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委党校*浙江行政学院—

中共党史学科作为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一个分支，既具备哲学社会科学学科的共性，又有学科自身的独特个性，是一门独立的、综合性的学科。它伴随着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发展而发展；伴随着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而日臻完善。

大致说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就有介绍、研究中共历史的著述问世。就目前已发掘的史料，最早介绍、研究中共历史的著述是1925年陈公博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撰写的硕士学位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和1926年蔡和森代表中国代表团向共产国际执行局所作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及其使命》。前文分析了中国共产党产生的条件，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第一、第二、第三次代表大会。后文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产生的背景及其历史使命，介绍了中共自一大到四大的历史，分析了中共的路线、方针、政策，初步总结了中共领导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此后，瞿秋白、邓中夏、李立三、张闻天、华岗等人都先后撰写文章或作报告，论述、研究中共党史，评析重大历史事件，总结历史经验教训。

但是，中共党史作为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研究中国共产党发展历史及其规律的一门科学则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建立起来的[1]。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开始把研究党史作为日常工作来安排，组织一批高级干部和知识分子开展中共党史的系统研究。毛泽东撰写的《实践论》、《矛盾论》为中共党史学科建设奠定了哲学基础，他和其他几个在延安的同志合作写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成为当时抗日根据地干部和学生学习中共党史的教科书。此外，还有周恩来的《关于“六大”研究》、张闻天主编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艾思奇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特点》、何干之的《中国近代启蒙运动史》等。

这一时期，关于中共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开始有了初步的探讨成果。1942年3月，毛泽东发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系统阐述了中共党史研究的对象、任务、目的和方法，提出用“古今中外法”研究党的历史。另外，中共党史资料的征集、整理工作取得较大进展。1942年，中共中央书记处组织编写了《六大以前》和《六大以来》，共收入了1922年至1941年间的党文献、领导人的文章等各种文献资料750多篇，400多万字。其它文献资料有《九一八以来》、《抗战中的中国经济》、《抗战八年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等。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做了客观评定，系统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成为研究中共党史的指导性文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党史研究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这个时期的中共党史研究又以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分为两个阶段。“文革”前，中共党史研究成果丰硕，学科建设初见成效。出版的较有影响的党史著作、教材有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何干之的《中国现代革命史》、胡华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和《中国革命史讲义》、缪楚黄的《中国共产党的简要历史》、李新等人合著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薛暮桥的《中国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等。在文献方面，最大的成果是编辑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1-4卷。此外，《李大钊选集》、《党史资料》等也相继出版。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作为一个学科、专业，开始建设和发展起来。中国人民大学最早设立了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教研室，并自1951年起开始招收1-3年不同学制的研究生，还开设马列主义研究班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分班；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成为高等学校学生必修的一门政治理论课，在全国高等学校普遍开设。1956年，中国人民大学设置了全国第一个中共党史本科专业。中国人民大学培养的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专业毕业生，成为此后近半个世纪中共党史研究和学科建设的主要骨干力量。

“文化大革命”中，中共党史研究遭受巨大挫折，许多中共党史教学与研究工作者遭到批斗，有的被迫害致死。这一时期，极“左”思潮盛行，中国共产党历史被简单地归结为 “党内路线斗争史”。中共党史无研究可言，学科建设陷于停顿。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中共党史研究与学科建设也真正进入到一个全面繁荣发展的新时期时期。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十一届六中全会，中共党史教学与研究工作者遵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主要致力于党史研究领域的拨乱反正，澄清中共历史上的许多重大是非，否定那种把中共历史归结为“党内路线斗争史”的错误做法，恢复历史的真正面貌；同时又批判了某些人企图否定中国共产党历史，贬低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的错误倾向。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完成了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这个决议凝聚了广大中共党史教学与研究工作者的心血与成果，成为新时期一项特殊的党史研究成果，成为深化中共党史研究的一个新起点。与此同时，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党史研究工作，相继成立了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等部一级专门研究机构，分别负责党史的编撰和党的文献的编辑。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有关部门和科研机构整理、编纂、出版了大批有重要研究价值的党史文献资料。如中央档案馆和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以及“十二大”到“十五大”以来的重要文献选编，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译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与此同时，还编辑出版了关于统一战线、工人运动、妇女运动、青年运动等专题文献资料。

