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学术期刊商品论”是自相矛盾的
在编辑传播学界关于学刊属性的研究上，普遍地存在着一个突出的问题，这就是论者们几乎不假思索地认为：“学术期刊是商品。”认为，“期刊走产业化道路已是大势所趋”，“产业化即市场化”；[1]“市场化是我国科技期刊发展的必然趋势”，“产业化经营是我国学术期刊持续发展的关键”[2]；“学术期刊正是从精神产品中脱颖出来，成为整个出版行业的商品之一。”[3]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这种观点自身处处存在着矛盾、漏洞百出，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
1.“学术期刊商品论”陷进了学术期刊“既是商品，又不是商品”的泥潭不能自拔。张九玲先生在认为“大学学报作为特殊商品的属性已经达成共识”的同时，又认为“学报走产业化道路，其结果只能被市场经济大潮所吞没”，[1]显然自相矛盾。相同观点持有者崔学兰先生也认为，“高等学校期刊作为科技期刊的一种，和任何一种商品一样，都是用以交换的劳动产品，但作为精神文化的生产，它的使用价值不是进行直接的消费和物质再生产，其价值、使用价值的实现有特殊性”，[4]更是矛盾丛生。
矛盾一，她关于学术期刊“和任何一种商品一样，都是用以交换的劳动产品，但作为精神文化的生产，它的使用价值不是进行直接的消费和物质再生产”的观点，是错误的：首先，商品中所说的“交换”是指“物物交换”或者是“物与货币的交换”，并且这里交换是以“等价交换”为前提的，绝大部分学术期刊是这种情况吗？当然不是！其次，什么叫“直接的消费”？作为商品，通过交换后，就是用于直接的消费，例如以光盘为载体的音乐作品这种精神产品，通过销售，到消费者手中就是为了直接消费，就是通过听来得到愉悦从而得以消费，吃、穿、住、行等类商品，都是购买者用来直接消费的，如果不是为了消费，谁又能去购买呢？
矛盾二，崔学兰认为“高等学校期刊”就仅仅包括“科技期刊”。约定俗成，“科技期刊”是指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学术期刊。而大学学报中的另一重要方面军——社会科学版是科技期刊吗？高等学校主办的众多社会科学专业期刊，像中国人民大学的《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北京大学的《经济科学》、中山大学的《现代哲学》，等等，是科技期刊吗？答案显而易见是否定的。
矛盾三，崔学兰在认为学术期刊是商品的前提下，又不得不承认学术期刊的经费“当然主要依靠政府的支持。”[4]试问，主要依靠政府资助、支持的行业能称其为商品生产者，其产品称其为商品吗？常识告诉我们，这些行业生产的至多是产品，但是，产品不一定都是商品，这里的产品就是一般产品而非商品。
“学术期刊商品论”另一持有者，刘斌先生在该问题上也是如此，他认为“学术期刊是文化产品，作为意识形态，它不是商品；但作为物化形态，需要通过市场得到传播，所以它又是商品”，“学术期刊的价值和使用价值主要来自于它的意识形态属性”；“学术期刊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精神生活的需要”。[5]可见，刘斌也深深地陷入到了学术期刊“既是商品，又不是商品”的矛盾之中，不能自拔。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事实和逻辑不允许模棱两可。同时，不难发现，他还犯了这样一个明显的错误，就是他认为文化产品一方面都属于意识形态，也就是说都具有意识形态的属性，他完全没有意识到学术期刊登载有大量的非意识形态的文化产品，例如，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登载的绝大部分内容、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登载的经济与管理等的很大一部分研究成果，都不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因为“科学无国界”。同样，学术期刊生产的主要目的也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人们精神生活的需要”，而主要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物质生活的需要，因为学术期刊登载的是科学方面的创新成果，它属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目的是为了人们正确认识自然和社会，其中很多科学技术成果可以直接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创造出社会物质财富来，而大量的这些成果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物质消费需要的。刘斌的上述观点有很大的片面性，本质上也是错误的。
