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党校（行政学院）工作条例》明确要求，党校（行政学院）应当努力创新教学方式，大力推行研究式教学，综合运用讲授式和研讨式、案例式、模拟式、体验式、访谈式等互动式教学方法，加大案例教学力度，推进案例库建设。这一规定凸显了案例教学在锻造领导干部能力中的特别重要的地位。但是，我们了解到，很多老师对于教学案例应该怎么撰写，常常心中没底，仅凭自己的感觉，缺乏理论指导，案例撰写常常等同于把事情经过陈述清楚。那么，案例撰写有哪些常见误区呢？如何按照撰写高质量的教学案例来深度激活互动式教学呢？为此，我们专访了吴锦良教授。吴锦良教授历任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副教育长、科研处长、报刊部主任等职，有30多年的党校教学科研工作经验，现为我校资深教学督导员。编辑部特请他总结教学督导工作经验，从学理高度、结合党校教师在教学案例撰写中的常见问题，谈谈怎样撰写高质量的党校教学案例。
编辑部采访组：吴教授，您好！案例教学在党校教学中越来越受到重视，我们想请您谈一谈教学案例对于案例教学而言，有着怎样的重要意义？
吴锦良：一堂优秀的案例教学课，始于一个好案例的诞生。在党校干部教育的特殊讲台上，一个扎根实践沃土、蕴含理论深度的教学案例往往比千言万语的空洞说教更具穿透力，所以有“一案胜千言”之说。作为一名长期从事党校教学督导工作的教师，我观察过众多案例课的教学实践，深刻体会到：案例质量的高低直接决定了教学效果的优劣。当学员为某个案例展开激烈辩论、课后仍自发讨论时，当基层干部将课堂分析的解决方案带回实践并取得成效时，这些鲜活的场景都在印证——优秀的教学案例正是理论通向实践的桥梁，是激活干部思维、淬炼执政本领的关键媒介。
编辑部采访组：吴教授，一个优秀的教学案例，在教学中究竟能起到哪些方面的作用？
吴锦良：案例撰写是党校案例教学的基础工程。案例教学中出现的很多问题，通常与案例文本先天不足有关。案例在教学中的核心价值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
一是破解“经验休眠”。领导干部的实践智慧是“沉睡的金矿”，这个金矿长期处于“休眠”状态，需要被激活、被开发、被利用。案例撰写就是将这些沉睡的经验提炼成指导实践理论的过程。一个好的案例，会让学员似曾相识，激活以往相关经验，帮助学员将以往经验进行理论化改造，进而达到指导实践的目的。
二是打通“认知断层”。学员常困于“会做不会讲、原理说不清”的困境。案例撰写通过精准的理论锚定，在叙事中自然植入学理逻辑，使学员看清实践背后的规律本质。当案例文本将具体措施与理论原理形成映射关系，学员便能突破经验与理论间的认知壁垒，构建起“实践—理论”的双向转化通道。
三是激发“课堂势能”。优质案例的本质是设计真实的决策张力场。通过构建包含多重矛盾选项的困境情境，案例能触发学员的思维碰撞和表达冲动。这种基于现实复杂性的思辨压力，能自然转化为课堂讨论的动能，使学员从被动听讲转向主动交锋，形成多向度观点激荡的能量聚合效应。
编辑部采访组：吴教授根据您这么多年的观察与思考，您认为党校教师在案例撰写中有哪些常见的误区？
吴锦良：基于我多年教学观察，教师撰写案例常陷入五大核心误区：
其一，主题模糊。部分案例陷入“内容泛化”陷阱，缺乏聚焦的核心矛盾点。将实践素材简单堆砌为工作简报式文本，未能提炼出牵动全局的决策焦点。此类案例易导致课堂讨论失焦，学员难以形成针对性思辨，本质是混淆了经验总结与教学案例的功能定位。教师需确立“一案例一冲突”原则，以决策困境作为叙事锚点。
其二，结构失衡。表现为背景描述与关键信息比例失调。过度铺陈政策背景或事件过程，挤压决策情境的展开空间。学员分析时因缺乏关键数据支撑，陷入“无米之炊”困境。理想结构应遵循“黄金配比”：背景描述≤20%，冲突构建占30%，决策信息≥40%，附录资料占10%，确保案例具备可析性骨架。
其三，理论脱节。实践叙事与学理分析呈“油水分离”状态。案例仅罗列操作步骤与成效数据，未揭示行动背后的理论逻辑。学员虽感知实践却难把握规律，认知停留在经验层面。破解之道在于将理论如盐入水般融入叙事，在关键决策节点标注对应原理，实现“实践—理论”的化合反应。
