创新的机遇。

相对于政治学的其他分支领域，国际关系研究者对于方法论问题关注得不够充分。2001年周方银的《国际问题数量化分析》和阎学通的《国际关系研究实用方法》相继问世，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这一空白。但是，要使方法论意识成为多数国际关系研究者的自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尽管国际关系作为一个学科诞生于20世纪初，但是其思想传统却源远流长，从古希腊的修昔底德到近代的霍布斯、格劳秀斯等，都为国际关系研究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思想材料。国际关系思想史是一个具有重要开发价值的研究领域，目前国内只有时殷弘、王逸舟等少数学者涉足这一研究领域。

　　在研究议程上，当前西方学者把相当一部分注意力投入到由国际相互依赖所导致的问题：移民、环境污染、跨国犯罪、国际公共卫生问题等。一些学者将这些问题称为“第三议程”问题。随着中国日益融入国际社会，这些问题将会得到中国学者的更多关注。

　　——地区和国别政治研究部分。长期以来，地区和国别问题研究包含两种不同的研究取向，一种是传统意义上的地区研究，强调历史、文化、语言的研究视角，如西方知识界中的东方学、汉学；另一种是比较研究框架内的地区研究，强调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研究视角。这两种研究取向在中国的地区与国别研究中都有显现。如何在这两种研究取向间形成互助互补关系，将是国别和地区研究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与国际关系理论不同，国别与地区研究更加强调“经世致用”。9家重点研究基地2001年和2002年的一些重大项目具有很强的现实性、政策性和操作性，如《中欧关系发展报告》、《上海会议后的APEC进程与中国参加APEC墨西哥会议的策略研究》、《东北亚地缘政治与中国地缘战略研究》等。此类课题可能是国际问题研究实现其社会功用的主要方向。

　　——外交学部分。外交政策分析和外交决策机制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目前国内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刚刚起步，代表性成果包括《后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外交政策比较研究》(杨洁勉，2000)、《应对危机：美国国家安全决策机制》(金灿荣等，2001)等。随着中国外交决策模式的调整，这一领域中潜藏的研究机会将会增加。在外交史或者更为广义的国际关系史领域，近几年来无论在观点的提炼上，还是在史料的挖掘上都有新的进展，如《新趋势、新格局、新规范》(时殷弘，2000)、《国际法输入与晚清中国》(田涛，2001)等。随着新视角的引入和新史料的采用，这一传统领域将会产生许多新的研究发现。此外，外交决策与大众传媒、对外援助与经济制裁、外交互动中的符号与象征等，都是有待开发的研究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