中共中央重要领导人的选集、文集陆续编辑出版。其中关于毛泽东的就有《毛泽东著作选读》、《毛泽东选集》第一至第四卷第二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文集》以及《毛泽东早期文稿》、《毛泽东书信集》、《毛泽东军事文集》等专门文集。其他如《周恩来选集》、《刘少奇选集》、《朱德选集》、《任弼时选集》、《邓小平文选》、《陈云文选》以及江泽民《论“三个代表”》、《论党的建设》等也相继出版发行。

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毛泽东年谱》与《毛泽东传》，《周恩来年谱》与《周恩来传》，《朱德年谱》与《朱德传》，《任弼时年谱》与《任弼时传》以及《邓小平年谱》（1975-1997）。解放军有关部门有组织地编撰了元帅及其他高级将领的传记，出版了多卷本的《解放军将领传》。

回忆录成为这个时期党史出版物的一个新景观，为党史研究提供了许多新鲜的第一手资料，其中，李维汉的《回忆与研究》、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吴冷西的《忆毛主席》以及《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等，堪称这类著述中的精品。此外，邓小平女儿邓榕（毛毛）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以许多鲜为人知的生动史料受到关注。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关于中共党史研究方面的通史、专门史著作喜结硕果。通史方面影响较大的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组织撰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2003年修订时改为第一卷）、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沙健孙主编的《中国共产党通史》（新民主革命时期5卷）、李新、陈铁健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通史》。专门史代表作有彭明的《五四运动史》、邵维正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史》、郭德宏等主编的《红军长征史》、何理的《抗日战争史》、林蕴辉等著的《凯歌行进的时期》、丛进的《曲折发展的岁月》、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席宣、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简史》等。军事科学院编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抗美援朝战争史》等，都是军事史研究的上乘之作。

1988年1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的《中共党史研究》创刊，在此前后，中央文献研究室主办的《党的文献》、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主办的《当代中国史研究》等也相继问世，成为中共党史研究的权威性刊物。此外，还有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主办的《百年潮》、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主办的《中华魂》等全国性刊物；一些地方党史研究部门也相继创办了各具特色的期刊，如《党史教学与研究》、《党史文汇》等。据统计，全国各级各类的中共党史刊物和综合性刊物共有近百种。

二是运用“古今之外法”，开展多层次、多维度的立体研究。将中共历史同近现代世界与中国时局变幻结合起来，党的领导集体的决策与人民群众的实践结合起来，党的历史发展与党的思想理论的创新结合起来，不断拓展研究领域。

三是民主革命时期党史研究得到全面深入的展开，社会主义时期党史逐渐成为研究重点。民主革命时期一些有争议的或者没有弄清楚的问题，经过深入研究和讨论，形成了基本一致的认识。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后，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研究逐渐展开，并取得了显著成果。

四是有关党史研究的国际交流逐渐展开。翻译出版了一批国外学者有关中共党史的著作；举办多种国际性学术研讨会，邀请国外一些知名学者来华讲学；国内学者也有了出国访问、进修或讲学的机会。这些国际交流，开阔了国内学者的眼界。

总体上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中共党史研究视角较为单一，主要叙述党的奋斗历程及其成功与失败，从政治角度总结党的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评判历史事件的标准存在对与错、成与败两极对立现象，研究的主体内容侧重于政治方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史研究的视角出现多样化，主题内容拓宽。有的学者提出，从现代化角度深化中共党史的研究，重新解读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对历史人物、政党和各种群体，要以其现代化意识之强弱和在社会现代化中的作用为衡量的标准。有的学者从生产力角度，认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中共党史的核心内容。