其四，典型不足。过度强调地域特殊性而弱化普适价值，陷入“本土化即地方化”认知误区。优秀案例应如三棱镜——既折射地方实践的独特色彩，又析出可迁移的治理光谱。教师需在具体操作中提炼机制模型，使特殊经验升华为普遍方法论，达成“一域实践、全域启示”的辩证统一。
其五，学员错配。案例设置的决策层级与培训对象职级错位。如让厅局级学员研讨科级执行问题，导致“高射炮打蚊子”效能衰减。本质上忽视了干部教育培训的分层逻辑：科级重操作优化、处级需跨部门协调、厅局级当考量系统风险。须知精准匹配是激活参与度的前提。
编辑部采访组：吴教授，我们明确了撰写案例的五大核心误区。那么，教学案例的评价有没有客观标准？
吴锦良：教学案例的评价，目前虽然没有权威机构制定客观的评价标准，但这不等于没有标准。有效性应该是教学案例评价的最核心的标准。评价党校教学案例的有效性，可以聚焦于三条核心的底线标准，它们直指案例教学的生命力和实效性。
（一）真不真——基于事实的可靠度。这是案例评价的基石性要求。党校教学案例必须绝对真实，其素材应源于对现实事件的深入调研和一手访谈，确保每一个细节、情境和冲突都经得起推敲。任何形式的虚构、臆测或“合理想象”都是不可接受的，因为真实性是案例引发学员严肃思考、激发真实讨论并最终获得可信结论的根本保障。失去了真实，案例就失去了教学价值。
（二）疼不疼——激发学员的参与度。一个优秀的案例必须精准捕捉并深刻呈现实践中的关键痛点——那些关乎发展、治理、决策的核心矛盾、两难困境或尖锐挑战。案例所揭示问题的“疼痛感”越强、越具代表性和普遍意义，就越能触动学员的关切，激发其深度参与、热烈讨论和主动求解的意愿。痛点决定了案例的吸引力和讨论的深度，是案例教学能否达到预期效果的关键驱动因素。
（三）透不透——理论与实践的融合度。评价案例的重要标准是看其能否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自然、有效融合。案例设计需要巧妙地为相关理论、政策或方法论提供嵌入的“接口”，引导学员在分析具体现象、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触及、理解并运用这些理论工具。理论的导入应如同“输液”一般，是持续、温和且精准地渗透到对案例的剖析之中，避免生硬的嫁接或脱离情境的空洞说教。
上述三条标准——“真不真”“疼不疼”“透不透”，构成了评价党校教学案例最核心、最基础的底线标准。它们并非追求学术上的尽善尽美，而是确保案例能够有效支撑教学互动、激发学员思考、实现教学目标所必须满足的硬性要求。守住这三条底线，是党校案例教学发挥实效的前提。
编辑部采访组：吴教授，您认为教学目的与案例设计如何深度融合？
吴锦良：教学目的与案例设计的深度融合，关键在于将教学目标系统转化为案例的结构性要素，确保案例文本自身成为承载教学目标的有机载体。这要求案例开发者在选题立意、叙事架构、问题植入三个核心环节实现目标导向的精细化设计：
（一）以教学目标锚定教学案例的价值。案例选题需直接呼应教学的核心诉求。政治性目标是党校案例的首要考量——选题必须聚焦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在地方实践中的典型样本，或反映新时代治国理政的创新探索，避免陷入技术性、局部性话题。学理性目标要求案例隐含可挖掘的理论接口和适用边界。实践性目标则需精准锁定学员群体的能力短板，如针对领导干部应急能力提升，案例应围绕突发事件中的决策链条展开，使案例场景与能力培养需求高度契合。选题的成败在于能否同时承载政治要求、理论深化与实践能力提升三重目标。
（二）用逻辑结构固化教学目标的落点。写案例时，必须抓住一个核心问题这根主线，把跟主线无关的信息都砍掉。整个故事结构要围绕教学目标，拆分成三层，像上台阶一样一步一步推进。一是背景层：只讲关键信息。简单交代清楚：事情发生在什么政策背景下？有哪些人（主体）参与？他们各自最关心什么（利益）？目的是为后面的理论分析提供必需的场景说明。二是冲突层：这个环节是重点。冲突层的矛盾要够“烈”。要把各方利益尖锐的矛盾冲突明明白白、活灵活现地摆出来。矛盾写得越深、越真实，案例才越能把学员“拽”进教学目标里。三是决策层：把难题抛出来，这是关键所在。要给学员制造一个“十字路口”，清晰展示决策者在当时局面下“不得不选”的几个关键选项，以及做出不同选择可能带来的不同后果。目的是让学员代入决策者角色，真切体会决策的挑战。