2.“特殊商品论”不能自圆其说。“学术期刊商品论”者们还还试图通过“学术期刊特殊商品”来证明学术期刊的商品属性。张小红先生认为，“当出版物走向市场之后，期刊便作为特殊的商品而存在。”[6]她试图通过强调“学术期刊是特殊的商品”，来回避上述这一系列的矛盾，同时来证明他们的“学术期刊商品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和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任何一种商品都是特殊商品，而正是这些众多的特殊才构成了商品世界的共性，没有特殊就没有一般，一般寓于特殊之中。要说商品的特殊性，马克思仅就货币来说“是特殊商品”，[7]（P47）而没有强调书籍等文化产品是特殊商品。所以说，企图通过假定学术期刊是“特殊商品”，来认定学术期刊是商品，无疑不能自圆其说。
3.“期刊”、“学术期刊”混淆不清。“学术期刊商品论”持有者们普遍有意无意地偷换了概念，他们将“期刊”混同于“学术期刊”。其实二者在内涵上是有着天壤之别的。前者属于大概念，后者属于小概念。“期刊”包括学术期刊和大众性的“消费类期刊”。从创新知识和文化角度来讲，学术期刊具有刊载、公布、鼓励和推动创新成果的性质，而“消费类期刊”刊载的内容至多属于普及类的，其更多是消遣性的；从读者群来看，学术期刊需要它的读者具有高深的专业科学知识，所以，人群少、受众面窄；而消遣性的“消费类期刊”，无论老幼、知识多寡，皆宜，受众面宽。由此决定了二者在发行量上有着天壤之别。这通过2005年我国的“消费类期刊”发行量可以得到印证：《读者》500万册，《知音》423万册，《故事会》372万册，《家庭》305万册，《青年文摘》213万册，《家庭医生》192万册，《小学生时代》160万册；[8]尤其在我国极个别学术期刊的订户能达万份，而绝大部分只有几百份、几十份订户。这种情况在美国也是如此。[9]编辑这两类期刊，从复杂程度上来说，后者也远远高于前者，因为从发行量的角度来看，我国上述消费类期刊已经进入世界先进行列，而我国的学术期刊还没有一家成为世界名刊行列，还没有一家能够像发达国家的《Science》(科学)、《Nature》(自然)和《Lancet》(柳叶刀)那样享誉全球。我国学术期刊现状不容乐观。[10]因此，“期刊”与“学术期刊”不容混淆。
诚如人们预料的，学术期刊走产业化之路，其结果只能是被市场经济大潮所吞没。[1]因此，“学术期刊商品论”论者们这种理论上的错误和逻辑上混乱，必然导致我国学术期刊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混乱与祸患。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告诉我们，学术期刊不是商品
1.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商品理论的基本观点。要真正确定学术期刊是否商品，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来进行审视和界定。关于商品定义，马克思在他的经典经济学著作《资本论》开篇中就指出：“商品首先是一个外界的对象，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7]（P85）“只有各自独立而不相互依赖的私人劳动产品，才能相互当作商品来对待”，“商品交换是在共同体的尽头，在它们与别共同体或其成员接触的地方开始的。但一旦对外成为商品，由于反作用，它们在共同体的内部也成为商品。”[7]（P106）在他《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说：“作为商品,它直接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统一；同时,它只有在同其他商品的关系中才是商品。商品相互间的实际关系是它们的交换过程。”[12]（P30）可见，产品成为商品的前提是“交换”，所以马克思说：“在这里，A物和B物在交换之前不是商品，它们通过交换才成为商品。”[7]（P105）为了不使人们产生误解，马克思又作了进一步的解释：“要成为商品,产品必须通过交换，转到把它当作使用价值使用人的手里。”[7]（P54）这就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商品是用来交换劳动产品，劳动产品只有通过交换过程才能成为商品，如果不发生买卖这种交换关系，产品就不会是商品，并且，从长远来看，这种交换是等价的。经典作家在论述商品时，为什么要强调必须通过交换过程呢？因为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二者缺一不可，而使用价值和价值都必须通过交换、即买卖的过程才能实现，即生产目的是交换，显而易见，这里的“交换”就是“买卖”，商品生产者通过“买卖”实现盈利。关于商品交换的意义，马克思打了一个形象和恰当的比方：“商品价值从商品体到金体上，像我在别处说过的，是商品的惊险跳跃。这个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所有者。”[7]（P124）