第二，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脱节。大致说来，十一届三中全会至90年代中期，对具体事件、会议、人物的微观研究明显领先于党的的基本理论、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的宏观研究；90年代中期以后，宏观研究中又出现了缺乏深入细微探讨，空发议论的现象，一些大部头著作实际上是党的会议和文献的综述，学术含量低。

关于中共党史学科建设，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形成一个热点。据介绍，最早在1983年在广州拟定高等院校中共党史教学大纲时，有的学者就中共党史的研究对象做过讨论。1986年、1987年、1988年，一些党史研究部门先后召开国多次有关党史学科建设方面的研讨会，至1994年大约有九次。90年来以来，这方面的会议相对较少。直到2001年2月，《中国人民大学学报》、《教学与研究》编辑部在北京召开了一次“面向新世纪中共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座谈会。2002年3月，中国人民大学原中共党史系同北京师范大学原法政研究所、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等联合召开中共党史学科博士、硕士学位点建设高层研讨会；同年4月，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中国现代史学会、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省中共党史学会在福州联合举办了一次“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进展”学术研讨会。经过二十多年中共党史学界的努力，中共党史研究学科建设取得新进展，初步构建了中共党史学学科体系。

第一，中共党史学位点建设已具规模。1977年，中国人民大学恢复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建立的中共党史本科专业，并成立了全国高校中惟一的中共党史系；80年代又设置了中共党史硕士和博士点，并在1988年被评为全国第一批重点学科之一。北京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中共中央党校、武汉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也相继设立了中共党史硕士点和博士点；全国还有50多所高校和科研单位设有中共党史硕士点。湖南湘潭大学等几所高校不定期地招收中共党史专业本科学生。

张静如、唐曼珍的《中共党史学史》、周一平的《中共党史研究七十年》、《中共党史史学史》、《中共党史文献学》、王仲清的《中共党史学》、张静如的《唯物史观和中共党史学》、王炳林的《邓小平理论与中共党史学》、侯且岸的《论中共党史学的历史文化取向》陈明显的《中国现代史史科学概论》、张洪注的《中国现代革命史史料学》、何东的《中国现代史史料学》、张宪文的《中国现代史史料学》等，也为中共党史学科建设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学者们有不同看法：有的认为是一门历史学科，或者是是一门政治性很强的历史学科；有的认为是一门政治学科；也有的认为是一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历史科学相结合的新学科。虽说目前仍有争论余波，但多数学者基本肯定党史学科是一门历史学科。然而，有学者指出，中共党史学与一般的历史学还是不同的，它具有政治性、理论性、现实性特点，不能不具有某些政治学的特点，成为一门带有政治学科特点的历史学科，或政治性很强的历史学科[2]。

郭德宏总结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中共党史学体系框架的主要六种观点：①中共党史学的体系，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和方法；②中共党史学主要由党史本体论、党史认识论、党史方法论组成；③把党史学理论的总体结构划分为最高（党史学理论与方法）、反映（全国党史、地方党史、专门史等反映历史过程、历史的本质和规律等）、基础（党史史料、文献资料、回忆录等）三个层次；④由历史观、历史理论、方法论三部分组成；⑤包括中共党史学体系的构建研究、文献学研究、史料学研究、史学史研究等九个方面组成；⑥包括导师论、对象论、范畴论、价值论、原则论、方法论等八个方面。

目前，学界关于中共党史研究对象的定位，从宏观上说基本一致，认为中共党史就是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历史。但是，不同学者各自有不同的具体表述和侧重点。有的学者认为中共党史应以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和发展作为研究对象，包括党的政治、思想、制度、作风等方面的建设以及党的生活、党史人物等[4]。有的学者认为中共党史研究包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的历史和党自身建设的历史两个方面。张静如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角度，认为中共党史应研究中国共产党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现代化而奋斗的历史发展全过程。[5]