（三）提前“埋点”问题，勾连教学目标。案例后面的研讨题，必须提前和案例文本一起设计好，它们是研讨题的“种子”。这些问题需要在案例撰写时层层递进，融合到案例的深层结构中去，最终指向教学目标这个靶心。这些在案例撰写中需要“埋点”的问题，可以分为基础层问题、解析层问题和决策层问题，分别要求建构起案例事实性问题、案例认知的理论性问题和案例当事人主角的决策性问题。就是说，案例撰写中，需要在每个层面预埋问题，与研讨题衔接，紧紧扣住教学目标。
深度融合的本质，是让教学目的转化为案例开发的基因编码——从选题的价值导向、矛盾的焦点设定，到问题的逻辑链条，均需服务于教学目标的结构化渗透。脱离目标的案例即使情节生动，仍是教学无效的“空壳”；唯有将目标内化为案例的筋骨血肉，方能在课堂互动中实现“靶向施教”。
编辑部采访组：吴教授，本土化案例不仅贴近学员实际工作场景，还易于引发共鸣，我们如何才能做好本土化案例开发？
吴锦良：本土化案例开发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又相当复杂的问题。我力求将这个复杂问题用简单化方式加以讨论。本土化案例不等同于本地故事，它是用“脚下泥土”捏出“中国陶坯”，需要有本地元素和中国语境。据此，我提出了一个本土化案例的“三字诀”：案例要真、挖掘要深、课堂要活。
第一诀：“真”——扎根真实场景。案例的“魂”在真实的矛盾，不在虚构的完美。因此，真实是本土化案例的生命。那么，怎么抓住“真”的根本？首先，矛盾要“带刺儿”：别回避各种“两难困境”。比如写乡村振兴，不要回避村支书如何在“保耕地红线”和“搞产业用地”之间绞尽脑汁——这种“政策落地卡点”才是学员想听的。其次，人物要“有烟火”：干部对话别写成“公文发言”。记录群众吐槽：“政策像下雨，俺们这旱地接不住啊！”——这种大实话比总结报告更真实，因而有冲击力。因此，在案例撰写前期，需要做好调研，调研时带支录音笔，原汁原味记下群众大白话。
第二诀：“深”——深挖地方基因。“深”的本质是从本土实践的表象中抽离出具有学理普遍性和文化根性的道理，使案例成为“中国之治”的微观样本。那么，如何才能做到“深”呢？首先，要善于辨识地方实践与中央战略的互动机制，揭示“顶层设计—基层创新”的辩证关系。其次，要努力建构“宏观—微观”的辩证链条。例如，将村庄分红、社区调解等“小叙事”，置于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等国家战略坐标系中定位，阐释局部实践对全局命题的响应逻辑。第三，要让田埂上的智慧与学术殿堂的对话相互照亮——既要“沉得下去”抓取泥土中的文化密码，又要“浮得上来”将其升华为可迁移的理论命题。
第三诀：“活”——激活课堂动能。“活”的本质是打破案例教学的单向灌输困境，通过教学设计革新与参与机制设计，使案例成为激发思辨、模拟决策、建构共识的催化剂。那么，如何做到“活”呢？首先，可设计“两难困境”，驱动深度思辨。在案例中植入不可调和的价值冲突，迫使学员在多重约束下进行抉择，模拟真实决策的复杂性。其次，以开放性结局替代标准答案：引导学员通过立场博弈、方案攻辩，体验政策制定的权衡艺术与责任伦理。最后，构建多主体交互的课堂生态：运用角色代入法（如模拟镇长、信访群众、企业代表），让学员在利益对立中理解多元诉求的合理性，培养换位思考的治理能力。活，是让案例从纸面“站起来”、让学员从座位“吵起来”、让理论从教条“用起来”——课堂的每一次争鸣，都是治理能力的实战淬火。
案例的“深”与“活”存在内在的辩证关系。深是活的基础：无理论深度的案例如无骨之肉，难以支撑高阶思辨；活是深的升华：无课堂激活的深挖只是知识囤积，唯有通过“活”的教学设计，才能将地方性智慧转化为可迁移的治理能力。二者统一于“从实践中萃取理论，用理论反哺实践”的干部教育本质，这正是党校案例教学的独特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