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于光远也认为，商品定义的实质是：“凡是为了出卖，而不是供本人消费的劳动产品，就是商品。”[12]这里的“卖”，当然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交换”。因此，商品的确切含义必须从以下四个方面来把握：第一，不是一切有用的物都是商品,作为商品必须首先是经过人类劳动加工过的产品；第二，一物有使用价值又是人类劳动的产品，但它是用来满足生产者自己需要的，这种产品也不是商品；第三，一物有使用价值，是劳动产品，而且还提供别人使用，但它没有通过交换，即没有经过买卖关系的劳动产品，也不是商品；第四，一物要成为商品，不仅它是有用物，是劳动产品，能供别人使用，而且要通过交换，把其使用价值转到把它当作使用价值的人手里，同时从对方手里获得相应的价值（一般是货币）。[7]（P124）
综上所述，既然使用价值和价值都必须通过交换来实现，所以，只有实实在在通过交换过程的劳动产品才是商品；那些最终卖不出去的劳动产品，尽管是为了交换而生产的，也不是商品。只有这样去理解商品定义的含义，才是完整、准确和科学的。从学术期刊的情况来看,在我国还没有学术期刊因为经营不善而倒闭的，不存在只有商品才存在的“惊险跳跃”,在我国有些学术期刊被淘汰，是由于在政治和学术质量上存在着严重问题，而不是经济的原因，也说明学术期刊不是商品。
2.“学术期刊商品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相悖。到现在，尤其在我国，有哪家学术期刊是以营利为目的，又有几家能够盈利？它们之间的刊物“交流”完全不能等同于经济学意义上的“交换”；即使是有学术期刊所谓的“价格”，这个定价仅仅是个象征而已，绝大部分收不回成本，更谈不上利润(这点本文第三部分将详细谈到)。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创新科学和推动科学事业的发展而非营利,这与商品的属性截然相反。
长期不盈利的生产者不可能是商品生产者，因为商品的价格从长期看与价值是相等的，虽然价格曲线一定是围绕价值水平线上下波动。
“学术期刊商品论”者们的观点显然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立场、观点不一致。他们认为的，学术期刊“和任何一种商品一样，都是用以交换的劳动产品，但作为精神文化的生产，它的使用价值不是进行直接的消费和物质再生产”[4]是站不住脚的，错误有三。第一，商品经济中所说的“交换”是指异质的“物物交换”或者是“物与货币的交换”，并且这种交换是以“等价交换”为原则和前提的；而期刊间的交流是同质的交流，不是商品交换中异质的交换，这种“交换”几乎完全可以不考虑价值和价格因素。这一切，“学术期刊商品论”持有者们都不清楚。第二，学术期刊界的刊物“交流”不等于经济学“等价交换”意义上的“交换”，因为前者可以在以不考虑成本的基础上进行的，而经济学意义上的“交换”强调的是等价交换，二者绝对不能混淆。第三，商品对它的生产者来说没有使用价值的，而对于它的购买者来说，看中的正是它的使用价值，然而，“学术期刊商品论”恰恰相反，认为购买者“它的使用价值不是进行直接的消费”，那又是为了什么呢？显然不能自圆其说。
另外，假如学术期刊是商品，那么它的价值主要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是作者创造论文的劳动？这种被马克思称之为“多倍的”复杂劳动如何换算？作者的稿酬是由“多倍的”复杂劳动决定的，现实中又有几位学者真正拿到了他应得的报酬呢？另外，我们国家1999年制定的《出版文字作品报酬规定》有何根据，又有哪家学刊去真正执行了呢？情况恰恰相反，倒是有众多的学刊在向作者收取费用——被人们怒斥为“什么东西”的“版面费”，并且能够长此以往，这符合商品经济所要求的等价交换原则吗，这不是截然与之相反又是什么呢？
试问：我国学术期刊的交流是以商品交换的形式出现的吗？当然不是！真正学术的性质和学术期刊的使命决定了学刊不可能是商品。
三、普遍存在的事实证明：学术期刊不是商品 “学术期刊商品论”与大量存在的事实也恰恰相反。
1.学术期刊发行量不允许其以商品身份进入市场。如前所述，我国的专业学术期刊发行量大的一般在10000-100册之间，尤其是以高等学校学报为代表的学术期刊，它们是以反映本部门、本单位、本领域科学研究成果为主的学术刊物，均以高层次专业人士为读者对象，以同行交流为主要发行形式，所以，其特性决定其发行量很小，这必然导致曲高和寡，不少接近“零”。在发行量方面与大众化的“消费类期刊”动辄几百万份、百万份形成了巨大的差距。并且正如有人说的，学术期刊发行费一般由发行机构获取，学刊收回的费用一般难以维持印刷费，因为学术期刊一般年总支出在20万至50万元之间。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为例，按照上述情况，以平均发行500册（绝大多数）、每册6元、每年6册（双月刊），全年发行收入为1.8万元，而一般大学学报的投资低限是20万元。