也有学者认为中共党史研究对象应该有明确的界定，不能无限泛化。有学者指出，应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运用与发展作为党史研究的对象，这样才能使党史研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6]。 1980年9月，胡乔木在谈到中共党史与国史的关系时就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生活中究竟占什么地位，应该给它明确的规定。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教学大纲》（试用本）认为党史研究主要是党的战略、策略的理论和实践，也包括党的自身建设。还有学者指出，党史研究对象，不应超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制定与执行；党的决策过程和它的机制，以及党在相应问题上思想活动的范围；党史研究应有限度，不能把历史叙述无限制地推进到一切方面去[7]。

至于党史学科内容，学者均认为党史学科内容较为丰富，是相对变动的。不同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切入和概括，有的认为大体包括基本理论、基本方法、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四个部分。[8] 有的认为包括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历史发展；党的理论建设史；党的组织建设、民主建设史；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史、经济建设史；党同各民主党派、团体关系史；党存在和发展的客观社会环境等。[9] 有的认为应包括基本理论、基本实践、基本路线、基本经验四个方面。还有些学者提出，不能把党史写成领导人的或个人的历史；党史既要研究中央领导人的决策过程，也要研究地方和基层党组织、普通党员及民众的活动，从决策者与执行者的互动中，从党和社会的互助中写出党史的全貌。

学者普遍认可中共党史应坚持传统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方法，认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中共党史研究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方法也就是党史宏观的研究方法，在进行党史宏观研究时，同时重视微观研究。有的学者还提出了具体的研究方法，如历史比较法、数量分析法、逆向考察法、科学假说法、系统分析法、心理考察法等[10]。有的学者提出应借鉴社会学、人类学的一些方法研究党史。很多学者还提出，中共党史研究应广泛吸取传统史学、西方史学、其他社科以及自然科学的方法。郭德宏曾介绍过十种中共党史易于采用又较为成功的研究方法，如口述史学方法、心理史学方法、文化史学方法、政治学研究方法、领导学研究方法、长时段研究方法。有的学者提出应当建立一个完整有序的党史研究方法体系，包括：党史研究学研究的指导性方法；综合性方法；各种具体方法；技术性方法[11]。有的学者提出，中共党史研究应有两种规范和话语系统，一套适用于发挥意识形态功能的规范和话语，一套适用于知识领域的规范和话语[12]。还有的学者提出，在写作党史著作时应该注意处理好十种关系[13]。

学界目前主流思想是强调党史的资政育人功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党史一般强调它的政治功能，即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培养党的干部和革命事业接班人。相应地，党史研究的学术性较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史研究学术空气日益浓厚。一些学者开始提出，中共党史学有两种功能：一方面，中共党史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借鉴功能、政治宣传功能、为现实服务的直接性的实用功能、教育功能、“求善”功能，具有社会价值；另一方面又具有学术功能、认识功能为现实服务的间接性基础功能，具有学术价值。[14] 还有学者指出，中共党史学是一门党性、政治性较强的学科，但作为一个知识领域、学术领域，它本身就有存在的价值和文化学术功能[15]。

有的学者指出，中共党史学趋向独立学科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有关分支学科的逐步建立。目前，中共党史学科初具雏型的分支学科有计量党史学、中共党史史料学、中共党史学理论、中共党史学史、中共党史文献学，将来还有可能成立“党史校勘学”等[16]。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来之后，有的学者提出应该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贯彻到党史学科建设中去，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中共党史学至少有三层关系：为中共党史学提供了理论基础；使中共党史学明确了研究的主线和新的重点，扩大了研究课题的范围；中共党史学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供了充分的历史论证[17]。还有学者提出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共党史，事实上提供了一套新的评价标准，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从这个新的视角，用这个新的方法重新审视中共党史上的问题，会提出新的结论，或更能深刻地反映历史的本质[18]。

纵观中共党史学科80多年，尤其是近20多年的进展，可以看出，中共党史研究和学科建设都取得了许多成果，总体呈现繁荣趋势和良性发展。但是，相比与历史学等其他人文社科，中共党史学的发展还相对落后，尚存在着若干需要解决和完善的问题，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