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有效的技术变革和制度创新，使狮子型干部脱颖而出，打造一支有战斗力的浙江铁军?上城区通过大数据日常考评，强化领导干部的责任落实，重塑了党政部门间的纵横协同机制，提高党政系统对外回应能力，是推进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有益探索。

一、上城实践的主要做法和成效

（一）深度整合的技术平台，实现了工作落实机制变革

一是层层传导落实压力。上城区以党委全会报告和政府工作报告为纲，将所有工作按照任务、项目、计划、进程进行四层的逐级细化，并与区级、正处、副处、科级领导层级对应匹配挂钩，从而建立一套责任驱动型的工作落实机制。二是多种监督形成合力。“实绩研判”中发现的问题进行分级督查督促和问责，轻微问题由系统负责通知，一般问题由区委办区府办督促解决，严重问题由区纪委监察局效能作风督查、区委组织部干部约谈进行处置，使原来分散在区委督查室、政府督查科、考评办、纪委、组织部等部门的监督力量实现了有效整合。三是部门协同更加顺畅。在实绩系统中，跨部门协同的工作任务，进度等信息无障碍共享，领导责任、分管责任、执行责任、配合责任清晰界定，相关各方可以通过APP终端互看、互促，实绩系统推广以来，需要开协调会的少了，推诿责任的少了，主动迈一步的多了。

（二）全息记录的实绩账本，为干部管理提供了重要依据

“实绩系统”记录的内容涵盖了上城党委政府所有重点工作，工作责任人、进度和结果都完整留痕，全面客观地反映了干部实绩。一是使“实绩”导向有更好的抓手。几年下来，海量的数据就变成了研判干部的“实绩账本”，为实绩分析提供了很好的参考。二是“显绩”和“潜绩”区分有了合理的参考。“实绩系统”对全部重点工作全过程都大数据记录，这样既看得到任上做出的实绩，又要看得到前任留下的基础；既看得到眼前的业绩，又看得到留给下任的包袱；既看得到群众的评价，又要看得到关键时刻的表现，方便了全面、历史、辩证地考察识别干部。三是“能上能下”更有依据。当前，在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的进程中，对于那些“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看摊守业、激情衰退的干部一直缺乏依据，“实绩记录系统”对每位区管干部每年承担重点工作的情况一清二楚，那些多年来“干事不实”的“太平官”变得不再“太平”。四是不同部门干部实绩比较更有尺度。“实绩研判系统”中记录的工作都是经过“标准化”的任务子项，不同类别的项目在推进难度、工作耗时等方面变得相对可比较，为更大范围内的干部比较提供了参考。

（三）海量积累的大数据，为资源调配提供了明确方向

人随事走，财随事转这是资源配置的基本规律。2016年，实绩记录系统记录了上城区1193项重点工作，1000件领导批示交办事项,7513件民生服务事项，287452件社会联动事件，约40万件民情事项。在这些重点工作背后，资源配置是否合理，哪些领域的任务在逐年增加，而资源流入没有跟上，哪些领域的任务在萎缩，而财政资源的流入没有及时得到调整？通过大数据分析，可以得到很多有价值发现和精确数据。例如，对历年全区女性区管干部分年龄段人数比与承担工作对比分析，看出在超过50周岁以后，女性领导比男性更早退出实际工作，是一种不合理的现象；再如，分析发现实绩前66名区管干部（20%）的工作项目数占全区的76.8%。鲜明的数据既反映了在政府工作中许多二线干部“工作饱和度不够”的客观现实，也警示了二线干部的工作潜能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的问题。

二、上城实践的几点启示和建议

上城实践的成功之处在于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融合，使评干部和抓落实有机结合起来，畅通了部门间的互联互通机制，完善了重点工作的落实和监管机制，找到了借助信息技术优化内部治理，提高公共服务能力的切入点。

(一)加大大数据在干部考评中的应用力度，注重以干部评价促工作落实

党政系统运行存在两大难题：用人难和落实难。决策部署做出之后，对广大干部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狠抓落实。在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践行五大发展理念的过程中，在落实省委省政府三改一拆、五水共治、浙商回归的组合拳中，有些干部出现干净不足、不敢担当的现象。实绩记录研判系统最鲜明的特点是以评促干，把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层层分解，确责到人，各级领导干部的履职行为实时记录，全程留痕，自动生成实绩，实绩清单直接客观、公平可比、关联清晰，就是一本实绩账簿，孰是良币孰是劣币，一目了然。

（二）注重以信息共享促进跨部门协同，为“最多跑一次”提供内部支撑机制

最近，省委省政府推进提高公共服务效率、方便群众办事的“最多跑一次”改革，提出“加快打造审批事项最少、办事效率最高、政务环境最优的省份”的目标，要实现这个目标，离不开先进技术平台的支撑，上城区的“实绩系统”平台，通过移动终端APP实现了干部的“联网”，重点工作“入库”。工作信息和工作责任在不同部门得以快速共享和流转，群众反映的事项进展情况系统可以实时监测、出现延自动提醒，对于跨部门事项，联合督查，减少了部门间的推诿扯皮。如果能进一步开发，使系统与便民服务事项对接起来，必将为“最多跑一次”提供有力的内部治理支撑。

（三）重视对公共治理数据的挖掘，使公共决策更加精准化

“大数据”真正价值在于通过数据分析,揭示数据背后的真相或规律。“实绩研判系统”在重点工作分配、财政资源的流向，干部履职表现等方面形成了海量数据。如能在统计汇总基础上，向社会团体特别是政府智库开放这些数据，使它们发挥专业优势对这些数据进行深度开发和再加工，为干部政绩的研判，重点工作的科学分配、财政资源的合理配置等公共决策提供依据，推进经验决策向精准决策的转化。

（四）建立“互联网+政务”试验区，抢占中国智慧治理制高点

必须充分认识包括“大数据”和“物联网”在内的信息通信技术在推动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支撑和催化作用。上城区实绩评价改革以来，相继出台了《上城区领导干部实绩记录研判制度》、《杭州市上城区实绩记录研判制度实施办法》等10多项规章制度，扫清了实绩系统推进的体制性障碍，确立了实绩评价的程序和规范。鉴于上城区探索成效和潜力,建议在进一步改进基础上，将上城区作为省“互联网+政务”的试验区。以便在技术变革促进制度变革、公共数据管理开放、数据隐私保护和信息安全等方面积累经验，打造中国智慧治理的浙江样板。

执笔：刘力锐  姚连营

课题组成员：段法雷 高抗 刘力锐 姚连营