[13]显而易见，这里的投入是产出的10多倍，与经济学中的“等价交换原则”、“投入-产出法”都是截然不同的，与商品的本质要求是完全相反的。就是在西方发达国家，情况也大致如此。例如在日本，他们的大学学报也因为读者很少，而主要通过免费赠送，由此他们的读者波及53个国家的176个大学和研究所，而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使得读者遍布世界各地；还有相当大一部分是基金会资助出版的，而不是为了盈利。[14]在国内的学术期刊中，除了极少数专业期刊而外，大多数期刊靠发行收入根本不足以抵补支出。著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总编辑秦毅先生认为：“学术期刊不是可以在市场上叫卖的大众读物，而是期刊中的‘小众读物’、‘阳春白雪’，需要的投入不少，但是可以拿来赚钱的却少之又少。”[15]她也发现，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学术期刊的情况也大体如此。[16]国内外学术期刊的运行机制证明，学术期刊不可能成为商品。吴寿林通过考察发达国家学术期刊的情况，得出结论认为：“创办科技期刊一般不以盈利为目的，也很难盈利，但创办科技期刊是发展和繁荣科技事业的需要，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科技期刊的质量（知名度）和数量决定的。”[13]
2.市场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市场经济不是什么都可以装的“筐”。市场经济不是什么都可以装的“筐”，学术期刊事业不适宜市场化运作，不能以手段来牺牲目的。著名经济学家杨承训最近强调指出的：“‘市场化’概括不了全部”。[17]我国目前异军突起的理工院校社会科学版学报的所谓“经济效益”更差，即使这样，我国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和各种学会组织创办学术期刊的积极性依然高涨，学术期刊申办待批的报告可谓堆积如山就是这种情况的真实写照。盲目市场化的例子屡见不鲜，例如众多的名胜古迹的市场运作的弊端正在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国家为了更好地保护文物和文化，为了避免市场化操作导致的“水洗三孔”事件不再发生，已经把“三孔”的经营权收归国有；最近国家又把北京八达岭长城经营权收归，[18]这一切都是在吃了盲目市场化亏之后的改弦更张之举。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文化事业，例如博物馆等地是非经营性质的，没有使其商品化，而是免费向公众开放的。学术期刊“商品论”者无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学术期刊在建设创新型社会和创新型国家中、在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建设中所起的重大作用以及它们在推动全社会科学、文化、技术进步、在培养人才中所起的巨大作用。试问：《北京大学学报》的编辑人员、《中国社会科学》的编辑人员还是《中国科学》（无论哪一辑）的编辑人员，哪一家能脱离国有事业单位而成为了独立经济法人，从而创造所谓“利润”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此，市场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市场经济不是什么都可以装的“筐”。
3.应当明确学术期刊事业与一般出版业的区别。有人以1999年1月李岚清同志在全国新闻出版局长座谈会上说的“新闻出版业是一个产业”作为依据，认为新闻出版产业化从理论准备已经到了实际操作，认为学术期刊业也应该产业化。[1]殊不知“新闻出版”首先包括广播、电视、报纸、出版社以及一切营利的出版行业（例如娱乐性的电视台、“消费类”期刊，等等），而学术期刊的特殊性和它的特殊使命决定了它不在此行列。
4.学术及其载体——学术期刊比教育更需要国家支持。众所周知，学术和学术期刊的水平高低代表着一个国家科学文化发达的程度，关系一个国家科学、文化的安全。这一特性比在高等教育里表现得更为强烈。即使是在市场经济十分发达的西方的私立高等教育，都不靠市场化运作、不通过收取学生的学费来支撑和发展，如美国著名的私立加州理工学院，其2005年预算超过5亿美元，但学费收入只占3%[19]。毋庸讳言，以实际效益衡量一切，以追逐功利、实用等所谓的“经济效益”作为行为动机，都会破坏精神活动所需要的自由氛围和创造空间。从大学自身来说，没有实际目的的好奇和探究精神是其发展的原动力。大学精神所体现的是强烈的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精神，对客观世界不断进行深入认识以及在这其中所获得的理智乐趣应该是大学追求的最高目标。大学的发展史证明，没有一定无功利的自由空间，大学中的创造活动是无法开展的。正因为如此，2006年2月我国教育部明确表示：“教育部从来都是反对教育产业化的”，“我们要旗帜鲜明、公开地反对教育产业化，让它如同过街老鼠一样没有市场。”[20]作为关系国计民生的学术以及学术期刊事业更应如此。
在我国“学术期刊主要依靠政府财政拨款”这个事实是连“学术期刊商品论”们都承认的。从投入方面来看，因为学术事业的发展不能没有学术期刊作为平台和阵地，所以，学术期刊一般都会得到社会的支持，比如说来自政府的拨款（其实在我国，学术期刊一般都由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主办的，而它们往往又都是国有单位，所以，这种经费来源的主渠道行为实质上就是政府拨款，属于政府行为）。正如秦毅先生所说：“我们国家的学术期刊，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不少是靠国家拨款支持运作的。”[16]再如教育部推行的“名刊工程”，就以教育部的名义规定：“教育部或其他主管部门对每个入选学报投入25万元经费资助（第一年10万元，第二年10万元，第三年5万元）；入选学报的主办单位应按1：1的比例配套投入。”[21]这难道是市场行为而非财政拨款的政府行为?
5.国家政策客观上支持学术期刊非商品化。中共中央两次关于《关于坚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都特别强调：“出版工作要建立健全管理机制，着力提高出版物质量，多出好作品、不出坏作品。要及时反映国内外新的优秀文化成果，重视出版传统文化精品和有价值的学术著作，积极扶持少数民族出版事业，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方面的需求。”并且特别强调要“以社会效益为主”。[22]我国政府从2000年起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将对部分重点学术期刊进行资助”；[23]国务院在2000年批复组建起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使其在合理使用经费、促进资源共享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再如解放军医学图书馆经过多方面的努力,得到上级部门的支持,在经费上也基本得到了保障。[24]原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石宗源讲得很明确：“我们党和政府从来没有要求报刊出版要为国家创造多少利润，而是一直强调社会效益第一，为此在经济上给予优惠政策，以确保舆论导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虽然报刊出版也要面向市场，但这是为了增强报刊出版的活力，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这决不意味着可以单纯地以市场为导向。”[25]国家教育部推行的“名刊工程”也是政府对学术期刊的一种经济支持。所以，负有特殊使命的学术期刊不可能是商品。
在科学文化高度发达的美国，一些学术性的、理论性的报刊何尝不是如此，经费也是依靠政府贴补的，“美国每年用于补贴学术、科技出版物的经费高达64亿美元之多。”[26]须知，这些政府行为都不是市场行为。为此，华南农业大学的李霁先生就认为：学术期刊“有必要采取‘谁受益，谁付费’的规则”，而在我们国家“学术期刊的最大受益者是我们的国家和民族”[27]，也就是说，这种费用应该由学术期刊所在单位或者由国家通过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来支撑。
6.学术期刊的现有“定价”，不能说明学术期刊就是商品。在国外，学术期刊实行的是按照实际成本定价的做法，须知，这种定价是不包含利润的，就是不以赢利为目的，进一步说学术期刊不是商品。在我国基本也是如此，大多数学术期刊的定价往往远低于它的实际成本（见本文第三章第1节）。这是因为学术期刊的读者面窄以及由此决定的发行量小使然。
国内外确实有一些人在研究学术期刊的价格问题，但是他们一般都是从图书馆期刊管理的角度或者是从出版社经营的角度，去探讨图书、期刊价格几年内的变化情况，这与学术期刊是否商品没有关系。譬如，在英国，一些国际性的刊物，一年出版４期，出售给个人是60英镑，但卖给大学就是300镑，理由是大学的读者众多，出版者的这种垄断能力和非弹性需求导致的个别期刊价格暴涨和所谓价格歧视（即双重价格）也说明学术期刊的非商品属性。即使是这种情况，我国也远远没有实现。解放军医学图书馆的杜海洲先生就在2004年的《情报杂志》上发表了《2003年国外学术期刊的价格变化》、在《图书馆理论与实践》上发表了《国外学术期刊的价格走势》[24]；另外，还有日本的川井良介在《中国编辑》上发表的《现代日本的杂志》[28]；张勤的《美国版权产业及其对外贸易透视》[29]，等等，都是如此。
以上这些事实都证明：学术期刊不应该市场化操作，而是应当由主办单位经费（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和国家扶持（通过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来运作，这同时也证明了学术期刊的非商品属性。这种事实是对那些不假思索、想当然的学术期刊“商品论”是有力的反驳。由于这个不可回避的事实的客观存在，“学术期刊商品论”的代表者张九玲先生也不得不承认，“学报走产业化道路，其结果只能被市场经济大潮所吞没。”[1]
江泽民同志曾经反复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之源。”[30]令人欣喜的是，最近中国科学院刘振兴院士也建议将“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纳入公益性事业管理”[31]。社会科学学术期刊不应更是如此？我们不反对市场化，只要有利于科学事业的发展，不妨借助于市场，例如世界少有的几家著名的《科学》、《自然》等已经商品化，这是因为它们在国际上的显著地位使得它们能够市场化运作，因为它们的订户遍布全球，世界学术界众望所归，但绝大部分学术期刊实现不了市场化运作。因此，我们不能形而上学地把学术期刊商品化。否则，只能导致“有偿稿件”、“买卖版面”和“学术泡沫飞溅”的学术腐败局面的大量出现，从而对我国的学术事业带来灾难。
四、学术期刊健康发展之路
由此可见，学术期刊不是商品应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历来主张：学术期刊作为学术事业的一个重要有机组成部分与学术一样，它关系到国家科学文化安全问题，应当与国家的军队、警察机构一样，不能也不可能使其商品化。[32]但是，这并不是说我国的学术期刊就应该安于形状，而是应该努力与发达国家的学术期刊接轨，办出国际一流的水平来，诚如刘丽斌所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学技术事业在突飞猛进的发展，不少学科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然而，在我国现在的近5000种学术期刊中，真正在国际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的还不多。”[33]我国目前还没有国际一流学刊，正因为这样,《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名刊工程实施方案》提出，要在5年左右的时间里“培育出5~10种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社科学报”。[21]为此，国家就应该对学术期刊进行必要的和科学的检查与评比，同时检讨以往的评比。我们研究的结论认为，这种检查与评比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学术期刊编辑部独自享有资源的利用和开发程度、优化组合情况，这些资源包括所在地域的古今特色文化、科技；2.编辑在文稿修改中的作用大小情况，是起了积极作用还是起消极作用，是使文章锦上添花还是有意无意弄巧成拙；3.编辑部培养作者、发现人才的情况；4.学刊编辑部门在出版标准化、学术规范化等方面与国际社会接轨的情况；5.作者、读者对编辑部的满意度情况；6.编辑部及其主编执行国家出版法、著作权法等法规的情况；7.学刊封面、版式和版芯的装帧、设计的准确度，它包括是否合乎封面设计规律、美学意义上的优劣情况；8.编辑部成员对出版规律和编辑规律的探讨与否、程度深浅与否，其标志是其发表编辑学成果的质量与数量；9.编辑部整体（尤其是主编）对社会科学学（或者科学学）的把握程度，这同样通过看其有无高水平成果发表；10.国际化程度的强弱，国际化指在编委会的构成、作者的构成、稿源的构成、发行、语言通行性以及编排规则国际化，等等。[34]这与《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名刊工程实施方案》中明确规定的“建设标准”是一致的。
研究我国的学术期刊出路，应当认真关注发达国家学术期刊的“七化”趋势。1．学术期刊普及化；2．学术期刊非营利化；3．学术期刊往往依附于出版集团或者集团化；4．学术期刊运行的国际化；5．出版周期短期化；6．经费来源广告化；7．封面、版式装帧设计美化。我们只有对症下药，才能把我国的学术期刊真正打进国际先进行列，真正办出国际一流的学术期刊。[35]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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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尹玉吉先生惠寄）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发布 2006年10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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